地獄·天堂

在海外的某地，少女花兒的母親被繼父馬龍虐奸而死。花兒與馬龍共住在鄉間老宅，彼此難以接近。一天馬龍竟借酒施暴，虐奸了花兒，還縱火燒房。中年醫生文清途經此地，救出了花兒。文清將花兒帶到都市，收養了她，並將她改名為靜玲。十年後靜玲已成人，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養父文清。而文清則默默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年輕的時裝攝影師乃川偶遇靜玲就深深地受上了她，併發誓要娶她。在乃川瘋狂的追求下，靜玲產生了對態度噯昧的文清最後一試的決心。當希望破滅後，靜玲開始認真對待乃川的追求，乃川則頂住家族對靜玲身世的猜疑。就在這時，當年因奸孕繼女而入獄的馬龍刑滿釋放。他得知靜玲將與乃川結婚的消息後，就以靜玲的身世要挾、欺詐她，還提出肉慾的要求。靜玲忍無可忍，決意刺殺馬龍，但未獲成功。馬龍果然將靜玲的身世告訴給乃川，引起了軒然大波，乃川痛打了靜玲。靜玲回到家，未想到文清為洗刷自己感情曖昧的嫌疑，競半夜要去乃川家替靜玲修好。靜玲深受羞辱，就離家出走了。在路途上她又遭到馬龍劫持。為了讓她跟從他，馬龍還將當年強姦花兒所生的女兒尋來。這時文清和乃川也尋找而來。馬龍絕望之中又強姦了靜玲，以毀滅她的未來，自己也奪刀自盡。靜玲最終自毀容貌，引刀自殺 ^[1]  。

（以上參考資料 ^[3]  ）

（以上參考資料 ^[1]  ）

該片是一部足以振聾發聵的影片，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表現上，它都能夠給人以充分的震撼。從該片的思想內容上看，被視為正面人物的文清、乃川和靜玲，在影片最後變成了被揭露、批判和鞭答的對象。相反，幹下亂倫與強姦罪行的反面人物馬龍，反倒在影片的後部顯示出充分、正常的人性，似乎比前面的三個人物更富有人情味。經過精心的和富於深意的處理，文清、乃川、靜玲的自私、怯懦、冷酷與殘忍，到劇情所展示的矛盾在高潮場面中集中爆發的時候，突然與強姦犯馬龍形成了有力而鮮明的反襯。影片開頭與結尾精心安排的象徵性場面的內涵，由此也被髮掘出來從而變得極其明確和有力，即對於什麼是人性的善惡美醜，編導從中都引申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從藝術表現上看，編導也似乎在刻意地要求，以音響、造型、表演的獨特別緻給觀眾以強烈的感官與心靈的刺激，使觀眾從影片所給予的“陌生感”“間離效果”中，引發渾長而苦澀的思考。讓觀眾通過影片看清人自身的醜惡與不幸，從中實現關於生活與人的心靈與思想的飛躍。影片中那温情脈脈的慈愛與關懷，那美麗豪華的生活環境，那清新悦目的大自然，説到底卻只不過是生活所給予的虛幻的假象罷了。編導通過把一個情節性很強的故事拆得七零八碎，剔除情節本身的血肉，打亂它自身自然的邏輯過程，來淡化以至消除它本來可以引起的“煽情”效應亦即足以催人淚下的藝術感染力，賦予樸素的生活過程以如此崎嶇的形式，並在情節的自然發展當中加進這麼多明顯的非現實的音響、造型和表演因素。這一切都是為了通過這些高度觀念化、程式化、符號化、陌生化、人為化的藝術表現來告訴世人：生活，並不是像外表上所看到的，直覺中所感到的，願望中所想象的那樣；在生活的底裏，甚至在人們自身的心靈深處，也許是人們自身都尚未意識到的潛意識、下意識的精神與心靈的深層，都處處埋藏着不少與人們自身的願望、理想、憧憬、追求相悖離的東西（《電影藝術》評） ^[5]  。

該片不能給人以快感和美感，更難給人以教化和啓迪。由於影片中的人、情、事、理顯得畸形和扭曲，因而給人的感覺是苦澀和彆扭。特別是人物之間的恩怨情仇，都有悖於觀眾所能接受和認可的常態和程度。該片試圖揭示世俗像地獄一樣冷酷，但令觀眾覺得，幻想也和天堂一樣虛無；試圖表現劇中男人是道貌岸然的虛偽，但令觀眾覺得，劇中女人是少智無能的幼稚。該片故事悲慘而不悲壯，影片悲觀而不美觀，能引出觀眾的憐憫之淚，不能激發觀眾的奮進之情（《電影評介》評） ^[6]  。

該片在人物處理上有明顯的失誤。在該片中對那位時裝公司的青年老闆乃川從開始追求靜玲到知道她的底細取消婚禮的過程，展現得比較細膩，但最後他又與文清一起去找靜玲，呼喚她回到自己身邊，並答應婚禮照常進行。這個轉變就顯得突然而有人為之感。最後那場“靜玲之死”是全片的高潮，但在這場高潮戲中，文清和乃川這兩個男人的形象顯得蒼白無力。他們是在“覺悟”後竭盡全力去救靜玲的，而靜玲的悲劇卻又在他們的眼皮底下發生，他們竟一點辦法、一點作為都沒有。此外，靜玲的繼父馬龍在片中的行為是醜陋的、獸性的，但他在關鍵時刻的那些表白，卻沒有及時有力的批駁，起了開脱他罪行的作用。後他又把着靜玲的手用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徹底的解脱。該片對這個人物醜陋行為的展現過多，在展現中又讓他自己來表白、辯解，而對他的駁斥和鞭撻不力（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陸壽鈞評）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