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匣

1958年出版的《中國手工藝大全》中，有一首民謠：“古玩精品藏錦匣，裁剪硬紙巧搭配，糊好綾娟配玻蓋，免得碰撞受損害”。這足以説明囊匣在文物保護中的作用。

眾所周知：文物是指具體的物質遺存。文物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由人類創造，或者是與人類活動有關的；二是成為歷史的遺存，不可能再重新創造的。

在博物館裏，人們通過文物與歷史對話，可以穿越時空的阻隔，俯瞰歷史的風風雨雨。

在博物館裏，人們通過陳列、展出、宣傳、服務及豐富的文物藏品，接受文化和文明的薰陶、洗禮，見證人類發展的歷程。

在博物館裏，儘管有文獻記載的描述，但是因為缺乏具體的形象，人們不可能真切地瞭解其歷史特徵，只有文物，才能將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形象生動地展示出來。

從某種角度講，文物不僅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象徵，文物又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見證。也就是説，文物是國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全人類的共同的文化財富。現代社會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人為與自然的破壞和損壞文物的因素顯著增長，文物保護成為博物館面臨的共同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4年6月發起了歷時6個月的保護文物古蹟的國際運動，要求各成員國充實和改進保護文物的技術和法制措施，同時要求各成員國加強文物保護的宣傳，使文物的價值觀念家喻户曉。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2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8年11月，第20屆會議又通過了《關於保護可移動文化財產的建議》。

中國原本就有保護文物的傳統。秦始皇曾經派千人打撈沉沒在泗水的周鼎。漢武帝得到出土的銅鼎，將年號改為“元鼎”。據《宋書?五行志》記載，西晉的武庫中收藏有孔子穿過的鞋子和漢高帝斬白蛇劍。《呂氏春秋?節喪》中寫道，對於盜墓行為，要“以嚴威重罪禁之”。《淮南子?論》説，當時法律有“發墓者誅”的條文。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唐律疏議》卷一九有關於對“發冢”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明代法律還規定，不論是國有土地還是私有土地，凡地下發掘得到的古物，限期上繳國家，否則予以懲處。

不管是在現代還是在古代，文物都是十分珍貴的。文物也是博物館存在的根基，是博物館一切業務活動的物質基礎，是博物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根本保證。做好文物藏品的保護和管理，是文物工作者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擁有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性質、不同種類的文物近萬件，以紅巖革命史、民主黨派史、抗戰文化史文物為主。有227件國家一級文物；有264件國家二級文物；有2141件國家三級文物。這些珍貴文物，均存放在2012年結合國家一級博物館的評定工作時經過基礎改建，面積達1000餘平方米的文物庫房內分庫管理。庫房配置有單體空調機，弱紫外線光源燈，抽濕機，電子監控等安防設備。為了更好地做好珍貴文物藏品的保管工作，給文物穿上“盔甲”，用囊匣進行保管，是進一步做好對文物保護的方法之一。

227件國家一級文物已委託重慶某工藝品公司量身定做作囊匣。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盒子，全是手工製作，藍色綢緞、裝裱紙與香樟木合三為一，從外觀風格上看，書香味濃，在製作和設計上，既注重實用又力求美觀、安全，既要展示文物又要有獨特個性，可以説每件囊匣都是一件藝術品。此外，文物置於囊匣之中，其防潮抗菌都達到了科學保管的要求。

據悉，在我國很早就利用囊匣包裝、保護、保養文物，很多珍貴文物裝入囊匣珍藏，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因為錦囊能有效地防止紫外線對文物的直接照射，減少或避免文物的曝光，防止有害氣體以及蟲害對文物的腐蝕、損害，減少高温或潮氣的浸入，使文物可能產生的變質得到控制。錦囊有一定的體積和相應的硬度，而今我們用囊匣包裝、存放文物，既便於文物的排架、編號、提取、搬運，又減少或避免了人為因素而造成的損失，囊匣也是最理想的保護文物裝置，有利於延長文物壽命。

囊匣除了方便將文物保存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方便運輸，這些盒子從外觀上看，與市面上首飾、禮品盒差不多，實質上卻有着本質的區別。裝文物的囊匣，是按文物形狀精細製作而成的，將文物置於其中，大小完全吻合，嚴絲合縫，而且裏面像沙發一樣柔軟。囊匣外圍，根本看不到任何剪切的痕跡，全是手工壓埋邊角。再看囊匣的外殼，十分堅硬，如木板，又似鋼板。因此，珍貴的文物，再配上精緻的囊匣，堪稱交相輝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