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

某設計所舊圍牆倒塌，新牆的高度、樣式、質料成為所裏上下的中心議題，人們分成了幾大派別，甚至有人在發表意見時拉扯上了“大觀園”，一個上午的討論會開得熱鬧非凡卻不能統一意見，結果不歡而散。行政科的馬而立因長着一張娃娃臉,雖年過三十，但在人們的眼中卻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人物，故而大家很不放心他去辦事。在討論修牆之事時，他沒發表意見，沒探討研究怎樣幹。對於會議所討論的意見，馬而立是茫然的，但是他做起事來像輪子一樣一撥就轉得飛快，與富有實踐經驗的房屋維修站的站長、技術員經過短暫討論後確定了建築方案，經一天一夜的奮鬥，到星期一上班時，一座中西合璧美觀堅固的圍牆已經拔地而起。不料原先只會空談、不會做實事的人們心有不甘地把矛頭指向辦事麻利的馬而立，一致抨擊新圍牆的樣式、功能及其他。然而，在建築學年會上，外地來的學者卻眾口誇讚圍牆的獨特風格，於是，一時間這堵圍牆又成了所有設計所成員的合作結晶，每個人都開始盤算如何在學術總結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功勞。 ^[3] 

1980年代初期是所謂“萬物回春”、“百廢待興”的新時期，中國社會在舔舐傷痕，反思過往之後重新整裝待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小到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都亟待改革。仍然懷抱着1950年代的理想主義的作家陸文夫在《圍牆》揭示了單位裏存在的種種問題，反映了社會改革的迫在眉睫。在《砌牆與拆牆——關於〈圍牆〉的創作》中，他説：“我造牆的目的在於拆牆;造一堵有形的牆，拆一堵無形的牆，即拆掉那些緊緊困住我們的陳規陋習和那奧秘無窮的推拉扯皮。若干年來，我覺得到處都會碰上這堵無形的牆，弄得人一籌莫展，啼笑皆非。” ^[4] 

建築設計所行政科辦事員，三十七歲，頭腦靈活，做起事來眼尖手快，細緻周到，認真負責，但因為生得一張漂亮的娃娃臉而讓某些領導不放心，怕他吃不起苦，怕他辦事不穩。因此儘管在羣眾中受歡迎，卻屢次錯過升遷的機會。設計所圍牆倒塌後，他根據領導交待的“經濟實用、美觀大方”的原則，立刻找到房屋維修站站長和技術員，羣策羣力，利用拆房的舊磚瓦，只用一天一夜就修建起了一面堪稱美觀大方而且節約經濟的圍牆。圍牆修好之後，實幹家馬而立的工作不但沒有收到表揚，反而受到領導和清談家們的指責。 ^[5] 

建築設計所的所長，一個無能而無不能，無為而無不為的領導。自稱對建築是外行，但認為對建築並不外行，因為他懂得很多原則，如經濟實用、美觀大方、有利生產、生活方便。至於如何把原則化為藍圖，他認為不是他的事，但也不能放棄領導。他所謂的領導體現在發動所內的古典和現代兩派人進行爭議，然後將兩派的方案交給取消派去統一。而自己只發表了一些所謂的指導性的講話，振振有辭卻沒有一個可實施的具體方案，只不過是深奧空泛的理論而已，卻自認為這是對工作慎重的態度、是一種領導藝術。他讓馬而立將那些空洞的原則付諸實踐，而馬而立快速完成任務後，他卻又對馬的辦事效率之高感到不適應，沒有立即明確表態，當眾人揣測着他的意思批評馬而立時，他也順勢批評馬而立。當圍牆受到專家稱讚時，立刻認為這是他指導思想明確、充分發動羣眾的功勞。 ^{[3]  [6]} 

建築設計所“古典派”代表人物，對古典建築頗有研究，在建圍牆的事上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卻醉心於大談圍牆的風格、藝術價值，一口氣從我國古代的譬如花牆、粉牆、水磨青磚牆等各種樣式的牆扯到大觀園的牆,不着邊際地誇誇其談,以顯其知識的淵博而又未牽扯到實際問題。看到馬而立建好的有漏窗的圍牆時，又嫌馬而立沒有領會他的意圖，屋脊太單調。當圍牆受到好評時，得意地認為是自己據理力爭的功勞。 ^[7] 

