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龍山暴動

向中國東北移民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主要國策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活動實行血程鎮壓，瘋狂圍剿東北抗日武裝，同時加快了移民步伐。日本實施移民計劃是以掠奪中國農民土地為先決條件的，這就觸動了中國農民的命根子。

日本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島國，明治維新以前一直處於封建幕府的統治之下。明治維新後，日本逐步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明治政府制定了一項“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擴張政策。日本軍國主義把擴張的目標首先對準中國東北。

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侵略計劃開始實施於1932年。最初的農業移民主力全為日本的在鄉軍人，攜帶武器、集團編隊移入，因此稱“武裝移民”。這種“武裝移民”的特徵主要表現在軍事、政治目的上,即“在滿洲國內扶植日本的現實勢力，充實日滿兩國國防,維持滿洲國治安並建立以日本民族為指導以謀求文化之成就為重點”。

日本武裝移民的首選地點是三江平原的依蘭、樺川、勃利三縣交界一帶。因這一地區與蘇聯遠東地區毗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同時，這一地區的人民羣眾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抗日鬥爭極為活躍,對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威脅極大，武裝移民遷居這裏，對鎮壓這一地區人民羣眾的抗日鬥爭,強化日偽統治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這一地區又正處於三江平原的腹地，物產豐富,是一座天然的大糧倉，是日本侵略者資源掠奪的重要地區。日本第一次武裝移民團492人於1932年10月抵達佳木斯,翌年2月移居樺川縣永豐鎮,第二批武裝移民團494人於1933年7月到達依蘭縣土龍山區的七虎力河。

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是與大量掠奪東北農民土地同時並進的。1932年2月關東軍統治部確定的《移民方策案》和《日本移民案要綱》提出:“作為農業移民用地，應該確保的土地面積,預定為‘新國家’的‘無償提供地’1031500町步，‘收買地’636500町步，合計1668000町步”。

第一次武裝移民團遷入永豐鎮時,移民團強行和永豐鎮達成《第一次特別移民用地議定書》,把移民用地的區劃定為:“以永豐鎮東門外的孟家崗為基點，從基點到西南約8000米的高地，向東沿山脊至青山嘴。從基點至正西的鐵嶺河，向北沿河至孟家崗北溝山坎，向東沿山脊至七星碾子”。這樣，就有大約4.5萬町步的土地被強行徵用了。永豐鎮原有99户共400名中國人被強制遷出移民區，每人只象徵性地發給遷移費5元。移民團全部侵入永豐鎮時，“在農場的滿人農民已無一人”。

1933年，根據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的指示，當時駐屯在哈爾濱的第10師團又提出在依蘭、樺川、勃利、寶清、虎村、密山等縣強行徵用165萬垧可耕地的“報告”，規定不論生地、熟地，每垧一律一元錢。 如此低廉的價格實際上是明目張膽的搶劫。

為了實施這一強行“徵用”土地的方案，1934年1月, 關東軍司令部、日本拓務省及關東軍部分師團等聯合成立了土地“收買”機構,並由第10師團等組成特別工作班第2班,具體執行“收買”任務。2月初,第2工作班召開依、樺、勃三縣聯合“收買”土地會議。2月中旬，第二班又移到依蘭縣，日軍手持刺刀闖入農民家,翻箱倒櫃,強收地照。這種手段是日軍掠奪農民土地的普遍行為。 ^[2] 

土龍山是依蘭縣的一個行政區，其中心為太平鎮。土龍山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當地人民曾自發武裝起來，跟隨李杜將軍奮起抗日。九一八事變後，這裏被選為日本移民的重點地區。1933年春季以來，偽依蘭縣公署按照日本人的旨意，曾幾次開會部署關於移民佔用土地問題和收繳私槍問題。夏天，他們收繳了湖南營和孟家崗部分農民的地照“以不適當的低廉價格甚至連學校用地都強行收買”。至秋，又開始在各保進行私槍登記，準備繳槍。土龍山地區農民感到，土地是命根子，槍支是保護生命財產的自衞武器，失去土地和槍支，就等於失去一切。因此，被逼得走投無路的農民準備奮起反抗。一些地主富農對日本強徵土地也不滿，他們深感生存受到威脅。在農民羣眾反抗精神的鼓舞下，也加入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列。中共土龍山地下黨組織深入到各保去鼓動宣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武裝移民的侵略行徑，號召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武裝暴動。

1934年3月8日，在依蘭王龍山地區五保地方終於爆發了由謝文東、景振卿領導的農民大暴動，參加暴動的農民有2000餘名。3月9日下午，暴動隊伍兵分兩路，向土龍山街裏進發，二保隊伍由南門先進街，解除了偽警察署的武裝，五保隊伍在東門外阻截敵人進攻兵力。

當時在依蘭地區主持移民工作的日本關東軍第10師團第63聯隊長飯冢大佐親自出馬鎮壓暴動。3月10日清晨，飯冢率一批人馬向土龍山進發，遭到預先埋伏在公路兩旁院套內暴動農民的阻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戰鬥，飯冢大佐被擊斃，其餘日偽軍有的被擊斃，有的被俘獲，無一脱逃。

