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體育之爭

所謂“土體育”，習慣上是指以武術為代表的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所謂“洋體育”，則是指由歐美傳入的近代田徑和球類運動項目。土洋體育之爭，實際就是當時一場關於中國是走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道路，還是走西洋體育發展道路的爭論。引發這場爭論的歷史背景首先是由國內外局勢的變動促成的。1928年“中、日、德三國田徑對抗賽”在東北大學舉行以後，德國體育的迅速發展再次為國人矚目；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體育界的“體育救國”呼聲再次高漲；中國在歷屆遠東運動會上的成績每況愈下。一連串的事件促使體育界重新檢討中國體育發展的道路。企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尋找答案。其直接動因則是因為1932年劉長春一人代表中國首次參加奧運會，並在100米和200米預賽中即遭淘汰。消息傳來，輿論譁然。此時，正逢全國體育會議即將在南京召開，會議準備討論制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許多關心體育的人士紛紛在會議召開之前發表主張，要求進行體育改革。這樣，一場醖釀已久的有關中國體育發展道路問題的討論，便終於被引發出來。

1932年7月，北平《世界日報》發表社評，呼籲改革體育，首先揭開了這場爭論的序幕。同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今後之國民體育問題》的社論，系統論述了以武術、養生為中心的土體育的價值，以及如何在中國發展土體育的問題。社論認為：對於中國的國民體育問題，應就中國之需要，定中國之方針。因而提出的發展路線是：中國體育“應捨棄過去模仿西洋之運動競賽。從此不惟不必參加世界歐林匹克，且應決然脱離遠東歐林匹克。”從而明確提出了“脱離洋體育，提倡土體育”的口號。併為怎樣發展土體育設計了自己的大綱計劃：第一，系統整理和傳授中國的養生術；第二，一切學校，宜教授拳棒。藝不必精，時不必久，但須作必修科目。第三，一切學生，必須做兵操，受軍事訓練，同時使一切學生勞動化、農工化。前者為衞國家，後者為治生產，而體育之道自在其中。

這實際上是一種新形勢下反映在體育上的“中體西用”思想，因而理所當然遭到了一批體育學者，特別是曾留學西方的體育學者的強烈反對和批判。他們也紛紛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如代表人物吳藴瑞曾批評那些説洋體育“有損健康，費時耗財”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臆測。他認為，土洋體育爭論的焦點實際在於：中國的體育是實行開放主義，還是實行關閉主義？是走“保存國粹、維持國魂”的道路，還是走“土洋不分、世界大同”的道路？吳藴瑞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即要求人們既不要走開放主義的極端，而陷入“媚洋抑土”的泥潭；也不要走關閉主義的極端，而進入“揚土排洋”的誤區。他認為，體育內容不應與洋土國界有關，而應看內容是否合乎人的生理、人的心理、人的個體與社會的需要。

土洋體育之爭實際觸及到當時重要的幾個體育的基本理論問題：一是對體育本質和價值的理解。倡導土體育者，更多的是把體育定位在卻病延年的手段，和衞國（政治）治產（經濟）的工具。而倡導洋體育的人，對體育的定位是：卻病延年，鍛鍊筋骨，只是體育功能的一部分，體育的根本意義在於增進人類幸福，提高工作效率，使人格高尚，趣味濃厚，並養成適應於文化社會的生活。二是中國體育應走什麼樣的體育發展道路問題。提倡土體育的認為，中國過去的體育盲目模仿西洋，妄自菲薄，走入了岐途。當前國家外受列強欺凌，內陷貧困動亂，西式之運動，中國家即暇學，亦不必學，且不可學。因此應脱離洋體育，覓取中國獨有的體育之道。而提倡洋體育的則認為，推動體育固然應該根據“國民性與國情”，但不能拒絕學習國外體育的先進成果，因為西式體育以近代科學為基礎。

總之，土洋體育之爭，可以被理解為是“五四”時期有關體育問題討論的繼續。它不僅使“洋”體育以後能更好地走進中國社會，而且也為後來的中國“土”體育走向世界創造了條件。[1]

[1]崔樂泉總主編，中國體育通史，第四卷，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177－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