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讖

圖讖，tú chèn 生僻詞彙

讖 ^[1] 

chèn名詞 ，形聲。

筆畫數：19；

部首：訁；

筆順編號：4534341211121111534

本義：將來能應驗的預言、預兆。同本義〖augury;prophetic remark〗。

讖，是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

如：讖兆（預言吉凶的先兆）；讖記（預言未來事象的文字圖錄等）；讖書（預言將來事情的書）；讖語

古代關於宣揚迷信的預言、預兆的書籍，常附有圖 ^[2]  。

〖divination combined with mystical confucianist belief〗

讖書和緯書的合稱。讖是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緯是漢代迷信附會儒家經義的一類書。

〖a prophetic remark made casually which later comes true;aprophecy〗

迷信人指將來會應驗的話 ，當時無意中説出，不意日後竟成讖語。

漢武帝以後獨尊儒術，崇尚經學。讖語附會儒學，與經義掛鈎，正是迎合時尚。因之方士們就把揣摩時勢的讖語同經學結合起來，這就是漢代讖緯真正的起源。

圖讖萌芽於先秦時代的“巫師圖像”。巫師圖像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改造，遂演變成“河圖洛書”的神話般的傳説故事及圖讖之説，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

《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説：“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1]  篇中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説不同，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説“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吉祥之兆。這段話當是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易傳·繫辭上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意是説，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其意是説，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

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

所謂“讖”，“詭為隱語，預決吉凶”，是一種神秘的預言。它以神的啓示的方式進行宣傳，也就是神預示人間吉凶禍福的啓示和隱語。它出現較早，最晚也於秦初就為人所知，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初就出現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於是秦始皇就大修長城，嚴防匈奴（時人稱之為胡），但結果是秦朝沒有亡於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裏，時人稱此胡非彼胡。

其實，漢高祖的興起、張良的出世，天已經預先告訴人們了。

西漢時期，第一個演繹河圖洛書神話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國。孔安國對河圖洛書的創意，是通過後人之口而流傳的。他在《尚書正義》的《顧命》篇和《洪範》篇中，分別説：“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綜合孔穎達在《周易正義·繫辭傳》中所引孔安國的觀點來看，孔安國對“河圖洛書”的認識有兩點：一是伏羲依河圖以畫八卦，大禹依洛書以定九疇；二是河圖即是八卦，洛書即是九疇。這不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具體情節，而且把其中的聖人具體地與伏羲、大禹等先賢聯繫起來，並演繹出其與八卦、洪範九疇的神秘聯繫，內容豐富、深刻得多。繼孔安國之後，劉歆和班固對此進行了更多的闡發。如班固對河圖洛書的一個創意，就是把“洛書”之文與洪範九疇捆綁在一起。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以史書的形式把《尚書·洪範》篇中的六十五字定為“洛書”本文的一種新説，併為伏羲、大禹的相關傳説增添了可信度與合理性。

西漢末年，王莽之亂，社會動盪，危機重重，此後讖、緯合流，著書立説，編造預言風行一時。這種變化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尤其是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密切相關的。《後漢書·方術傳》：“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后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

東漢時期還出現另外一種趨向，就是河圖洛書已經演變發展成為有文字、成篇章的書籍，而且和讖緯之學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圖讖。”所謂“讖”，“詭為隱語，預決吉凶”。所謂“緯”，則是用神學觀點來解釋經義，假託神意、假託孔子而作的書。與《易經》、《詩經》、《書經》等“六經”相對應，有《易緯》、《詩緯》、《尚書緯》等所謂“六緯”。經是基本原理，緯則是把經學神學化。

東漢法學除繼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外，也受到荒誕迷信的“讖緯”之學的影響。“讖”是方士將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現象偽託為神靈天命的徵兆，編造而成的隱語或預言，常附有圖，故又稱為“圖讖”。“緯”是與“經”相對得名，是假託神意或假託孔子用詭秘的語言解釋經義的著作。

讖和緯都在宣傳天可以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緯·運鬥樞》説：“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禍起，則日蝕。”《春秋緯·文耀鈎》説：“彗入鬥，辰守房，天庫虛，狼弧張，期八年，王伯起，帝產亡，後黨嬉。”這都是用天上星象變化來附會人事，預示吉凶。緯書還把帝王聖人神化，並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興必有禎祥，其亡必有妖孽。