暴動當時震動了中外，《大公報》和《紐約時報》都作了報道。

土龍山農民暴動震撼了日偽統治當局，關東軍立即調集兵力前往鎮壓。3月10日夜間，依蘭縣敵人接到飯冢下落不明的報告，佳木斯日軍警備隊立即派出部隊增援。日軍的橫山部隊也從依蘭出動，直奔土龍山。3月12日，暴動隊伍主動撤出太平鎮，經五道崗到達半截河，在此召開整編會議。會議決定將暴動農民組成“民眾救國軍”，推舉謝文東為司令、景振卿任前敵總指揮。前來投奔救國軍的羣眾達萬人之眾。 ^[2] 

關東軍認為如不徹底鎮壓暴動農民，以後將無法維持日本在這一地區的殖民統治和向這一地區移民，於是調集大批兵力殺氣騰騰地向土龍山進攻。暴動隊伍堅持鬥爭，使敵人受挫。到4月初，日偽當局又指派遠騰總務廳長出面，在哈爾濱召開會議，多方研究與策劃，派偽吉林省總務廳長三浦前往鎮壓。在日軍第3師團和偽軍第4軍管區的配合下，經過一個多月的軍事“討伐”和分化瓦解，暴動隊伍人員傷亡嚴重，謝文東不得不率隊轉移。同年10月12日，暴動隊伍在樺木崗附近渡河時，突遭日軍出其不意的襲擊與包圍，經一場激戰，暴動隊伍慘敗，謝文東僅帶少數部下退入深山中。歷時七個月的轟轟烈烈的土龍山農民暴動，被日本侵略者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在日軍“討伐”、圍剿暴動隊伍的同時，王龍山地區的百姓也遭到一場空前的浩劫。土龍山地區的農民襲擊強佔他們土地的移民團並幫助民眾救國軍抗擊日本侵略者，關東軍對這一地區的人民進行瘋狂的報復。他們在這一地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

日軍在北半截河子一帶：

“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日本騎兵隊和彌榮（孟家崗）開拓團守備隊，以三輛汽車開路，滿載日本兵，帶着機關槍、迫擊炮等武器，馬隊在後面，向北半截河子殺來。先到後居園屯開始燒殺，屯裏20幾户人家，除不在家的人外，都被日軍用刺刀、機槍殺害了。所有房屋、柴火垛甚至垃圾都用火點着了。”日軍在後居園屯燒殺後，又血洗了馬青山、崔和、秦奎武、韓國文、王德花、蘭西先生等村屯。日本兵見人就殺，見房就燒。尤其在血洗韓國文院套時，把附近村屯逃難到他院套裏的200多鄉親，全部用槍掃死。從韓國文門前到西溝子六里地的大道上，死户橫躺豎卧，遍地是血。有不懂事的孩子還趴在死去媽媽的懷裏找奶吃。

日軍在九里六屯：

九里六屯是土龍山區的一個村屯，分為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是個有200多户人家，幾條大街並有各種工商門市的一個較大的村子，然而一夜之間就被日軍毀為一片廢墟。

據梁文秀、許慶、李福申等老人回憶，連下了幾天大雪後的3月19日早8時，從閻家方面來了三輛日軍偵察車，被當時駐守在屯子裏的民眾救國軍和大排隊100多人阻擊。沒被打中的一輛車跑回湖南營報信去了。下午2時許，日軍又開來四五十輛汽車，進攻九里六屯，戰鬥直打到半夜，最後終因寡不敵眾，民眾救國軍和大排隊掩護部分百姓撤走。

日軍聽屯裏槍聲不響了，衝進屯子開始血洗。日軍手拿汽油火把，見房就點，連下屋、豬圈、狗窩、柴草垛都不放過，屯裏火光沖天。日本兵見人就殺，躲在草垛裏的人被活活燒死，鑽進烷洞裏的人也被出來用刺刀桶死；日軍對逃難的百姓也尾追不放，他們追上逃到東南山根下的28名羣眾，用草繩子一個個捆起來，並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然後用機槍把他們全部打死；日本兵又把80來名躲在草房內的百姓活活燒死。在下九里六屯，日軍打死因恐懼而逃跑的小女孩，把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婦女挑死在烷下，把20多歲的姑娘姦污後槍殺，把躲在蘿蔔窖的人用機槍掃射死。

日軍在五保地區：

據親眼目賭日軍殘暴行徑的徐萬福、尚春岐、張洪仁回憶，日軍在五保地區的徐爽屯、四合屯、老張鄉屯也進行了燒殺。日軍把無辜百姓都稱為“馬鬍子”用刀砍死。在四合屯燒掉70多間房屋，在老張鄉屯燒掉37間房子。

日軍此次在土龍山地區的屠殺是極其殘酷的，在這次慘案中，土龍山地區被血洗村屯12個，房屋被燒燬1000餘間，遭殺戮的百姓1100多人，被毀糧食70餘萬斤，死傷性畜290餘頭。 ^[2] 

土龍山農民武裝抗日暴動，打響了東北農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成功第一槍，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在中國抗日鬥爭歷史上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對日本“開拓團”成員的心理上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打亂了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方針，動搖了日本當局的移民政策。　　

土龍山暴動發生時，也正值東北軍中抗戰部隊抗日鬥爭相繼失敗，民眾組成的義勇軍主力潰退。而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正處在初創階段，東北抗日聯軍尚未成立，東北正處在危急關頭。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土龍山農民燃起抗日烽火，以氣壯山河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民族精神，對佳木斯地區人民羣眾的抗日鬥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於當時由低潮向高潮發展的東北抗日運動，有着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1991年8月1日，樺南縣政府在此地建立紀念碑，碑通高1.80米，碑座高0.60米，碑為長方體，碑身高1.20米，寬0.60米，厚0.10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