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我六七歲的時候走丟過一次。當時我迷迷糊糊，一下子就見不着父母的影兒了。一陣害怕之後，我馬上重新出發，趕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時他們還在絕望地找我。其實那天下午我倒是覺得，走丟的是他們。畢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們卻沒有。

“你走岔道了。”後來母親對我説，眼裏還掛着淚。

“明明是你們走了另一條路啊！”我想着，但沒吭聲。

父親在扶手椅上靜靜地看着。偶爾我覺得他一直躺在那裏沉思，但他恐怕什麼都沒想，可能就是閉上雙眼，逆來順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過那天晚上他開口了：“這挺好，”他對我説，“你戰勝了困境。”母親用疑慮的眼光盯着他，可他還是自顧自地發表了一番關於“困境”的雜亂無章的言論。

我縮在父親對面的沙發上，假裝睡着，聽着他倆老掉牙的爭吵。母親説上好幾句話，父親只給出一兩個字的迴應——偶爾斬釘截鐵地冒出一個：“不！”偶爾在母親的咆哮之餘插上一句：“扯淡！”還有些時候，甚至會像警官一樣命令：“閉嘴！”

那晚，母親抱我上牀，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裝睡，其實卻好奇地聽着她的一舉一動。她説：“你爸爸説得有理。現在我們知道了，你丟不了，知道你能一個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該專心點兒，該走得更快些。”

我把這話放心上了。從那時起，我加快了腳步。事實上，好幾年之後，當我次跟珂羅蒂雅聊天時，她還問我為什麼總走那麼快。當時她已經跟蹤我好幾天了。我們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認識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大地震當晚，不過當時我們並沒説上話。

那時珂羅蒂雅十二歲，我九歲，所以我們的友情實在是不可思議。不過我們看上去倒挺像朋友，常常聊天。有時我會覺得，我寫這本書，無非是為了追憶那些談話。

地震那晚我很驚恐，但從某個角度説來，我也挺喜歡那晚發生的事。

大人們在一家屋子的院裏搭起兩頂帳篷，讓我們這些小孩兒睡覺。這事兒一開始就惹出了亂子，因為所有小孩兒都爭着要睡在那頂愛斯基摩風格的帳篷裏，那東西在當時可是個新鮮玩意兒。後，大人們把它分給了女孩兒們。我們這羣男孩兒把自己關在帳篷裏悄聲打鬧。大人不在時，這是我們的保留節目：興高采烈、毫無節制地追來打去。不過那次，紅髮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我們只得另找法子娛樂。

不知誰想到了立遺囑的點子，乍一聽我們覺得不錯，但隨即發現這事兒毫無意義。因為如果再來次更強烈的地震，估計全世界都能被毀掉，那我們的財產自然無人繼承了。於是我們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隻獵獵打顫的狗，人們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紛紛掉落太空。反覆想象這樣的場景樂壞了我們，也讓大家漸生睡意。

可我不想睡。其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但這種全新的疲憊讓我兩眼放光。我決定熬通宵，還打算混進那頂愛斯基摩帳篷裏，好跟女孩兒們接着聊聊。沒想到警察的女兒卻一口咬定我想強姦她們。雖然那時我還不大懂得強姦犯是什麼意思，但還是立馬保證我沒想過要幹這事兒，只是過來瞧瞧而已。那女孩兒嘲諷地一笑，説，天下強姦犯都是這套説辭。於是我被關在帳篷外，聽她們玩遊戲。她們假裝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後僅有的倖存者，看到主人去世，娃娃們撫屍痛哭。只有一個娃娃覺得這樣才大快人心，因為對它而言，人類這物種臭味十足。遊戲後演變成一場爭權奪利的比拼，看上去姑娘們似乎要吵個沒完，結果卻很快達成一致——所有的洋娃娃中只有一個正版芭比。她大獲全勝。

我在廢墟中找到一把沙灘椅，膽怯地靠近大人們的篝火。看到鄰居們大概是頭一次這樣聚在一起，我還真不習慣。他們小口小口地抿着酒，排遣恐懼，悠長的目光中滿是同命相憐的味道。有人弄來一張舊木桌丟進火堆，好像那桌子一文不值似的。“要是你樂意，我把吉他也扔進去。”父親這樣對我説。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有些迷惑，因為父親很少開玩笑。這時，鄰居勞爾帶着瑪卡麗和珂羅蒂雅回來了。“她們是我姐姐和外甥女。”他向大家介紹。地震發生後，勞爾曾四處尋找她們，現在終於把人帶回來了，他顯然是鬆了一口氣。

智利小説家、詩人。他1975年生於聖地亞哥，先後在智利和西班牙接受教育，在智利天主教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目前在智利迭戈波塔利斯大學擔任文學教授。他的部小説《盆栽》即轟動文壇，並獲得當年的智利文學評論家獎*小説獎和國會圖書大獎。他還著有詩集《無用的海灘》《移動》，散文集《未讀之書》、小説《樹的隱秘生活》《回家的路》和短篇小説集《我的文檔》。2010年，他入選《格蘭塔》雜誌評選的“*西班牙語青年小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