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文學

“國防文學”是周揚1934年從蘇聯引進的口號，他認為國防文學是“防衞社會主義國家，保衞世界和平”的文學，並賦予它“反侵略文學”的意義。當時未引起反響。1935年12月，周立波發表《關於“國防文學”》（《每週文學》第15號），重提周揚的這一口號，“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才引起文藝界的廣泛注意。何家槐、茅盾寫文章支持這個口號，徐行則持反對意見。徐行在《評國防文學》中認為，真正徹底反帝的只有勞動大眾，“中國民族資產者”以及其他社會階層都沒有反帝的要求，不可能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因此他認為提倡“國防文學”的理論家“已經陷在愛國主義的污池裏面”了。這一極“左”觀點，立即受到周揚和郭沫若的批評。周揚寫《關於國防文學》，郭沫若寫《國防·污池·煉獄》，對徐行的觀點進行批評。 ^[1] 

周揚的《關於國防文學》，發表於《文學界》創刊號，副標題是《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周揚認為，徐行的意見“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義者”，錯誤的根源在於他“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論和中國目前形勢之完全的無理解”。周揚論述了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説“國防文學”是繼承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立腳於民族革命高潮的現實上，把文學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文學。”他認為“國防文學運動就是一個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運動”；“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最中心的主題”，“革命文學的創作必須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方法，以求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勞大眾”。郭沫若在《國防·污泥·煉獄》中，建議把“國防文學”擴展為“國防文藝”，把一切造型藝術、音樂、演劇、電影都包括進去。 ^[1] 

何家槐的《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明確表示支持國防文學。他説，“要進行勝利的民族戰爭——共同而且惟一的繼承必需是：全民總動員和全民總武裝。”“爭取民族的解放不但要團結一切抗敵救國的基本力量，就是一切可能的抗敵同盟者，我們也應該團結在一起，決不應該遺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他引用魯迅在1930年的講演辭——“聯合，最主要的條件就是共同目標”——認為“革命所憑藉的不能只是一部分先進的分子，而是憑藉着一般的人民”，包括《禮拜六》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