王莽末年，赤眉、綠林起義先後爆發，新莽政權呈現敗亡之兆。《後漢書·光武本紀》記載，劉秀初起事，

宛人李通以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勸説劉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劉秀與其兄劉縯起事於舂陵，次年更始政權建立後，劉秀任太常、偏將軍。地皇四年昆陽之戰重創莽軍，劉秀被封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同年（公元23）九月，新莽政權覆滅。更始帝北都洛陽後，劉秀又行大司馬事。於次年五月誅河北王郎，封蕭王。河北地區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後歸附劉秀，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編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起義軍，實力大增，關西稱劉秀為“銅馬帝”。此時有讖緯家所造符籙，謂劉秀上應天命，當繼漢統為帝。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載：“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強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 周 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劉秀以為“受命於符”，公元25（即建武元年）六月，在於鄗南設壇即帝位，主火德，重建漢政權，不久定都洛陽，中興漢室，史稱東漢。

讖緯之學達到高峯期，當在漢光武帝即位之後。

漢光武帝劉秀曾利用圖讖稱帝，取得政權後，繼續把讖緯奉作一項重要的統治工具。在發佈詔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據圖讖，引用讖緯。建武二年（26），下詔求能內讖二卷者不得，又命博士薛漢、郎中尹敏校定圖讖。光武帝篤信圖讖，即位之初據讖推定（東）漢為火德，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據此“赤伏符”制定郊祀之禮，行夏曆，定服色。所謂“四七之際”，’‘四七’‘即二十八，’‘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而昔漢武帝確立漢主土德，服色尚黃，由是行火德之運。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羣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後，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説明有關封禪問題。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於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石以記之。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光武帝起明台、靈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又正式“宣佈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至此，圖讖成為最高皇權認可的法定的經典。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光武帝劉秀病死在洛陽南宮，時年63歲。

從發兵，到稱帝，以至登基之後，多次利用圖讖服務於帝國統治，甚至臨死前的頭一年，還做了兩件與圖讖高度相關之事：一、泰山封禪，二、“宣佈圖讖於天下”。作為東漢開國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對於應運而起的圖讖進行編纂修定，另一方面又親臨泰山搞封禪活動，宣揚皇權神授，這些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日益正統化和神聖化，圖讖之學大為盛行起來。如《後漢書·張衡傳》所云：“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附以妖言。”光武帝在其統治末年還“宣佈圖讖於天下”，企圖以儒家學説與讖緯神學的混合物作為武器，加強對人民思想的統制。光武帝劉秀是把圖讖（嬗變了的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而且貫徹的很徹底。

光武帝之後，明帝、章帝等沿襲其風，大搞圖讖，河圖洛書對當時儒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建初四年（79）就在張衡出生的第二年，因經學家多分歧，漢章帝親自主持召集了一批儒生諸卿、博士等在白虎觀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經學討論，講議五經異同。參加討論的人對經文的解釋十之八九出自讖緯。會後，由班固把討論結果整理成書，這就是《白虎通德論》，即《白虎通》或叫《白虎通議》（載於《東漢會要》卷13中）。該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讖緯之學，形成今文經學派的主要論點，繼承和發展了董仲舒以來的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哲學思想。文中大量引徵各種讖記、緯書，作為討論問題的根據和旨歸，使讖緯經學化。科學也被神秘化，把“日行遲，月行疾”的自然現象，比作“君舒臣勞”。國家在用人和禮樂制度上也滲入了讖緯。讖緯學的猖獗不但污染了儒家經典，更惡劣地阻礙了科學的發展，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白虎觀會議，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讖緯之學，使緯書與經書具有同等的崇高地位，圖讖在某種程度上已凌駕於經書之上。在帝王的親自提倡和支持下，加之俗儒的附會穿鑿，讖緯之學盛行於世，成為官方統治思想的組成部分，對法學的科學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章帝后來也做了件好事，就是改革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曆》。

讖緯之風盛行不僅使河圖、洛書成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為政權正統的象徵所在。剛上台的帝王，總想利用河圖洛書中的讖緯迷信思想，來尋找他該做皇帝的理論根據。龍馬負《圖》出於河、玄龜背《書》出於洛，是讖緯文獻中出現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話和祀典。因此，讖緯中的河圖洛書為數頗多，如《河圖會昌符》、《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等，據日本學者安居香山等統計，河圖類緯書有43種，洛書類緯書有18種。其內容多就先秦時代有關河圖洛書的隻言片語，進行發揮甚至無限引申，穿鑿附會，不僅有所謂龍馬、神龜，且情節生動離奇，涉及伏羲、黃帝、唐堯、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漢高祖等帝王和先賢。這些神話和傳説的流行從各地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所謂負圖寺、龍馬廟等遺蹟、遺址中可見一斑。

