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

《在酒樓上》以“我”的角度講述了“我”與呂緯甫的故事。這裏的“我”並不是小説的中心人物，也不只是一個旁觀的敍述者，而是參與到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我”和呂緯甫具有許多共同點“我們”曾是一起去城隍廟拔掉神像鬍子的新青年；是議會討論“改革中國”的方法道路而打起來、激情澎湃的青年。“我們”雖然曾經都擁有激情澎湃的理想，如今卻因為革命的失敗以及生活的無奈而落入沮喪和彷徨中的中年人。不同的是“我”和呂緯甫同樣面對生活的無聊和寂寞，他們的選擇卻不同。“我”堅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進、反抗，而呂緯甫卻選擇放棄前進，迴歸到世俗生活當中。 ^[2] 

魯迅在“五四運動”之前，也就是正式進入文學生活之前，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一方面，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共同壓迫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另一方面，近代民族資產階級思想也十分活躍，使得人們的思想受到衝擊。當“五四運動”漸漸落幕後，知識分子不像之前那麼情緒高漲，而是也跟“五四運動”一樣，消沉了。《在酒樓上》正是創作於這一時期。 ^[3]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當初曾以戰士的英姿現身，但在屢遭挫折後變得一蹶不振，小説對呂緯甫的命運遭際，一方面給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鋭的批評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態度對待現實的消極情緒，魯迅是將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為徹底反封建的對立物來加以針砭的，在這種針砭中，正寄託着魯迅對於知識分子作為一種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在魯迅看來，呂緯甫在新舊之爭中，不再堅持鮮明的反封建立場，人生態度變得頹唐，那實在太令人失望，也實在不足為訓了。 ^[4] 

《在酒樓上》裏，小説的開頭就交代了“我”的身份和經歷，“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可以看到“我”的生活漂泊不定，想造訪的幾位舊同事也都不知散到哪裏去了。由“我”的境遇引出了對當時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普遍離索狀態的描寫，同時引出了主人公呂緯甫，兩人在酒樓中重逢。 ^[5] 

與《孔乙己》《阿Q正傳》《藥》等小説不同，《在酒樓上》的主人公不是阿Q式的麻木的老中國兒女，而是覺醒了的新人。但是，魯迅筆下的覺醒者，這些已經獲得自我意識的年輕的知識者們，不但沒有人性獲得自由的興奮、歡愉，反而產生了那種“夢醒了無路可走”的更加深沉的悲劇感受，魯迅揭示給讀者的是人的自由的艱難和沉重。

覺醒者作為人的存在必須與“物”打交道，而外部世界，“他人”——封建文化卻通過“物”對覺醒者構成毀滅性的打擊，使覺醒者的自我實現成為泡影。覺醒者首先必須獲得一定的物質生活保障，否則難以立足。呂緯甫為了餬口度日就不能不教“子曰詩云”，否則連每個月二十元的生活費用也無法得到，他也就無法生存。但是，教“子曰詩云”又意味着向現實屈服，走向自我毀滅。這是一種二難境地：要實現自我，與現實對立，就無法生存；要生存，就得向現實妥協、毀滅自我。二者中任何一種都意味着人的毀滅。

小説還暗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矛盾——覺醒者為情感所束縛。呂緯甫的主要行動就是依從母親的囑託給小弟弟遷墳，為順姑送剪絨花。為了不傷害母親的心，呂緯甫在遷墳過程中始終是一絲不苟。他給順姑送剪絨花，一方面是母親的囑託，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感情在內。小説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當年順姑請呂緯甫吃蕎麥粉的情節，情深意濃，富有人情味。呂緯甫一方面人渴望與他人的聯繫；另一方面人又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在與他人的聯繫中難免成為他人的傀儡。這種矛盾是人的存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與人的存在俱來的悲劇。

然而，作者所表達的不僅僅是絕望，還有直麪人生的勇氣，這種勇氣正是希望所在。 ^[6] 

人物、情節、環境是傳統小説裏的三大要素，而情節是最重要的要素。但魯迅把《在酒樓》的情節減少到了最低限度：第一敍述者“我”冒雪從洛思旅館走到一石居，以逃避客中的無聊，與舊友不期而遇，兩人一番把酒對酌言談，聽完主敍述者呂緯甫的一連串獨白之後，各自順着來時的路返回。從我遇舊友到舊友談別後狀況，“遷墳”“送剪絨花”“教授子曰”等主故事，件件皆是同質關係，沒有壘營分明的衝突；沒有精巧而出人意料的巧合，沒有扣人心絃的懸念，只有一個充滿抒情意味的酌酒閒話場景。這幾件篇幅重大的事件，雖然與魯迅本人的親生經歷相關，但其主功能並非詳細記錄某副現實社會真實的生活圖景，集結某一宏大主題，即既非曹雪芹寫《紅樓夢》般的目的，也非福樓拜對包法利夫人的塑造結果。而是通過這幾件事情藴蓄、重複、強調“模模糊糊”的生活狀態和無聊、孤獨、負疚等情緒。

