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靈詩派

“四靈”地位不高，生平經歷曲折坎坷。與這種經歷相關，他們的詩作多寫瑣細的日常生活，注重抒發主觀情感體驗，描寫山水小景及其閒情野趣，尚白描、忌用典，詩風清瘦野逸，以平和沖淡見長。四靈詩歌主張歸宗晚唐，其中又主要是崇尚賈島與姚合的詩體及藝術追求，其旨趣在於對苦吟審美情趣的追求。 賈島，姚合是有名的“苦吟派”詩人。兩人都有着非常認真的創作態度，他們所要追求達到的審美效果即是苦吟的手段達到平淡自然的境界。其中，甚至有刻意追求險急幽僻的意象的目的。而作為賈姚二人的後學，四靈並沒有像他們那樣執迷於幽僻的生字與怪奇的意象，而是以此為手段達到他們所要追求的平淡自然的詩意境界。

（翁卷）

一天秋色冷晴灣，無數峯巒遠近間。

閒上山來看野水，忽於水底見青山。

翁卷是當時有名的苦吟詩人之一，他曾有“病多憐骨瘦，吟苦笑身窮”（《秋日閒居呈趙端行》）之句自況。此詩寫秋日出遊望中之景，閒淡靈動，野趣盎然。起首兩句平淡無奇，而後兩句卻有突如其來的美感，令人拍案叫絕。“閒上山來看野水”，可見前些時日已有秋雨來訪，但詩人不直接寫所看到的野水情態，而是筆鋒一轉，道“忽於水底見青山”，使雨後山塘野水溢滿，波光粼粼的情趣不言而喻。構思妙絕，頗見立意煉句之工。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　（徐照）

石縫敲冰水，凌寒自煮茶。

梅遲思閏月，楓遠誤春花。

貧喜苗新長，吟憐鬢已華。

城中尋小屋，歲晚欲移家。

徐照是一位自覺的苦吟者，志在追蹤賈島，姚合的寒瘦詩風。他自己曾説：“昨來曾寄茗，應念苦吟心”（《訪觀公不遇》），“吟有好懷忘瘦苦”（《山中寄翁卷》）。因為徐照家境清貧，且畢生致力於苦吟，所以有許多即景抒情之作還是寫得清新明麗，頗有韻味的。此詩寫歲末雜感。首聯便頗可見“冥搜物象”，“清苦”的風格。試想在如此寒冷的時節，從山中石縫裏敲冰化水煮茶，是夠“清苦”的。此亦可見選詞造句之心思。次聯寫煮茶時所見所想。“思”字與“誤”字頗可見推敲工夫。方回評雲：“‘思’字‘誤’字，當是推敲不一乃得之。”紀昀評雲：“極為寒瘦之語，然別有味。”（《瀛奎律髓·冬日卷》）都講得很有道理。縱觀全詩，是真正窮苦詩人“苦吟”出來的詩，雖然境界狹小，卻也別有風味。

（徐璣）

水滿田疇稻葉齊，日光穿樹曉煙低。

黃鶯也愛新涼好，飛過青山影裏啼。

徐璣也是一位雕章琢句的苦吟詩人。他曾説：“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無禁，豈能名家哉！”（見葉適《徐文淵墓誌銘》）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四靈的一個苦吟的理論綱領。徐璣的這首《新涼》寫江南夏末新涼。首句主要通過視覺形象來表現新涼——水滿秧齊、水清葉綠，而涼意便自然而生。次句一“穿”字、一“低”字，頗見雕琢之工。而後兩句則突出了人與黃鶯都因愛新涼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的優美意境。

（趙師秀）

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

林疏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

約客（趙師秀）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1]  。

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趙師秀《約客》 趙師秀被推為四靈之冠，在四靈中聲望地位最高。趙師秀與其他三個人一樣，在煉句煉字上是很下工夫的。他自稱：“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可見其苦吟之狀。七律不是趙師秀的專攻，但卻常有驚人之作。第一首《數日》可見一斑。“獨、寒、苦、孤、冷、病”是四靈 詩歌中最常用的字，趙師秀在《數日》中以病夫自況，也是常理。此詩雖寫景，卻“一切景語皆情語”，主體形象極為突出。前兩句自訴淒涼處境，後兩句卻筆鋒一轉，豁然開闊。全詩頗可見“野逸清瘦”之風。“林疏放得遙山出”，一“放”一“出”，神采飛揚，雖是刻意為之，卻也無痕無跡，是苦吟中難得的佳作。

