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危險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脱離羣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鋭地擺在全黨面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黨的執政環境也面臨新的形勢，特別是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入，一些消極負面思想也乘虛而入。

“在成績面前，部分黨員幹部容易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樂情緒，導致在工作中思想渙散、精神懈怠，發展下去，就會嚴重損壞黨的形象，削弱黨的戰鬥力。”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説。

“與以往的要求相比，十八大報告強調了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十八大代表、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説，近年來，我們黨在實踐中提出了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的命題，不斷增強黨的意識、政治意識、危機意識、責任意識，為保持黨的純潔性而不懈努力。

“西部大開發以來延安市經濟快速發展，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高於陝西省平均水平1000多元。”十八大代表、延安市委書記姚引良説，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延安北部各縣縣富民窮，南部各縣民富縣窮，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的問題還很突出。“所以我們不敢絲毫懈怠，要繼續發揚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

如何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險？十八大報告強調：堅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着力整治慵懶散奢等不良風氣，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優良黨風凝聚黨心民心、帶動政風民風。

十八大代表、雲南作家夏天敏説，現在國家發展迅速，但一定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保持頭腦清醒，不要被目前的一些數字所迷惑，沉醉於已有成績。要清醒地看到我們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以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參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去。

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我們走的是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遇到的很多問題沒有現成答案，沒有現成方法，不論是社會利益的協調，社會矛盾的解決，還是社會管理，黨員幹部都面臨實際能力與面臨問題不相符合的情況。”戴焰軍説。

“我們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都在深入推進改革，我們的黨員領導幹部只有站在改革前沿，學習掌握最新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才能不斷提高把握新形勢、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十八大代表、北京安定醫院院長馬辛表示。

十八大報告提出，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加強和改進幹部培訓，提高幹部素質和能力。代表們認為，今後要不斷加強黨員幹部理論思維能力、戰略謀劃能力、崗位業務能力、團隊協作能力等多方面素質的培養和提高，讓黨員幹部在思想上、能力上、作風上與時俱進。

權力來自人民，權力為了人民。十八大報告中強調，“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

“我們黨一直在強調，脱離羣眾是最大的危險。”戴焰軍説，在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條件下，黨沒有了外在的強大的生存壓力，一些黨員幹部羣眾觀念容易淡化，再加上權力本身具有的腐蝕性和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利益誘惑，使得一些黨員幹部疏遠了羣眾，忘了“我是誰、為了誰”。

“現在基層一些年輕的幹部，知識水平不低，但缺少吃苦精神和工作主動性，不會和農民羣眾打交道，説到底是個作風問題。”陝西省延安市志丹縣杏河鎮黨委書記劉剛代表説。

十八大報告指出，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羣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着力解決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羣眾工作的能力。

“跟羣眾打交道，千萬不能把自己當‘官’。”在北京朝陽區高碑店村擔任10年村黨委書記的支芬代表説，基層黨組織的幹部要主動走進羣眾，為老百姓着想，為老百姓辦事。如果各級黨組織在第一時間瞭解羣眾訴求，共同面對羣眾提出的問題，就自然能得到羣眾的信任。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了我們黨反對腐敗的鮮明立場和堅定決心，並向全黨發出警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十六大以來，一批大案要案刺激着人們的神經，與此同時，發生在羣眾身邊的一些腐敗現象引起羣眾的強烈不滿。

“發生在羣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和現象，傷害羣眾對黨的感情，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十八大代表、陝西省委常委、紀委書記郭永平説，要警惕腐敗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苗頭和一種潛規則的趨勢，警惕一些幹部掌權之後就不由自主幹些權錢交易勾當的潛意識。

代表們認為，解決腐敗問題關鍵要靠制度，在權力集中、監督制衡不足的情況下，光依靠領導幹部的個人覺悟，很難真正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只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才能從根源上遏制腐敗。同時要依靠人民羣眾的支持和參與，讓人民參與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各級領導幹部也要適應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做到潔身自好，廉潔自律。

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檢察長盧希認為，進一步推動反腐倡廉建設最需要做的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健全權力運行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行使的規範和限制，為權力運行設置“邊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權力既高效運轉又正確行使。　 ^[1] 

改革開放鑄就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輝煌，也把我們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的高峯。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關鍵期和攻堅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世紀之交，國際情勢對我們的發展總體是有利和友善的。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後，隨着全球經濟形勢逆轉，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態度也發生很大變化。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增強，包括將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轉嫁給中國，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的聲浪日益高漲。二是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使他們更多地把我們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戰略伙伴。三是經濟全球化拓展了我國的發展空間，使我們得以跟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步伐，但其負面影響，就是使一些西方敵對的意識形態和黃賭毒等趁機湧入。四是改革中出現的一些矛盾，也成為改革的重要障礙。此外，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人類經濟社會活動資源配置的最佳組織方式和制度形態，能夠推動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但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追逐利潤最大化、等價交換、拜金主義等價值觀，也會對黨員幹部的心理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此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四大考驗”的核心是長期執政的考驗。在我們建黨90週年、執政62年後，我們長期面對的各種考驗更加複雜和嚴峻，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四大考驗”是和“四大危險”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形勢嚴峻，精神懈怠就會出大事；內外環境複雜，能力不足就難以應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能否始終站在羣眾立場上想問題、做工作尤其關鍵；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具有兩面性，警惕腐敗的危險尤其重要。因此，只有深刻認識“四大考驗”，才能有效防範和消除“四大危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