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恨

從遼亡到明亡，明亡始於遼亡,遼亡影響明亡。遼東得失關係明朝存亡,有識之士早有所見。嘉靖時遼東巡按御史王之誥即有如下之説:“遼,北拒潰胡,南扼朝鮮,東控夫餘、 真番之境,負山阻海,地險而要。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李化龍見高淮亂於內、努爾哈赤起於外、便認為“遼之亡形成矣。”他驚呼:“淮去則遼安、淮在則遼亡。”，“京師去遼才七百里、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卧也。”。“二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則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剩。”，“奴酋女婿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有事想求鄭之範，不若去找吳樹蘭。要是認識三流子，什麼事情都好辦。”明末開原城守城推官鄭之範的小舅子吳三流子，民憤極大，故有民謠雲：“吳三流子不是人，又罵人來又打人。吳三流子是無賴，又強買來又強賣。”當時遼人追溯遼東"受病之原" ,宣稱: "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遼東的漢族基本上是軍士及其家屬,即所謂“遼東與腹裏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正是由於這樣一個居民結構，高淮亂遼後，明朝善後不及，致前屯衞軍户不堪髙淮勒索,合營男女數千人"欲攜家北投虜地"。“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僅得老幼孤貧六七萬人。”努爾哈赤見此，對漢人來歸持一種贊成的態度: "利其薄獲,陽謂為天朝民也,相與安之,而陰實有招徠之意。" “生於遼,不如走於胡”,這是一首明代開原遼東各地的民謠。明朝神宗時期,官員暴虐,倒行逆施,不顧國家安危,其中為禍最烈莫過於重用大批宦官,充當礦税使,分赴全國各地,大肆掠奪民財。他們打着皇帝欽差的旗號,如狼似虎,無惡不作,引起民變、兵變、商變,天下騷動。開原等遼東地區是受害嚴重的地區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這裏,為害十年。遼東地區人心惶惶,人心思逃,認為逃到蒙古、女真地區也比在遼要好,於是民間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生於遼,不如走於胡。”史載:弘治元年(1488)遼民"逃亡日多";隆慶五年(1571)"開原額設兵馬五千,逃亡大半";萬曆七年(1579)遼東全鎮"軍民逃亡者半"。他們有的"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被迫受女真貴族役使。再如,《酌中志》記遼東“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明實錄》萬曆三十年(1609)“遼兵六萬餘人,因避差徭繁重，在彼境,久假不歸”可見,“生於遼,不如走於胡”這個民謠,真實反映了明朝後期遼東地區人心背向,這是遼東形勢的真實寫照。“各邊軍士卒，因官軍剝削，往往逃竄”“遼東二十五年開原額軍士一十五萬陸仟九百餘名，今役止六萬餘名，其間，且多老弱”“開原額沒兵馬五千，逃之大半”。“今遼陽小米、 黃豆鬥值二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釐，葛柴一束值一分五釐矣。 每軍一日連人帶馬須得一錢三四分方能過活， 而所領月餉及馬止於八分。 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 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 ，仍依舊巢 ,抵死不去 ,曰我搬在何(別)處 ,無過活亦死, 在此亦死, 賊來且隨之而去, 即屢請之而不得也。”，“棍惡宋希曾等勾引税監高淮，委官楊承恩等，逼詐贓私，鄉民無告，至欲順虜逃生。”民間還流傳着“若不罷税，達子就是我投主”的説法，“先被擄者之有妻子牲畜田土也。謂：‘雖犬羊不類，猶得以緩其死。’遂因虜入而願隨之去者比比也，是則大可憂也。夫華夷異類，風氣異宜，飲食居室異用，而奈何甘為犬羊之役哉，不得已也。”熊廷弼指出： “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故大恨形成。遼民逐有四大恨，努爾哈赤作七大恨就是為了要爭取同情，讓遼人充當耳目，遼東動靜悉知。又於“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為分田事先期傳諭各村曰：“海州地方撥田十萬垧，遼東地方撥田二十萬垧，共徵田三十萬垧，分給我駐紮此地之兵馬。至於我眾百姓之田，仍在我地方耕種。爾遼東地方諸貝勒大臣及富家之田，荒蕪者甚多也，該荒蕪之田，亦列入我所徵之三十萬垧田數內。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內至鐵嶺、懿路、蒲河、範河、琿託河、瀋陽、撫順、東州、瑪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種。若仍不足，可至邊外耕種。往者，爾明國富人，佔地甚廣大其田僱人耕作，所獲糧米，食之不盡，而糶之。貧民無田無糧，買糧而食，一旦財盡，淪為乞丐。富人與其囤積糧財，以致朽爛，徒行貯藏，不如瞻養乞丐貧民。如此，則鴻名相傳之，造福於後世也，本年所種之糧，準其各自收穫。我今計田每丁給種糧田五垧，種棉地一垧矣。爾等不得隱匿男丁。隱則不得其田矣，嗣後以不使花子求乞，乞丐僧人，皆給以田，勤加耕作。每三丁，合種官田一垧。每二十丁，以一人充兵，一人應役。不似爾國官吏差人歙財於下，賄賂於上。爾漢人蔘將、遊擊一年領取豆類及高粱、小米共五百石，麻、麥、靛等，不計其數。每月領取食米、木炭、紙張、菜蔬費十五兩。我已諭令廢止此種雜費，秉公執法而生之也。官員出行，由汗賞給買肉之銀兩，按實到人數給米。” 努爾哈赤未坐穩遼東時的“革命”宣言，即天啓二年努爾哈赤攻打遼東重鎮前在遼東散佈的造反口號，“有房同住、有糧同食、有田同耕。” ^[2-9] 

