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有耳

李澳中，丹邑縣刑警隊的鐵血隊長。犯罪分子眼裏的一尊神。他捨棄了刑警隊長的職務，自願調到一個山區小鎮神農鎮擔任一個派出所副所長，這到底是為什麼?

在一個充滿巧合的日子裏，新上任的李澳中和美國醫學家墨爾森-杜道夫同時走進了古老的神農鎮。社道夫專注於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症研究，這是種很罕見的遺傳性基因疾病，全世界範圍內的患者統計概率為三十萬分之一，然而病患者卻在神農鎮大量地出現，這又是什麼原因?

振聾發聵的社會派懸疑小説，敬請觀賞。

陳漸 1978年生。河南人，現居鄭州。 曾為著名期刊《武俠故事》執行主編。發掘並推出子。茱、睛川、馬大志等武俠小説作家。作為編輯的同時，也傾心於類型小説的創作。已出版作品有懸疑小説《弗洛伊德禁地》、 《地獄傳媒》。玄幻小説《帝世紀》等。

第一章　MADE IN神農鎮

第二章　與幽靈對話

第三章　沒有敵人的戰爭

第四章　警察職責

第五章　漩渦中心

第六章　打假風暴

第七章　神廟

第八章　最後一次交易

第九章　活着的底線

第十章　捕獵

第十一章　秘密修道院

第十二章　有一種罪惡叫生存

第十三章　從未打開的門

（本文發表於《謎小説》2010年第3輯，有刪改）

從《謎小説》編輯老魚那裏拿到《神農鎮》電子稿的時候，小説才剛剛開始在2010年第1輯的雜誌上連載，名字叫《地下有耳》，而小説的作者則是曾任《武俠故事》主編的陳漸，他著有長篇青春校園小説《大學橋》，懸疑小説《地獄傳媒》《弗洛伊德禁地》，奇幻小説《五陵·帝世紀》（《飛·奇幻世界》連載）等。

《地下有耳》是陳漸的第三部懸疑小説，在此之前，我只看過他的《弗洛伊德禁地》，但卻印象深刻，這是一部以弗洛伊德心理學理論為核心的心理懸疑小説，構思巧妙，驚悚氛圍營造十分到位，是我至今讀過的最好的心理懸疑小説之一。

於是，我懷着一種期待，開始了《地下有耳》的閲讀之旅。

一個有着龐大造假產業鏈的小鎮，一個為了給孩子治病可以犧牲一切的警察，一本（其實是三本）隱藏着一段隱秘歷史的筆記本。一地、一人、一物，牽扯出一段令人恐懼又令人熱血沸騰的歷史往事，主人公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往穿梭，尋找着關於自己身世和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的真相……

相比於作為心理懸疑小説的《弗洛伊德禁地》，《地下有耳》更像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説。

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具有三個基本特徵：細節的真實性、形象的典型性和具體描寫方式的客觀性。其中，典型化是現實主義的核心，現實主義要求作者從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選取有意義的人物與事件，經過個性化和概括化的藝術加工，創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環境。正如恩格斯説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地下有耳》是典型雙線敍事結構，明線講述的是一個關於打假、關於反腐的故事，這個也是現實中的故事，取材於當代社會，但卻更具典型意義。一個有着龐大造假產業鏈的小鎮，給全鎮、全縣、全市乃至全省的百姓帶來了豐厚的經歷利益，為了利益，各級高官、司法人員以權力維繫着這個製假產業，為製假者鞍前馬後，惟命是從。小説中的神農鎮作為造假基地，是一個典型的意象，我們生存的這個小小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放大了的神農鎮，到處製造着虛假，我們要懂得去分辨它。

小説中的暗線敍述的是一段和現實交織在一起的歷史往事，關於它的敍述則由那三本神秘的筆記本來完成，每一個筆記本的出現都會給明線的故事帶來一些轉折，就這樣一直推動着故事前進，直到揭開隱秘，真相大白。