第二首《約客》是趙師秀得意之作，各種宋詩選本一般都會選入此篇。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選此篇，並有注曰：“陳與義《夜雨》：‘棋局可觀浮世理，燈花應為好詩開’，就見得拉扯做作，沒有這樣乾淨完整。”此詩入句便佳，梅雨時節，蛙鳴處處。這樣寂寥的晚上，約一位朋友來下棋，是很有詩意的。而事實又是友人應約而未至，此時，窗外雨聲、蛙聲響成一片，而房內主人則棋子閒敲燈花落——這一切更為這百無聊賴的夜晚增添了無窮的惆悵之感。全詩意境優美，琢語輕靈，是詩中的七律佳作。而最為人所稱道的是末句“閒敲棋子落燈花”，乾淨雋永，而“敲”字與“落”字更是極為工整、有韻味，傳神。

四靈中類似上述的佳作委實不多，大都平淡無奇，然而詩中的警句卻有不少，這也正是所謂的“有句無篇”。許多人把它作為四靈的“通病”，通病也是一種“病”。這正是四靈所共同追求的苦吟審美情趣所造成的。

一是社會時代狀況。從四靈的詩歌內容上看，較少有關心時事、憂念時局的內容，主要原因即是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的確立。四靈活動的時間大概是孝宗末期至寧宗嘉定（1208—1224）年間，當時南宋朝廷偏安已成定局，正所謂“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並非四靈毫不關注世事民艱，而是大環境如此，再加上温州又相對偏僻，山水絕佳，因此四靈詩歌取材狹窄，追求苦吟審美，內容多山水雜事吟誦之作，也不足為奇了。或者説，在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時代，追求詩歌上的一種苦吟審美，是四靈追尋自己內心寧靜的精神家園。

二是詩歌本身的傳承發展。詩歌發展到了唐朝，已經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峯，正如魯迅説的，好詩都被唐人作盡了。宋人在面對唐朝詩歌時，採取怎樣的方式來繼續走下去，因襲守舊，還是另立山門，這是一個問題。宋初有人學習前朝先賢，或重拾晚唐衣缽，或學習李商隱，或學習白居易。但總歸是曇花一現。後來經宋人自覺抵制，歷盡千辛萬苦，才在唐人輝煌的藝苑外另闢出了一塊新的園地，即更多的關注人文社會環境而不是純自然環境，於是極力推崇杜甫，或以理趣入詩，出現了朱熹等一批既是理學大師也是詩人的羣體。但至四靈時代，這種風氣已經快到了死衚衕，理學詩變得呆板無味，而當時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又出現了一些無法面對的衰落，於是一場必然的迴歸呼之欲出。正當人們厭倦了江西詩派的時候，四靈應運而生，力舉晚唐大旗，從而人心所向，應者雲集。諸多文學史評價四靈為“唐音迴歸”或“唐風再現”，是很有見地的。

三是詩人們自身的遭遇與藝術好尚。四靈中徐照終生為仕，而其他三人也都只是做過幕僚等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官。生活是十分窘迫的，特別是徐照。所以他們也特別容易寄情于山水，忘情于山水，以此理想來暫時遺忘現實生活中的艱辛與苦楚。而永嘉，自古便是山水之鄉，鍾靈毓秀，風景優美，有秀麗的楠溪江，還有幽壯的雁蕩山……它們的存在，為詩人們提供了客觀條件。

四是四靈詩派的詩體特點。“四靈”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滿足於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閒逸生活。在藝術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輕古體而重近體，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詩字數不得超過40字。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派詩人以學問為詩的習氣。他們的成就極有限，但在當時的詩壇卻得到廣泛的反應。

“四靈”以五律為主要體裁，多以詠景言物，五律中尤重中間二聯，苦吟推敲，翻空出奇，有些詩句確亦奇巧精緻。徐照的“眾船寒渡集，高寺遠山齊”（《題衢州石壁寺》）、“風順眠聽角，樓高望見船”（《永州寄翁靈舒》），徐璣的“寒煙添竹色，疏雪亂梅花”（《孤坐》）、“寒水終朝碧，霜天向晚紅”（《冬日書懷》），翁卷的“數僧歸似客，一佛壞成泥”（《信州草衣寺》）、“輕煙分近郭，積雪蓋遙山”（《冬日登富覽亭》），趙師秀的“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桐柏觀》）、“池靜微泉響，天寒落日紅”（《壕上》）等詩句，景物觀察細緻入微，從視覺、聽覺和觸覺的不同角度捕捉形象，對形象加以巧妙安排、準確描繪、高低對照、色彩映襯、動靜相生，有匠心獨運之處，遣詞用字、對偶聲韻甚為講究，收到很好效果，此為“四靈”工五律所能達到之最高成就。

