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畝

清代的丁銀是沿襲明代的丁銀而來的，但丁銀編徵作為中央政府賦税徵解的內容，則是清代的事情。在明代，丁銀與裏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由地方官員徵用，並不上繳明中央政府，實際上這項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在明朝中央政府那裏，也沒有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只有户丁的總數，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中央政府也未涉及丁銀的處理以及如何支配的問題。

清朝定鼎北京後，以加強中央集權和籌集軍餉為中心，同時強化對地方財務的管理。大致説來，自順治二年（1645年）始，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地方官將丁銀隨同田賦一起上繳，同時對於人丁的編審也逐漸制度化，以保證丁銀的徵解。清初原定三年一編審，順治十三年（1656年）改為五年一次編審人丁。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命令各直省將編審人丁造冊送部。順治十七年（1660年）覆準，“直省每歲終，各將丁徭賦籍彙報總數，觀户口消長，以定州縣考成”。通過這些措施，在剝奪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銀權力的基礎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徵用丁銀。

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佈了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直省徭裏銀3008900兩9錢，米12570石1鬥”。丁銀成了清朝中央政府賦税徵收的重要內容。 ^{[6]  [7]} 

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在奏摺中説：“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丁銀的編徵自始就存在着弊端。康熙初年曾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的陸隴其對此曾分析説：“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以家之貧富為丁銀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舊習，每遇編審，有司務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賠，既而逃亡，勢所必然。”這種户丁編審中的虛報和浮誇之風在很多地區都存在。

而官員紳衿利用優免特權隱漏人丁，奸猾之徒又託為客籍以為規避，而丁銀項目仍然存在，結果便落在貧苦農民的身上。其中在實行户等編審制的地區，出現了利用户等進行放富差貧的現象。如山東曹縣，“豪強盡行花詭，得逃上則；下户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升户”，結果“其間家無寸土，餬口不足，叫號籲天者，皆冊中所載中等户則也”。這樣一來，一方面，封建官府為追求溢額在編審時多行虛誇；另一方面舍富就貧，丁銀溢額增多的結果便是使中下層民眾承擔起更多的丁銀來，飽受“代納”和“包賠”之苦。

這樣一種丁銀編徵，使得階級矛盾更趨激化。對於丁賦的徵收來説，其結果是“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6]  [8]} 

康熙時期解決了長達八年的吳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戰爭，收復了被鄭經割據多年的台灣，驅逐了佔據中國黑龍江地區的沙俄勢力，又出征蒙藏平定準噶爾部蒙古貴族分裂勢力的動亂，連年的征戰耗費大量財力再加上各級官員貪腐，老百姓過得很苦。康熙帝本人親民愛民，常自覺民間疾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説：“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次年，康熙帝又説：“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為生？” ^[9]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賦”。 ^[9] 

後來全面行攤丁入畝的雍正帝也常稟承先皇遺訓，曾多次面諭羣臣要勤政愛民，説他自己“勤求民瘼，事無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雍正在其繼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別發佈諭令，要他們把錢糧徵收放在所負之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對直接徵收錢糧的州縣官諭令尤嚴，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 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這就是説，除了確保國家財政足額，亦強調其社會公正的維護和社會心理的引導，也就是通過寬免賦税的的政策來營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會氛圍。 ^[7]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税的固定數（固定丁銀），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税。 ^[10] 

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普遍推行“攤丁入畝”，把固定下來的丁税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不再以人為對象徵收丁税。 ^[10] 

攤丁以後，無地農民不再負擔丁税，這自不待言。少地農民的情況，由於以前按人徵丁時，他們人數最多，又經常受到來自地主及其他有權有勢者的負擔轉嫁，故其負擔遠超過按其土地財產應當承納的比例。而在攤丁以後，按土地或田賦數均攤丁銀，這部分農民土地較少，負擔自然較前減輕；攤丁後紳衿優免權取消，他們的土地一例攤銀，從而負擔丁銀的土地數量增加，也使得農民負擔相對減輕一些。如下表。 ^[19] 

根據表格顯示，變化是相當明顯的：無地農民不再負擔丁税，這自不待言。佔地30畝以下的人丁攤丁後負擔明顯減輕了，而佔地60畝以上的人丁則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負擔，佔地愈多，增加負擔也愈多。 ^[19] 

按照當時華北地區的平均耕地情況及生產力發展水平，佔地在30畝以下的人丁應該屬於耕地不十分充裕的自耕農民，其中佔地在10畝以下的屬於貧苦農民。在現存獲鹿縣審冊中，這兩部分人丁合計約佔全部人丁的2/3。無地人丁約佔全部人丁的百分之十七八。就是説，中等偏下人丁、貧苦人丁和無地人丁這些在攤丁中受益的人丁，約佔全部人丁的80%以上，可以説是絕大部分。 ^[19] 

同時佔地在30畝以上、60畝以下的中等偏上的農民，他們人數不到全部人丁的10%，土地數約佔全部土地的20%。視各地區情況有略微增加或減少，負擔基本沒有變化。 ^[19] 

而人丁佔地都在60畝以上，應屬當時較為富裕的農民或者地主。這部分人在審冊全部人丁中約佔4%，其土地數佔全部土地的將近40%。正是因為這些人丁的土地比例遠遠高於他們人數的比例，在按地攤丁以後，特別是人丁佔地100畝以上，他們的丁銀負擔較之攤丁前大大增加了。 ^[19] 

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的税制改革，丁銀與田賦以田畝多少為徵收依據，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這樣的改革有助於緩和社會矛盾、釋放社會活力、促進生產發展。

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户、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税併入財產税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税；由於徵税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鬆了對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脱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鬆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10]  [13]} 

攤丁入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税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官紳地主。 ^[14]  不知給多少窮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鎖，剷除了多少官員的搖錢樹。 ^[15] 

清代有人説，攤丁入地標誌着“數千年來力役之徵一旦改除” ^[19] 

浙江《嘉興府志》評價説：“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到雍正末年，國家庫存銀兩由康熙末年的800萬兩增加到6000多萬兩。全國人口更是由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1913萬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3.01多億人。中國封建社會由此出現了最後一次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濟寧州志》在評論“攤丁入地”的意義時説：“濟之改九則即三等九則制行條鞭已百年矣。……然時役在賦中，時或役在賦外。《會典》雲：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者，有丁隨甲派者，有丁從丁派者，一省之內，則例各殊。……至此始歸劃一，從古未有之善政也。” ^[16] 

中紀委刊文：實行“攤丁入畝”之後，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沒土地的不交，不知給多少窮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鎖，剷除了多少官員的搖錢樹。對地主老財和貪官來説，這當然是“嚴苛”！ ^[15] 

“攤丁入畝”政策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是我國賦税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加強了封建統治，促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輕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13]  [17]} 

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攤丁入畝政策有明顯的侷限性。它沒有消除反而加強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從根本上講，它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長久統治，牢固統治的利益。它使封建統治更加牢固。事實上，攤丁入畝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首先是千百萬勞動人民反抗賦役不均所進行的激烈鬥爭的結果；雖然名義上陸續在各省實行，但不可能持久認真地貫徹執行。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