兩漢時代的河圖洛書説，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由先秦時代的內容簡略的祥瑞義藴，一變而為兩漢時代“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説故事；再就是由西漢時期的神話傳説，一變而為東漢時期的讖緯之學與河圖洛書。總之，河圖洛書作為一種祥瑞義藴，龍馬也好，神龜也好，鳳鳥也好，地黃（神馬名）也好，皆為吉祥之義（物）。正是由於兩漢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時代需要，對其進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龍馬負圖和神龜貢書等具體內容，並作為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中的《易經》和《尚書·洪範》的重要來源。這種變化造成河圖洛書的神話色彩和正統意味日濃，並且開了後世河圖洛書不斷嬗變的源頭。

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當時羣臣向曹丕上勸進表時，亦紛紛援引《河圖洛書》，如太史丞許芝表稱：“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稱：“《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於天時，民言協於天敍。”後來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雲：“伏惟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敍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

正是從河圖洛書中尋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據，於是曹丕順水推舟，擇日告天，從漢獻帝手中接過了禪位詔書。

唐代的武則天也是一個圖讖的迷戀者。歷史學家會譴責她除異己、誅大臣、信圖讖、崇佛教、建寺院、築明堂、造天樞、鑄九鼎等行為；但又會對她勸農桑、薄賦斂、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崇文學、重著述等措施而信服。只能説她是一個奇特的結合體。

至宋代，河圖洛書出現了又一次大的改變。北宋的陳摶、劉牧、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圖十書九”等圖式來解釋《周易》的原理，出現了各種圖式和圖説，後人稱之為圖書學派。而北宋的歐陽修、程頤，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則主張疑古辨偽，求真信實，認為自漢至宋的所謂河圖洛書皆為附會之作，不足為憑，後人稱之為反圖學派。雙方針鋒相對，對河圖洛書的具體內涵、地位等爭論不休，對理學、易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人徐天麟説：“若夫讖緯之學，背於六經，以文其私説，雜以圖記，證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趣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

第一階段特別是白虎觀論議以後，批判讖緯之學，就成為當時法學家的重要使命。桓譚，王充、等人富有戰鬥性的論戰，打破了經學、讖緯之學一統天下的沉悶局面，為法學的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

桓譚（公元前23—公元50年）曾上書言讖緯妖妄，又在光武帝接見他時“極言讖之非經”，引得光武帝大怒，説他“非聖無法”，差點“將下斬之”，（《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叩頭直到流血，劉秀才暫時把他赦免了。不久就把桓譚趕出京城，其時已70多歲，最終死在被貶途中。以卵擊石，結局也是無奈的。

桓譚曾著有《新論》一書，闡明其法學及政治學術觀點。後人對其定性為唯物主義形神論　。

王充（約公元27—99年）是繼桓譚之後，又一次批判“天人感應”論、經學和讖緯之學的思想家。著有《論衡》一書，是當時百科全書式的鉅著，對社會上的各種迷信思想和不公平現象展開猛烈的抨擊，具有鮮明的戰鬥性。用事實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詳細分析當時社會關注的各種哲學問題，表現了近代科學精神，有明顯的超前性，對後代有深遠的影響。但也因反對讖緯而終身不得仕進，“貧無一畝庇神”，窮困潦倒。

第二階段此後，另一位著名的具有唯物主義進步思想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張衡，奮起展開了對讖緯神學的鬥爭。

張衡同讖緯的鬥爭主要有兩次。

一、 關於曆法的爭論

古代觀測天象是為了神學的需要，但如果與天象推算不符，也是不利於統治集團利益的，所以皇帝要親自主持曆法的改革，以便與天象相符。兩漢的歷法曾經過幾次改訂。西漢初年，沿用秦朝《顓頊歷》，武帝時改用落下閎等制訂的《太初曆》。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又改用《四分曆》。《四分曆》在當時是比較精密的歷法，但也有一些與天象不合的現象。於是就產生了改歷的議論。延光二年（公元123，此時距離白虎觀會議已44年），漢安帝就曆法問題組織朝臣進行討論，起因是，有人從圖讖和災異等迷信觀念出發，非難當時行用的較科學的東漢《四分曆》，提出應改用合於圖讖的《甲寅元歷》。又有人從漢武帝“攘夷擴境，享國久長”出發，認為應該倒退回去採用《太初曆》。據《漢書·律曆志》記載，張衡當時任尚書郎之職。張衡和另一位尚書郎周興對上述兩種意見提出了批駁和詰難，使這二宗錯誤意見的提出者或者無言以對。

