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廣東話

土廣東話，是指四川、重慶一帶的客家語方言。該稱謂源於“廣東話”稱謂。在蜀客家人習慣以“廣東人”自居，原因是四川一帶客家人多來自廣東（祖先來自福建汀州一帶，甚至江西南部的人羣，由於語言相近，大多也接受這個稱謂）。後來為了區分“廣府人”所使用的語言（即白話，廣東以外人士習慣稱之為“廣東話”），逐漸被冠以“土”前綴來稱呼自己的語言，形成“土廣東話”。隨着信息時代的發展，四川廣東人亦開始接受“客家語”這個稱謂。

由於處於分散分佈的狀態，在劃分上，土廣東話一般不歸屬於客家語八片 ^[3]  。祖籍廣東粵東地區的人羣所操口音接近粵台片，祖籍廣東粵北地區的接近粵北片，祖籍福建汀州的則接近汀州片。 ^{[1]  [5]} 

“土廣東”一詞的對稱不是“真廣東”，而是“老廣東”。早期四川人和湖廣人對嶺南的廣廉話和客家語的區別並沒有特別的認識，於是他們對這些來自粵閩贛邊區的移民的稱呼，只有簡單的廣東人、廣東話的説法，並不會在前面加上“土”字作為前綴。而且直至現代時期，四川人和湖廣人仍更為習慣直稱他們家鄉的客家人為廣東人，很少加前綴。這個前綴的來源最初有野俗、土著的意思。因為四川人和湖廣人認為嶺南人都是野俗的土著，文化這些要比湖廣人落後一些，其實一直到當代仍有不少嶺南以外的中國人認為嶺南是“文化沙漠”。甚至人們一聽到“文化沙漠”這個詞就會聯想到嶺南，儘管人們已經知道嶺南不是沒文化，但這個詞與嶺南還是好像形影不離，嶺南人對此倒不是特別在意，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自信與豁達。

到了清朝後期由於廣東發生土客械鬥事件，四川人和湖廣人對廣東西部語言與廣東東路語言的區別有了比較確切的認識，這時有一些人為了區分嶺南廣廉話和客家語，就繼續把他們家鄉的客家語稱為土廣東話，使原來叫“廣東話”的客家語加“土”前綴的狀況得以發展，而同時把廣廉話稱為“老廣東話”，因為該語言被認為是比廣東東路語言更早形成的嶺南漢語，所以冠以前綴“老”字。在四川，把來自一個地方的語言分別冠以老字或土字加以區別早有先例，比如説他們把中江、金堂、營山等地的老派湘語稱為“老湖廣話”，四川的主流語言則通稱湖廣話。另外一些人繼續不加前綴直稱客家語為廣東話，這時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方言則稱為“廣南話”。以方位詞作區別。這不完全是因為他們知道客家語是廣東東路語言，更主要的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廣東那塊土地就是中國南部，所以廣東和廣南並非是強調地理上錯開，而都是指嶺南。崔榮昌指出，清朝時的四川各縣、各州府的地方誌甚至直接將粵閩贛邊區移民（即客家）稱為“粵人”，直接把他們的語言記為“粵語”，從名稱上來看，跟現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方言是用同一個名詞，那麼現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方言被定名為粵語反而不早於民國時期，甚至直到民國時期它主要還是被稱為“粵白”，不是粵語。

崔榮昌指出，二十一世紀前後，一些學術界人士使用的“真廣東”一詞，在歷史上並不曾存在和廣泛使用，因為四川民間對客家語的俗稱仍是廣東話，很少加“土”字作前綴，只有在需要區別客家語和廣廉話時，才會分別冠以土字和老字以示區別。這些定居在四川的粵閩贛移民（客家）雖然分別來自廣東、福建、江西三省，但都被統稱為廣東人，只有來自廣東的廣東人、來自福建的廣東人、來自江西的廣東人的區別。土廣東一詞的對稱是老廣東，而非二十一世紀前後才出現的真廣東一詞。 ^[1-2] 