（ ？ —1211年）字道暉，又字靈暉，號山民，永嘉人，終生布衣，未嘗仕進，家境清寒，貧困潦倒，一生有三好：嗜苦茗，有“手烹口啜無時”之説；遊山水，有“穿幽透深，棄日留夜”之名；喜吟詠，有“天教殘息在，安敢廢清吟”之作。他的詩作“清瘦不俗，故亦能自成丘壑”，“數鱗新柳串，一笛小兒吹”，“梅遲思閏月，楓遠誤春花”等。仍為後人傳誦。比之其他三人，徐照詩中多一些切近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章。如《促促詞》：“丈伕力耕長忍飢，老婦勤織長無衣。東家鋪兵不出户，文為節級兒抄簿。一年兩度清官衣，每月清米一石五”。反映東西兩家的歌哭，揭露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當是他一生貧窮，較接近下層社會生活所致。徐照死後，賴朋友聚錢為營葬，葉適為其作《徐道暉墓誌銘》。遺有《芳蘭軒詩集》。

（1162—1214年）字致中，又字文淵，號靈淵，永嘉人。祖籍福建晉江，“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為温州永嘉人。”他是仕族之後，受父“致仕恩”得職，浮沉州縣，為官清正，守法不阿，為民辦過有益之事。“詩與徐照如出一手。蓋四靈同一機軸，耐二人才分尤相近。”遺有《二激亭詩集》。

字續古，一字靈舒，樂清人，生卒年未詳，嘗登宋孝，作過幕僚，教過館，一生奔波，落拓江湖，很有感慨，《還家夜同趙瑞行分韻賦》雲：“莫怪繁霜滿鬢侵，半年長路幾關心？還家點檢家中物，依舊清風在行林。”是他潦倒的真實寫照。“四靈”中他是最後去世的。遺有詩集《葦碧軒詩集》。

（1170—1220年）字紫芝，又字靈秀，亦稱靈芝，號天樂，永嘉人。登光宗紹熙元年進士第，曾在上元、搞州等地任屬吏，並不得志，發為感嘆：“自為貧簍驅，十年九離索”，晚年寓居錢塘。有人評趙師秀詩為“四靈”之首。“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藝也。遺有詩集《清苑齋詩集》。

北宋中期，理學逐漸興起，道統文學觀盛張，於詩作上，理學家提出“以道學為詩”。北宋後期，更有江西詩派風靡一時。倡“資書以為詩”，拼湊堆砌典故，語言深奧拗澀。南宋初期始，諸多詩人起而反對，設法衝破江西詩派藩籬；而在永嘉，詩人潘檉首先提出宗晚唐賈、姚體，反對江西詩風。“四靈”繼之，

且集合永嘉詩人，共為唐體，葉適為獎掖後進，編刊《四靈詩選》，親為鼓吹。天下病江西詩風久，永嘉詩人提出反對江西詩風，因而得到較大回響，有一批追隨者。“至潘檉出，始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煅月煉，一字不苟，由是唐體盛行。”“唐與江西相抵軋”，詩風蔚然一振，影響所及，“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下啓江湖詩派。

“永嘉四靈”是南宋詩壇獨樹一幟的詩歌流派，對前人，它改造江西詩派，去除其弊端；對後來，它啓動江湖詩派而再創新、發展。全祖望在《〈宋詩紀事〉序》裏把宋詩的發展歸納為“四變”，從陸游等“中興四大家”到“永嘉四靈”為其中的第三變。“四靈”詩歌並非“寒蟬哀鳴”，也不是遠離社會現實，只透露“狹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詩歌史上應有較高的地位，對它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評價，特別是對積極用世方面的評價，需要突破由來已久的思維定勢，多一些多元意識和寬容意識。

“四靈”出現的時候，江西詩派的影響已漸趨衰弱。“四靈”主觀上也想打破江西詩派的藩籬，學賈姚，少用典等等，都含有與江西詩派背道而馳的意圖。葉適認為他們的詩風是對唐詩的復歸，其實以“四靈”的才能，從實質上來説，他們只是因為不滿體現着典型宋調的江西詩風，從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體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