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北平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隸屬於教育部，下分行政事務與研究機構兩部分。行政事務設總辦事處，處理全院行政事務。研究機構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設物理、化學、鐳學（後改稱原子學）、藥物、生理、動物 、植物、地質 、歷史等9個研究所和測繪事務所。除藥物、鐳學兩研究所設於上海外，其餘各所均設在北平 。 1937 年 7 月抗日戰爭爆發後 ，李書華於1938年在昆明成立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遂將物理、化學 、生理、藥物、動物、植物 、地質 、歷史8個研究所遷至昆明，繼續開展研究工作。抗戰勝利後，除生理所暫設上海外，其餘各所均遷返北平。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科學院接管。

成立於1928年6月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和成立於1929年9月的國立北平研究院，是1949年前我國兩個最重要的“國字號”大型綜合科研機構，標誌着我國科學研究的體制化進程的基本完成。在兩院的基礎上，1949年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同時籌備並相繼掛牌，其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以及社會條件也基本相同，它們的創建者和主持人之間也有緊密的聯繫與互動。但兩個機構的組織形式、學術羣體、戰略佈局、研究旨趣和歷史地位等卻不盡相同。目前，人們對北平研究院的關注——相對於它在中國科學事業建制化過程中的貢獻而言，還顯得極不相稱。同樣，相比於蔡元培及留美學人在中國近代科學、教育、文化與學術史上均留下了顯赫聲名，北平研究院的創始人李石曾及留法學人羣體也幾乎被人遺忘。 ^[1] 

據統計，1949年前歸國的科技人員，留法羣體只佔4%，位居美、英、日、德之後。然而，在近代中國的科技界和教育界，留法羣體格外引人注目，甚至一度與留美學人相抗衡。留法羣體的特殊性在於：其一，有較強的組織性，李石曾及其世界社團體是留法教育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以團體或機構的形式開展，人為推動的色彩濃厚；其二，留法羣體兼具科學研究與改良社會的使命，幾位領導者本身即革命活動家，在投身政治革命之後，視教育與科學為社會革命之手段，他們對法國的體制和文化極為推崇，長期致力在中國實踐；其三，留法羣體有明確的社會建設理念，故回國後能集中到某些機構和團體，保持與法國知識界的緊密聯繫，從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現象，以至有“法國文化派”之稱。 ^[1] 

從科學體制化的進程看，自19世紀末以來，世界科學研究的重心由大學向研究所轉移。李石曾有在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從事研究的經歷，蔡元培則瞭解德國成立威廉皇帝學會的創新意義。兩個研究院的奠基者均重視開展具體的科學研究，因此兩院沒有效仿西方傳統科學院的院士（會員）制度，而是直接採用了“研究所”模式。在體制方面，北平研究院更具有探索性。不僅設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還將研究所與研究會並立，研究會實行會員制。北平研究院還率先召開“學術會議”，為會員（相當於院士）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進行了有益的嘗試。194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延續了這種研究所體制，而且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北平研究院的行政體系。 ^[1] 

科學研究方面，雖然法國科學的整體水平在西方國家中並不突出，但仍有其優勢。其一是物理領域，有兩代居里夫婦、郎之萬等科學大家，他們與北平研究院均有聯繫。郎之萬是北平研究院聘任的唯一名譽研究員，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國學生鄭大章、約里奧－居里夫婦指導過的錢三強、何澤慧、楊承宗等都進入了北平研究院。嚴濟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成績居國內領先，在法國發表論文數十篇，郎之萬、狄拉克、玻爾等國際著名物理學家都曾到訪。而且，效仿巴黎鐳學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幫助下，北平研究院也設立鐳學研究所，並於1948年改組為原子學研究所，這是我國當時唯一的核物理研究機構，後來在錢三強的領導下，新中國的核物理事業即從這裏起步。其二是生物學領域。法國既有雄厚的博物學傳統，也有巴斯德研究所這樣先進的實驗生物學機構。李石曾本人還在巴斯德研究所率先用化學方法研究大豆並發表專著。北平研究院的生物學研究門類較為齊全，建院之初即分設三個研究所，分別從事動物學、植物學和生理學研究。 ^[1] 

當然，受制於這些特點，北平研究院的侷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世界影響持續降低。過於倚重法國，使得北平研究院的學術資源難以為繼。政府沒有發展科學的長遠規劃，經費投入一直沒有增加，研究規模得不到擴充。它作為一個研究機構，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擔負了太多的社會職能。而在世界社體系下過於封閉，“留法派”的特色使得研究人員長期穩定，與外界形不成流動和互動，密切合作的高校僅中法大學一家，致使其科學研究和社會意義也較少為外界所關注。直到後期，北平研究院撤銷了與科學研究關係不大的各類研究會和附設機構，打破地域界限，在上海、陝西、昆明等地建立機構，廣泛引進留學各國的人才，簡化了行政體系，其地方性和法國色彩才逐漸淡化。（本文為《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導言的一部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