明末清初的戰亂給四川帶來了巨大災難，兵禍與饑荒使得當時的四川人口大減。為了恢復四川的人口和生產秩序，從順治年間（公元1643年～1661年）開始，清政府從湖廣地區（即湖南湖北等地）及周邊地區（含江西、廣東及福建）招募農民前往四川墾荒，即為“湖廣填四川”。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為生活所迫的客家先民，遷徙到四川發展。來自廣東、福建的移民並不佔多數，與他們同去的“祖宗言”（即客家語）從一開始就處於弱勢地位。客家人遷徙到四川以後，更是分散到四川各地（含重慶）。因堅守“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祖訓，他們的語言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在自身發展和其他周邊語言等各方面影響下，逐漸形成四川特有的“土廣東話”。 ^{[6]  [7]} 

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土廣東話在四川地區迅速萎縮。原本分佈於農業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土廣東話逐漸為經濟發達城鎮地區的主流話語（普通話、四川官話）覆蓋。土廣東話已經退出出社會的主流話語平台（甚至可能在主流語音普及（推廣普通話）背景成為即將消逝的語音遺存）；與此同時，它在特定的社會聚居區域長期傳承，其以話語語音為表徵的文化內涵具有典型的亞文化形態。 ^{[1]  [8]} 

土廣東話的基本特徵與其他客家語方言一致，也保持了較多的中古漢語的特徵。以成都東郊土廣東話為例，二讀作ni，四唸作xi，稱呼孩子為nai zi，這反映了中古語音“娘日二母歸泥”，“精組字不與知組相混”的規律。與其他地區的客家語方言類似，土廣東話沒有撮口呼（即ü，IPA/y/），例如魚讀作yi，這也符合中古語音。 ^[6] 

在構詞方面，在稱謂上加詞綴“阿”，比如稱媽媽為阿咪，父親為阿爺，小兒子為阿麼子，姐姐為阿姊。在名物詞方面，土廣東話中，稱鍋（一般用於炒菜的）為鑊，稱衣服為衫褲，稱大腿為大髀。這表明，土廣東話不僅語音上保留較多中古漢語特徵，詞彙方面也一樣保留。 ^[6] 

四川各地的土廣東話能夠交流，溝通度較高。就截至2007年掌握的情況看，東山（洛帶）口音與隆昌口音、西昌口音比較接近，與儀隴口音的差別則較大。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不同地方的土廣東話人羣之間雖然能夠不同程度地交流，但各地的口音都帶上了不同的地域特色。口音的差別一方面來自祖籍地，另一方面來自世代接觸的其他語言（或方言）的影響。 ^[1] 

有學者經過調查，發現有土廣東話分佈的區域較廣。比較集中的區域有：成都市東郊、內江地區的隆昌威遠、川北的儀隴、川西南的西昌；可以説，四川地區（含重慶）有近一半的地區分佈有“廣東人”及土廣東話 ^[6]  。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發表文章，四川省（含重慶）客家人口有150萬左右（另有台灣學者估計為250 萬人） ^[9]  ，但沒有指明當中能使用土廣東話的人口；而據四川政府網於2012年發表的相關報道，四川客家語人口為70萬（不含重慶） ^[4]  。

其中土廣東話又以龍泉驛區周邊區域（成都市東郊）分佈最為集中，形成了成都東山客家方言島，這一帶客家人口達50萬（仍能使用土廣東話的人口少於這個數目）；因此，龍泉驛區被稱為中國西部客家之鄉，其所轄的洛帶鎮更是被打造為“西部客家第一鎮” ^[4]  。

在操土廣東話的四川人當中，朱德是最具代表的。朱德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提到：“我家是佃農。祖籍廣東韶關，客籍人，在‘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四川儀隴縣馬鞍場。”1983年，有學者到朱德故居作方言調查，發現當地仍使用土廣東話 ^[6]  。

除此之外，還有出於成都洛帶鎮的天文學家劉子華 ^[7]  等，也曾有過不小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