張衡、周興還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觀測記錄，把它們和各種曆法的理論推算進行比較，提出了鑑定，認為《九道法》的迴歸年長度和朔望月長度數值比《太初曆》和東漢《四分曆》都精密，提出了以“九道法”進一步補充和修改《四分曆》。這種方法是先輩賈逵提出來的。它是一種關於月亮運行速度的理論。在“九道法”未產生之前，人們認為月亮運行的速度是均勻的，制歷時採用平朔（每朔望月的數值都相同）。賈逵和李梵等人在制訂後漢《四分曆》時，根據觀測的結果，認為月亮運行的速度並不均勻，因此，制歷時應採用“定朔”（每個朔望月的數值都有一定差異）。這是符合月亮運行實際的科學認識，但當時未被採用。張衡再次把賈逵“九道法”提出，要求作為編歷的根據，當時是十分正確的。張衡特別指出，一切學説只有契合自然的本質，才能成為真理，如果處於主觀的歪曲，那就是“任疑從虛”。但反對派對用“九道法”編歷出現的連續三個大月，和連續兩個小月的情況，不合千百年來的習慣而阻撓“九道法”應用。被各派意見弄得昏頭昏腦的漢安帝，十分心煩，只好把改歷的事放下不辦。張衡、周興建議採用《九道法》本是當時最合理、最進步的，但卻未能在這場大討論中獲得通過，這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個損失。“九道法”推行又被延遲了半個多世紀，在讖緯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科學之路一波三折。

“九道法”雖未被採納，但它是科學的，到了東漢末年，曆法推算常出現日食預報錯誤，劉洪制訂的《乾象曆》終於採納了“九道法”，月行不均勻性的被採入，大大推動了曆法的進步。而那些以圖讖為理由改歷的主張也就終歸失敗了。

張衡反對圖讖的鬥爭並未阻止統治者繼續提倡讖緯迷信。繼安帝之後的順帝，在永建元年（131），採納了圖讖專家周（酉甫）的建議，擴建太學校舍，增加學生名額，但在學習內容上也增加了許多讖緯圖籙之類的書籍。統治者甚至規定《七經緯》為“內學”，儒家的“五經”為“外學”。也就是説，讖緯之書排列在儒家經典之上，只有精通讖緯才能順利地踏上仕途。作為太史令的張衡對此非常不滿。他認為圖讖虛妄不經，非聖人之法，有辱儒家經典，儒者爭學圖讖，以附妖言，只是作為沽名釣譽的資本。順帝陽嘉二年（公元133年）升為侍中，於是他就給順帝呈奏了自己寫的《駁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暖所由，或察龜策之佔，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雲，共工理水。凡讖皆雲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迄於成帝。一卷之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讖互異三十餘事。

諸言讖者，皆不能説。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曆紀推言水災，而竟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採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竟稱不佔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以上摘自范曄《後漢書》卷59《張衡傳》

張衡在這篇奏疏中，張衡首先探討了讖產生的歷史及發展情況，指出非聖人所為，乃小人為圖升官發財而編造出來的。他説，漢初，劉邦打天下，靠武力成功，連喜歡講術數的夏侯勝、孟等人也未提到過。成帝、哀帝之時，命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秘府，所編書目中也沒有讖書，到哀平之際才聽説有圖讖。他説，講讖的人都説它非常應驗。既然圖讖能預知未來禍福，那麼，西漢最大的禍害莫過於王莽篡權，他們為什麼不事先警誡呢?和帝永元年間（89～105）圖讖專家宋景説他能預知大水，嚇得很多人拋家舍業，竄入山林，結果沒有水災，宋景只好用歷史上的大水來自圓其説。最後要求安帝，必須將圖讖之書全部檢查出來，徹底禁絕，不准它們繼續在社會上肆虐、毒害世人。

張衡批判圖讖的目的是“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反對圖讖之學是不徹底的。在批判圖讖虛偽的同時，還説“卦侯、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他是用陰陽數術的理論批判圖讖的。即便如此，敢於從專業角度去説服帝王去銷燬欺詐的讖書，這需要很大的冒險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在此之前，曾有人對讖緯提出過批評，但都無一例外地遭受到迫害和打擊。桓譚因在光武帝劉秀面前説過圖讖是一些小人捏造出來的，差點被斬首。後來70多歲的桓譚被逐出京城，最終死在被貶途中。其他如鄭興、尹敏（建武二年曾經協助光武校定圖讖的舊臣）對圖讖表示過一些懷疑，也遭到貶斥或放逐。《論衡》的作者王充，也因反對讖緯而終身不得仕進，“貧無一畝庇神”，窮困潦倒。張衡敢於在皇帝面前公開揭露圖讖之偽，想必張衡也明白如果要説服君主，就一定要以更加專業的角度去説服帝王，這樣不但可以把問題引導正確，同時又巧妙地保護了自己的，這種不畏權勢、堅持真理的大無畏鬥爭精神，與讖緯小人鬥志鬥勇，受到後人的敬重，因為有的張衡的堅持，所以真相才得以大白。

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曾經説過：“讖緯之説，興於西漢之末，而爛於東漢之世，獨平子奮然闢之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