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湖造田

中國的洪湖、鄱陽湖、洞庭湖、滇池等湖泊，自1960年以來被大規模圍墾造田，加劇了湖區環境生態的劣變。湖北省的洪湖，1964年尚有水田83.2萬畝，經多次圍湖累計達30萬畝，現存水面53萬畝。由於湖容減小，嚴重減弱湖區的調蓄抗災功能，以致汛期漬澇災害頻繁、低湖田土壤環境惡化，效益下降。

建閘使江湖隔斷，洄游、半洄游魚類的遊動通道受阻，破壞了繁殖、肥育的生態條件，使湖區水產資源受到極大損害。圍湖造田必須通過綜合調查，保證湖泊生態的協調，發揮湖泊的調蓄、水產、農業和旅遊等多種功能，以獲得生態、環境、經濟的綜合效益。 ^[1] 

圍湖造田，是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的事。自春秋戰國以來，歷代統治者為了緩解人口增加的壓力，都提倡圍湖造田，與水爭地。 土裏還有新鮮的螺螄殼。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時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於1958年提出“大躍進”，湖南省對洞庭湖圍湖造田進入一個高峯期。大批農民遷移到洞庭湖區，圍湖造田，建立了許多大壩，圍堵洞庭湖湖水，使得歷史上的“八百里洞庭”變成“三百里洞庭”。

1998年，中國經歷了世紀大洪水之後，中國政府認識到圍湖造田的危害，適時作出了在長江中下游退田還湖的重大決策。這是中國自從春秋戰國以來，第一次從圍湖造田，自覺主動地轉變為大規模的退田還湖，給洪水讓路。也是在1998年，湖南省開始實施“4350”工程（即恢復到1949年洞庭湖4350平方公里），約600公里的農田被“雙退”，即居民徹底搬離，堤壩被廢棄；或“單退”， 即居民仍舊留在原地，汛期蓄洪，枯水期種田。

圍湖造田首先是加快了湖泊沼澤化的進程,湖泊面積不斷縮小，造成水旱災害面積逐年增長，其次是水生動植物資源衰退，湖區生態環境劣變，使魚的種類不斷下降，數量減少。

過度圍墾往往會損害湖泊自然資源，破壞湖泊生態環境和調蓄功能。

我國的洪湖、鄱陽湖、洞庭湖、滇池等湖泊，自60年代以來被大規模圍墾造田，加劇了湖區環境生態的劣變。湖北省的洪湖，1964年尚有水田83.2萬畝，經多次圍湖累計達30萬畝，現存水面53萬畝。由於湖容減小，嚴重減弱湖區的調蓄抗災功能，以致汛期漬澇災害頻繁、低湖田土壤環境惡化，效益下降。圍墾使水禽賴以生息的大片蘆葦、荻叢環境遭到破壞，使水生動、植物種類發生變化，有些種羣幾乎絕跡，建閘使江湖隔斷，洄游、半洄游魚類的遊動通道受阻，破壞了繁殖、肥育的生態條件，使湖區水產資源受到極大損害。圍湖造田必須通過綜合調查，保證湖泊生態的協調，發揮湖泊的調蓄、水產、農業和旅遊等多種功能，以獲得生態、環境、經濟的綜合效益。

大量的圍湖造田容易造成洪澇災害。長江流域就是個例子，解放以後長江中游大量的圍湖造田，洞庭湖由原來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積迅速下降。其他淡水湖的面積也迅速減小，有的甚至完全消失。這些湖泊在水利方面起着接納長江水的作用，湖泊面積的減小，直接導致了長江水沒有足夠的空間分流，很容易造成洪災。98年的洪災跟這方面也有關係。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湖泊在迅速減少，僅面積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就減少了543個。據長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湖泊資料的統計，解放初原有湖泊面積達2．9萬平方千米，到了20世紀80年代，保留的面積僅為1．9萬平方千米，消亡了1萬多平方千米的湖泊面積，素有“千湖之省”美稱的湖北省，20世紀50年代有1066個湖泊，僅剩309個湖泊。被譽為“水鄉澤國”的江蘇省境內水網密佈，湖蕩眾多，自1957年以來，因圍湖造田所削減的湖泊達 1500多平方千米，消亡的湖泊已有40多個。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我國不少地區曾出現大面積圍墾湖泊，與河爭地的熱潮。據統計，全國被開墾的湖泊至少有100多萬公頃，損失淡水資源調節量350億立方米。近些年來，隨着各地經濟建設的發展，流域用水量劇增，湖泊來水量減少，入不敷出，水位下降，面積縮小，致使一些湖泊消失，一些大湖面積也大為縮小。

