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

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來歷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傳統，形成不同時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時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組織實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標點校勘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將全套正史從古董書架上請了下來，成為人人可讀的現代整理本”。整理工作從1958年到1978年，經歷了20年。

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澤東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標點“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作為國慶十週年獻禮。隨即在中華書局組織下，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

由於時間比較緊，導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體例都不一樣。最後只有《史記》趕在1959年國慶前夕出版，其他三種直到1965年才陸續完成。

在整理“前四史”的時候，其餘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陸續展開，由於參加點校的學者分散在全國各地，時間難以保證，1963年，中宣部發文將各地點校者全部借調到中華書局。那一段沒有太多政治干擾，後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點校體例，在這一時段基本得以確立。1966年，“文革”爆發，整理工作停滯。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要求中華書局繼續點校“二十四史”，但由於政治干擾嚴重，隨着戚本禹的垮台，點校班子自然解體。

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重新上馬。《清史稿》的點校，雖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開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恢復後的事情。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繼付型，1978年初出版，點校工作完成。

整理工作歷時20年，前後三個時段工作方式、校勘標準都略有差異。

政治風氣對點校本內容的實質性影響，可以説微乎其微。政治對點校工作影響最大的時期，是1967年的短暫恢復階段。那個時段，要求在點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強調連標點符號也要講階級鬥爭，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衊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明史》裏這樣的一段話：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當時認為“苦我民耳”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不僅是標點，在分段提行的問題上也講階級鬥爭觀點，按照體例應該按年月來劃分的，但由於要突出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當時就要求遇到農民起義就提行，如涉及陳勝、吳廣、黃巢等人的內容都進行分段提行。點校本《三國志》、《陳書》、《周書》，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是“文革”期間，1967年短暫恢復階段的做法，但這個時段的點校工作，沒有形成有價值的成果，所以在通行的點校本中沒有留下明顯痕跡。

點校本出版後，學術界有不斷討論的札記文章，甚至有的還寫出了專書。作為點校本的組織實施單位，中華書局一直關注這些意見，也覺得應該趁當年參加點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華書局參加過點校的一些老編輯都還健在，能夠起到承上啓下的作用的時候，儘快組織修訂。2005年，我們對1958年到1978年點校本整理過程中的全部檔案進行了清理，同時組織專人從編輯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問題，形成了調研報告。調研報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門，我們廣泛聽取意見，還向學術界德高望重的季羨林、任繼愈、何茲全、馮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彙報，修訂工程開始後，任繼愈先生擔任總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擔任學術顧問。在他們呼籲下，2005年11月，温家寶總理和陳至立國務委員分別對修訂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訂工程獲得國家出版基金專項資金支持。 ^[1]  2005年，中華書局着手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訂準備工作。2010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預計2015年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