建築設計所“現代派”代表人物，對現代的高層建築有研究、有興趣，專門愛和古典派唱反調，引發爭論，結果讓關於重修圍牆的會議離題萬里，最後針對圍牆本身能提出的意見也不過是要造得高大牢固，至於多大多高、用什麼材料卻沒有涉及。他害怕別人抓辮子，決不把問題落在實處。馬而立把圍牆建好後，儘管牆的高度、牢度符合他的心意，他卻諷刺圍牆中不中、西不西，沒有現代氣息。而當圍牆受到專家稱讚時，認為是自己強調實用價值的結果。 ^[8] 

建築設計所“折衷派”代表人物，承認既成事實，對一切變革都反對，表現為取消主義，取消不了時就調和折中。對應該怎樣去修圍牆，沒有發表任何有價值的意見。圍牆修好後，卻無端質疑造價過高，引起眾人對馬而立的憤怒。圍牆被外界肯定時，雖然有一點不甘心，但很快就覺得自己也有很大貢獻。 ^[9] 

《圍牆》透過修圍牆這件小事， 向讀者揭示了在社會義建設事業中實幹派與空談派、取消派的明顯分野，使人們從中感到改革的迫切性。

在小説中，對那些只尚空談、不務實際、疲沓推拖、不謀進取，一旦有了成績便搶功在先的空談家們，陸文夫給予了尖鋭的、善意的諷刺，批判了對於改革危害甚烈的官僚主義和説空話不辦事的浮誇作風。 同時，陸文夫在小説揭露了一種腐蝕空談家們靈魂的頑症——“惰性”，再次表現了他對這種國民“惰性”的深惡痛絕，將改革矛頭指向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 ^{[10]  [11]}  在這場空談派與實幹派的衝突中，馬而立始終處於劣勢。這樣一個實幹家在空談家的映襯下，顯得多麼孤立，讓人深思：效率、人才被死死地禁錮在世俗的“圍牆”之中。 ^[3] 

作者在小説中着力塑造了改革派“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馬而立，意在謳歌“實幹家”腳踏實地、積極實幹的工作精神、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馬而立這個人物有頭腦，有衝力，處理問題堅決果斷，肯於埋頭苦幹，也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與“空談家”們形成鮮明對比。 ^[12]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與“十七年”時期同為現實主義作品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的“社會主義新人”主人公林震相比，馬而立身上沒有“前輩”的勇氣、魄力以及理想主義精神和信念，在小説中，單位裏的不良作風與他完全無關，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節奏想方設法把工作做好，不發問不抱怨，更沒想過對上級推拉扯皮的工作態度提出批評，甚至也不會為自己説句公道話。他的形象好似一顆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哪裏需要哪裏裝，只是缺乏對革命事業的主人翁精神。 ^[4] 

陸文夫在新時期的小説擅長以小見大，透過一件件小事研究某種社會現象之所以產生的“病理學”，在探明“病理”的基礎上研究“血清”和“抗菌素”，“用文藝來觸及靈魂, 改革靈魂”。 ^[13]  建築設計所的圍牆在風雨中倒塌不過是一樁生活中經常發生的小事，牆倒了自然要修，而作者把修圍牆作為一個切入點，把藝術的觸角卻伸向歷史的深處，深入淺出地向讀者揭示種種相沿已久、積習甚深的社會心理病症。環繞着圍牆的修建問題，暴露出建築設計所既有的三種派別的種種分岐，“現代派”、“守舊派”以及取消主義者各執一端，漫無邊際的評頭論腳。吳所長也是拘泥於原則而不涉及實質。然而，一旦面對着注重實際而又“眼尖手快”的馬而立，所有的人便從反對的意義上構成了聯盟，“幹”與“看”就分別成了雙方的行為定格。小説所批評的清談之風，鞭撻的妒賢忌能，諷刺的沽名釣譽以及因循守舊的習慣勢力、官僚主義作風等等，無不有歷史沿襲，陸文夫把人們習見而不以為非的歷史黴斑揭示出來，使作品對時弊的針貶有了更強的穿透力。 ^{[3]  [10]} 

在結構方面，小説採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對比結構，以兩組人展開多角度、多層次對比。由吳所長主持、各路專家參加的修牆討論，與馬而立和房屋管理站的夥伴蹲在舊磚頭堆上的“會辦”，形成了對照。這既讓讀者看到了在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扯皮”“空談”，也向讀者展現了馬而立式實幹家的精明能幹、生氣勃勃，從而認識到改革的迫切性。全篇還貫穿還馬而立的客觀價值與人們的主觀評價的對照。馬而立精神力充沛、做事敏捷，卻因為一張娃娃臉而被囿於固有觀念的上級和周圍同事視為“不可靠，不穩重”。這種對照又進一步拓展了主題，引起讀者對社會心理方面問題的思考。 ^[14] 