該小説情節淡化，無論是“我”，還是呂緯甫都不再是能夠屢屢製造懸念，掌握全局，推動着事件的發生、發展、甚至是變更並決定結局方式的人物，而是糾結於“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狀態所帶來的頹唐和困惑，並沉浸於回憶過去“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不安於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物質性所帶來的循環和無聊，同時又無力去抵抗它們所織的網羅，甚至被他們所奴役，為了世俗情理去“遷墳”、“送剪絨花”；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去教“子曰、詩云”這類壓抑人性的課程。呂緯甫雖然敏於體驗、感受，甚至能夠進行深刻而徹底的自我反省，但卻失去了傳統小説當中人物應對艱難環境時所爆發出的強大行動力。他反覆咀嚼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感受，以至於能夠進行精確到位地敍述隱秘而細微的內心感覺。在“遷墳”過程中，當他決然地指令土工“掘開來”時，感受到了自己聲音有些稀奇，並不無嘲諷地發現“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還能描述“我的心顫動着”這樣細節化、私人化的感受。分析自己本可以不必再給弟弟遷墳，但為了使母親安心，花掉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去遷一個空蕩蕩的墳，這一系列行為背後的荒唐、無聊和無意義。呂緯甫不光能夠細緻地探尋自己內心，還能敏鋭地觀察周圍的對象。“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對阿順的觀察如此用心和仔細；對舊友“我”的反應，呂緯甫亦是“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最為深刻的體認在於，呂緯甫對自己的評價“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但是他對生活的觀察力和對自我的感受力，只是化成了負疚和絕望交互感染的情緒體驗，這些體驗通過懺悔式的言説貫穿了整部作品，使小説以詩性的情感取勝而非曲折的情節。 ^[7] 

《在酒樓上》文本中，魯迅運用了色彩感非常強烈的自然意象及氣氛感熱烈的生活意象。它們在小説結構安排，素材連接，故事推進等方面都起到了用關鍵性的作用，讓主體和客體、日常世界和精神世界得以對接，“實現熱情與冷峻的平衡”最終達到“多重的抒情”，即反諷的抒情。“在魯迅小説的故事中，總是有看似不經意的幾筆對季節和天氣的描寫，而且故事大多發生在寒冷的季節”。《在酒樓上》也不另外，“深冬雪後，風景悽清”短短八個字，交代小説的季節、天氣，甚至是整體景物風貌，後面接上“懶散和懷舊的心情聯結起來”為小説奠定了基本的情感基調。洛思旅館“窗外只有漬痕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牆壁”“莓苔”及後面一石居的“店面”“招牌”“廢園”一切生活環境和日常生活物象無一不是被暗淡的詞彙所修飾的，它們共同地闡釋着“風景悽清”這個氛圍和感知。在見到呂緯甫這一主要敍述者之前，敍述者採用了重要的篇幅去描寫非人物性的環境背景，通過灰暗、頹敗、蕭條的環境去映襯“我”到達了S城後，物是人非的景象及心中因此產生的孤獨、無聊的心情和愁緒。舊同事不知散到哪裏去了，學校不僅改了模樣，還換了名稱；原先沒有的洛思旅館，“我”現在住在裏邊；所有的一切都讓“我”感到物非人亦非的生疏。 ^[7] 

與傳統的小説背景設置相較而言，《在酒樓上》的背景設置尤如一首詩歌，眾多的意象圍繞着“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而組建。洛思旅館窗外寂靜悽清的環境是“我”的情緒外化，也是在強化“我”的無聊，迫使我走向一石居的導火索。一石居中依然以個體意象的集合組合成整體主觀的情緒體驗。這酒樓的一切物件都將成為“我”和呂緯甫情感觀照的對象，回憶的載體和投射物。 ^[7] 

近代文學家周作人：“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説”。 ^[4]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樹人。生於1881年，1936年去世。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 後從事文藝工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 發表了《摩羅詩力説》《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魯迅的小説、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説《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