明初,遼東邊防軍有十三萬人,後來“逃敵者,十有四五。”熊廷弼也説: “全鎮軍額亡失幾半,見在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贏馬弱又十五,廢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當時明兵不逃者一聽徵召惟有大哭賣妻鬻子以換快刀出征。這些遼鎮逃亡的技術人才及青壯則都被努爾哈赤招攬，①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啓在《庖言》中説：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制，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分全無保護。滿洲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肋，中箭必死。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説，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②“滿洲的兵，馬箭是最利害的，且雲拾的滿甲一副，抖出鉛子升許，此等好甲鳥槍亦不能透。”熊廷弼於八月二十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絃，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③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户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 日尚不餓，馬到今 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 日尚下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説户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説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除了遼東，孟密及蠻莫也是被萬曆派遣的地區。 ^[10] 

到了明代後期朝廷日益腐敗，宦官擅權舞弊，税監充斥各地，騷擾地方。“遼左羣奸互構、税監庇惡匿贓”，以致遼民怨聲載道。繼之又“雨水風蟲、相繼為災”，屯田制度日漸墮毀，以致遼東“芻粟空竭，人馬倒死相枕藉”，天災人禍逼得遼東廣大軍民走投無路“至欲順虜逃生”，甚至有些遼民“則寧歸建酋(即建州女真)，不願歸於中國(即明朝)”。而當時女真一方卻又有着強烈的吸引力，特別是建州女真自努爾哈赤興起之後，十分注意招徠漢人，“以民(指漢人)為奇貨而潛招之”，致使“懼罪脱逃之人，俱以奴寨為窟穴”，努爾哈赤並“特築一城居之，號曰蠻子城”。努爾哈赤入居遼東之前，寬待、招徠漢人的政策，對明代遼東的邊防起了銷蝕和瓦解作用。致有“合營男婦數千北走”，欲逃往建州女真。“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萬曆年間遼東督撫梁夢龍承認“自災虜頻仍，軍民逃亡者半”，而邊吏張濤已看出“建州富殖，遼人久為所有”，致使當時的巡撫山東御史翟風坤不得不發出“我遼民以役重差煩，至於無可奈何，願隨之(指女真)去，將來之憂方大耳”的感嘆。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