陸文夫在《圍牆》並沒有更多地描寫人物的外貌、神態，而主要是以他們的語言來表現他們的性格的。“吳所長用園珠筆敲了敲泉子，‘ 好啦,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圍牆的問題。老實説，我早就知道圍牆要倒，只是由於經費有限，才沒有拆掉重修。現在果然倒了，也好。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是逼到梁山上去的。嗯，造新的……’吳所長呷了口水，‘可這新的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我對建築是外行，可我總覺得原來的圍牆和我們單位的性質不協調，就等於巧裁縫披了件破大褂，而且沒有釘鈕釦。從原則上來講，新圍牆一定要新穎別緻、美觀大方，達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請大家踴躍發言。’”作家用一大段鄭重其事的開場白刻畫出一位水平不高又很重視自己的領導地位的領導者。冗長羅嗦的語言表現了他的思想平庸，居高臨下的口吻表現他的領導架子，自稱“外行”表現出吳所長靈魂深處的優越感和自卑感。他自視甚高，很想附庸風稚，把話説得有趣而有學問，結果，兩個不倫不類、牽強附會的比喻反倒暴露了他的淺薄。 ^[15] 

《圍牆》的幽默情趣是作家憑藉着對莊與諧辯證關係的有機駕馭而導致的。陸文夫無意對筆下的人物進行主觀的褒貶，而是通過真實的藝術描寫勾畫出他們的靈魂。圍牆的修造本來是小事，但在習慣於引經據典、評頭論腳的人來看，卻有着玄奧精深的學問，牽扯到種種流派風格的分歧。因此，他們儘可以就指導思想、修造原則等泛泛而論，而具體的修造方案卻不置一詞，儘可以對造好的圍牆橫加挑剔，卻不願意在具體工作過程中花些微的氣力。從行文的筆調看，作家好象和顏悦色、心寬氣朗，在從容不迫地細緻地描寫着他們顯得過於“認真”的討論，但遺憾的是，這討論究其實質卻是一場無休止的扯皮。形式與內容的不諧調，產生了滑稽的意味。原來，作家是在故作莊重，啓發讀者在會心的微笑中對是非作出堅決的判斷，這種幽默所包容的力量，比之於義正辭嚴的譴責，似乎並不遜色。 ^[16] 

《圍牆》發表後，社會反響熱烈，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  。轉年，短篇小説集《圍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時任河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的高揚公開向省直機關幹部推薦該小説。 ^[17] 

作家王蒙在《讀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説隨想》中評價《圍牆》時寫道：“高度的典型性、概括性與普遍性使這故事甚至帶上了幾分寓言或者象徵的味道。先別説旁的，就那‘現代’、‘守舊’、‘取消’三派之爭，不就夠你揣摸個三週兩月的嗎？筆者至今還沒揣摸透亮呢！這個橄欖可真耐嚼！” ^[18] 

文學評論家馮牧在1983年優秀短篇小説授獎大會上曾評價：“（《圍牆》）不止是在河北省巳經家喻户曉，而且正在以其精美的藝術魅力為全國有志於改革事業的人們帶來了強烈的鼓舞和堅定的信心。” ^[15] 

陸文夫，江蘇泰興人。1948年進入蘇北解放區的華中大學學習，次年回蘇州任《新蘇州報》新聞記者。1953年開始文學創作。他的早期作品如寫鄉間禁賭的處女作《移風》等，帶有新聞通訊的痕跡。1956年發表短篇小説《小巷深處》，描寫一個被賣娼門的少女，解放後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工人並獲得了真正的愛情。此文風格清新，是他創作上有新突破的標誌。1957年因受政治迫害，被下放到工廠勞動，用更深邃的目光盯着生活的深處，小説的風格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塑造人物和開拓生活的深度上做了新的探求。《葛師傅》、《二遇周泰》，描寫了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高度責任感和勇於創新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夕，再次受到批判。1971年重返文壇。他的作品大都描寫江南市民的生活，幽默、詼諧，使人在笑中感到一種苦澀和深沉，令人深思。小説《獻生》、《小販世家》、《圍牆》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井》獲《中篇小説選刊》優秀中篇小説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