圍湖造田首先是加快了湖泊沼澤化的進程,使湖泊面積不斷縮小，地表徑流調蓄出現困難，導致旱澇災害頻繁發生。如：湖北省由於湖泊不斷減少，萎縮後的湖泊已基本喪失了原有的調蓄功能，造成水旱災害面積呈逐年增長趨勢，20世紀50年代平均46萬多公頃，80年代增長到170多萬公頃，90年代以來的八個年頭裏，除1993年外都大大超過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水生動植物資源衰退，湖區生態環境劣變，使水生動植物的種類下降，數量減少。

圍湖造田阻長江“毛細血管”　“我種我的田，跟長江發洪水有什麼關係？”日前，在江西南昌郊區，一位漁民接受媒體採訪，當記者問起有沒有考慮過在湖邊種田會影響湖泊的生態調節功能時，他突然變得十分地不解，一臉疑惑地反問。

話是沒錯，但事實上，這就是被許多人忽視的圍湖造田現象。當村民年復一年地在田裏收割水稻，在自家魚塘裏圈養魚羣時，沒人會想到，在他們安家落户前這裏曾是鄱陽湖的一部分，潮起潮落時，這裏本應是一塊調節湖水水位的區域。

“説到底，這是一種逆反自然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加劇長江中下游水災。”對於圍湖造田現象，多年來從事極端氣候災害評估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教授於文金認為，這種忽視自然環境的人類行為，如今正產生着“反噬”的後果。

據瞭解，如果把長江比喻成一條血脈，那麼鄱陽湖就是它的分支，而在鄱陽湖附近，原本在自然環境裏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微型湖泊”則屬於“毛細血管”。這些血管平時也許並不起眼，但由於它們與長江保持着連通，因此當降水少時，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沒有流盡的積水；而當降水多時，它們則會成為調節長江水位的“蓄水庫”。

可問題在於，如今這些“毛細血管”不是被填成肥沃的土地，就是被圈成一片魚塘。被紛紛掐斷後，長江、鄱陽湖的水找不到地方疏散，最後只能被逼向地面。

温室氣體影響地球降雨模式

不過，如果用圍湖造田可以解釋長江豐水期容易洪水成災的話，那麼還有一問題沒有解決，這些突然增多的水從哪兒來？“根據觀察，今年5月我國江南、華南地區頻遭暴雨襲擊之時，正是大氣環流異常的時候。南亞地區高壓較常年偏強，促使副熱帶高壓穩定地維持在偏南地區，這種情況下，南方雨帶就變得十分穩定。”中國氣象局武漢暴雨研究所的專家告訴記者，一方面，雨帶保持着穩定狀態，另一方面，前段時間受活躍的南支槽和副熱帶高壓的共同影響，南方地區不僅迎來了孟加拉灣的西南暖濕氣流供應，同時還遇到了從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區趕來的另一股暖濕氣流，多種因素疊加，導致暴雨成災。

然而，這異常的大氣環流為何會出現？為何有如此多的水汽同時聚集到我國南方地區？對於這些難以解釋的異常現象，專家認為應歸結到全球氣候背景下理解。“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一份報告已説得很明白。過去100年來，全球氣候變化十分明顯，其中以‘變暖’尤為明顯，而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目前看來就是人類的頻繁活動排放出大量温室氣體所致。”於文金教授説，由於温室氣體增加影響到了全球的環流形勢，水汽輸送鏈的改變使得部分地區比以往更易出現洪澇災害，而另一些地區則會比以前更容易乾旱。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春季我國西南地區出現大旱，而如今南方地區又出現大澇的局面。

城市化或增強降雨災害幾率

災害無情，如今被淹的是農田，下一次會不會輪到城市？這並非杞人憂天。

記者瞭解到，城市化進程是一把雙刃劍，他給予人們便利、美好生活的同時，也改變着自然的面貌。一份統計資料顯示，除了湖泊鋭減之外，近40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先後幾次形成砍伐森林的高峯。據測算，10萬畝森林蓄存的水量相當於一座庫容為200萬立方米的水庫，森林鋭減使暴雨後不能蓄水于山，增大了水災頻率。

與此同時，城建面積擴大後，鋼筋水泥覆蓋在泥土表面，使得不透水地面增加，暴雨後地表匯流速度加快，洪峯流量成倍增長。“還有城市的‘熱島效應’和‘雨島效應’，都會導致城市氣流不通暢、對流氣體增多等結果，人們所感受到的便是頻繁的強對流、雷暴天氣等。”於文金教授表示，城市化趨勢很難改變，這意味着未來城市裏的強降雨造成災害的幾率會逐漸增加。

不過，希望仍然存在。“在保持城市發展的同時，我們必須想辦法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改變城市的產業結構，‘低碳經濟’就是一條不錯的路。”專家認為。

改變，刻不容緩，控制石油、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的發展，同時儘可能採用可再生能源，能減少温室氣體排放。專家的觀點是，這一舉措雖然無法直接作用於減少洪澇乾旱等災害事件，但卻可以間接地影響全球的大氣環境，讓水汽分佈儘可能回到正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