《謎小説》為《地下有耳》打出的宣傳口號是“社會派懸疑力作”，應該是比較貼切的，其實“社會派”這個詞中國原本是沒有的，而是隨着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説的引進而出現的，近幾年來又隨着東野圭吾等日本作家作品的引進，越來越被廣大懸疑推理讀者所熟知。

由於現實主義文學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故高爾基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日本文壇則被稱為“社會派”文學。日本社會派文學除了包括上面所説的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興起的“社會派”推理小説，還包括60年代到70年代湧現的反映經濟高速增長期社會面面觀的主流文學——“社會派”。

社會派的精神在於“社會批判，描寫人性”。以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説為例，它改變了以往的推理小説偏重案情剖析，忽視表現人與人思想感情的缺陷，在保留嚴密推理的基礎上，重視挖掘案情發生的動機，追究犯罪的社會原因，並以社會現實生活為背景，展現了政界、商界、金融界、乃至國際間複雜的鬥爭；小説中又常常穿插愛情和驚險故事，因此情節曲折，懸念迭生，結局意外，這些就成為它吸引人的重要特點。這些特點在《地下有耳》一書中均有體現，所以毫無疑問，《地下有耳》屬於社會派。

社會派懸疑目的不在“懸疑”，而在於“社會批判，描寫人性”，“懸疑”則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其實所有懸疑小説中的“懸疑”都只是一種手段，一種講一個吸引讀者的好故事的手段。剝去了懸疑這層外皮，就這剩下小説本身了，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要看的東西。想要通過懸疑小説來尋求感官刺激還不如看鬼故事來得痛快。所以，在我看來，評價一個小説文本好壞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好故事，和這個故事能否給人帶來思考。

國內原創懸疑小説如果能夠不通過那些血腥謀殺來攫取讀者眼球，而更多地關注社會、關注人性，走社會派道路的話，我相信，這才是中國懸疑小説避免低俗、貼近主流的出路之一。懸疑需要社會派精神，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主流文學社會派精神缺失的境況下，懸疑文學可以根據自身的類型特點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與嘗試。

【以下內容在發表時被編輯刪掉】

對於《地下有耳》，我不想過多劇透，本想就此打住，但在無意之間發現了作者陳漸的博客之後，我發現了一個更加吸引我的話題。

其實《地下有耳》曾於2008年末在陳漸的博客上連載了一部分，那時名字被作者改為《復活：1966》。1966，相信對於經歷了那場浩劫的人來説這是多麼醒目的一個年份啊！它也牽扯出中國當代最為敏感的一個字眼：文革，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開端。沒錯，《地下有耳》中那段隱秘的歷史就是關於文革的。

陳漸曾坦言，他是一個喜歡研究人羣心理的作者，也許這也是他能夠寫出如《弗洛伊德禁地》這般精彩而深刻的心理懸疑小説的原因吧。我想他寫這部小説的初衷也不是為了給文革翻案，而是為了反思，反思那段歷史，也反思當下的社會。

三十多年前，那是一個個人性大爆炸的年代，國人骨子裏的毀滅欲與統治欲被激發出來。那個年代有許多個人悲劇，但更應該説那是集體的悲劇、時代的悲劇和歷史的悲劇，是將個人性放大到集體層面和國家層面而導致的悲劇。而近年來的一些羣體性事件也使作者敏鋭地察覺到，有一種情緒正在整個當代社會中慢慢滋生——那種文革的運動式狂熱與憤怒。

“蟄伏了三十年，國人內心的運動式狂熱和對集體行為的崇拜，又開始復活了。這就是為什麼叫這個名字的原因。”陳漸如是説。

然而，這部小説當時幾經周折卻並未出版，我曾拿老魚發給我的這篇電子稿與博客連載版本進行對比，發現關於描述文革的那部分似乎刪減了不少，而從目前雜誌連載的內容上看則更是“精簡”了許多。也許這和小説涉及到文革的內容有關，在出版審核方面有一些障礙，但我要説，歷史總歸是要面對的，迴避是沒有用的，該面對的早晚要面對。但對此，我們不翻案，只反思！

201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