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樸

嚴樸，字君實，又名達人，1898年3月22日生於江蘇省無錫縣寨門村一個五世同堂的地主家庭。嚴樸出世時，家道已衰。他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是這個家庭的三少爺。他3歲喪母，6歲喪父，同年繼母亦去世，由姑母撫養。姑丈家也是地主，對嚴樸很溺愛，要他讀四書五經，長大繼承嚴家祖業。但嚴樸讀書不刻苦，喜愛與貧苦百姓的孩子交朋友，也好打抱不平，濟困扶危。遇到久旱少雨的歉收年月，他常幫佃户向族長提出減租，先在家裏“動干戈”。族長、叔伯等長輩咒罵他為“逆子”、“妖魔”。他毫不畏懼，同幾個窮苦出身的學生一起，起草了“減租萬民稟帖”，鼓動各村租種嚴義莊(即田莊)以及他老家田地的佃農簽上姓名或打上手印，遞交給鄉、圖(即鄉長、村長)，他們不得不帶着賬房先生到田頭查看災情，斟酌減租。這些人一提起嚴樸，便深惡痛絕，咬牙切齒，罵不絕口。家族中人更罵他是“吃裏爬外的敗家子”，以他“不堪繼承祖業”為由，將他父親的一份遺產交由族長、他的四伯掌管，不許他過問。而北鄉各村的佃户們，則對他誇耀不已，稱他是“好心腸的三少爺”。

1915年冬，嚴樸與同邑八士橋過瑛(字挺芳)結婚。

科舉廢除後，山村的落後地主不主張子孫讀新學。因此，嚴樸娶親後，他的四伯便不許他再去上學了。但是，他不願待在封建家庭當少爺，遂到本邑大宋巷小學任教。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使嚴樸感到學習的重要性。於是他辭去小學教師職務，考入上海專科師範學校。1922年他因反對思想頑固的校長，同時要求組織學生會，而被學校開除。後來，他又考入到投機家陳南強想用辦學發財，創辦的自任校長的上海專科大學。入學後，他大失所望，隨即又參加了驅逐陳南強的活動，在學生的強烈反對下，改換了校長，學校易名為南方大學，嚴樸仍留南方大學讀國學專修系。他愛慕惲代英、瞿秋白等的聲名才學，常到由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主力的上海大學去旁聽功課，接受新思想。他受《新青年》、《嚮導》、《共產黨宣言》及社會主義書籍的影響，積極參加革命活動，發起組織中國孤星社，聘請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任為名譽會長。通過創辦《孤星》旬刊，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宣傳，介紹新思想，團結進步青年，並在無錫、蘇州、常州等地發展組織。

為了喚起工人覺醒，嚴樸在上海滬西創辦了工人夜校，教工人識字，對工人進行啓蒙教育，並勸導工人組織工會，團結起來，為保衞自身生存而鬥爭。他還辦平民夜校，招收里弄文盲、工人家屬、商店小學徒及失學青年為學員，教他(她)們認字，並講解時事，把學校辦得生氣勃勃。1925年，嚴樸由張佐臣、徐偉、方聞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五卅遊行講演時，嚴樸等15人被捕，被押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此之前，嚴樸曾因捐援助蘇俄，誤進了一白俄住宅。宅主人誣稱嚴樸妨礙治安，把他扭送巡捕房，後由校方保出。嚴樸兩次坐“西牢”的事，被族長知道後，認為他招惹是非，玷辱門庭，決定把這個“禍殃根”開除出族。嚴樸對此毫不介意，反而認為從此擺脱了封建家庭的羈絆，可以放開手腳鬧革命。

1925年夏天，嚴樸從南方大學國學專修系畢業。

1926年，中共江浙區委決定派大批黨團員到各自的家鄉開展革命工作。嚴樸與張佐臣等四個外省籍同志回到家鄉無錫，嚴樸在榮巷族兄辦的圖書館當館員，將所得收入用來維持張佐臣等四位革命同志的生活。

1927年2月，中共無錫地委成立，張佐臣任書記，嚴樸任秘書。為了更有利地開展無錫地區的革命工作，中共江浙區委決定，要嚴樸在無錫縣城創辦江蘇中學，作為進行革命活動和舉行集會的場所，同時掩護外地在無錫做革命工作的同志，校址選在無錫南門上塘街13號鄒宅。校址要先付“頂首”——即押金大洋1000元；辦學全部費用約需5000元大洋。經過多方努力，嚴樸與四伯父的書童阿培商量，從四伯父錢櫃中偷出嚴朴父親名下的一部分田單，抵押了大洋5000元，作為辦學費用。那個時代的50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數，阿培吃罪不起，嚴樸設法資助阿培潛回祖籍營口，一走了事。學校辦起來了，嚴樸兼任江蘇中學校長，並領導教員聯合會。教員大部分是嚴樸在南方大學的一些志同道合的進步同學，每月只發車馬費，不給薪水，實行義務授課。張佐臣也被公開聘請教員。有了這個進步學校，無錫縣委許多重要會議都在這裏召開，許多重大問題在這裏決定；秘密的工會、農會在這裏組成；還在教師聯合會裏發展黨、團員。江蘇中學成為當時無錫共產黨員骨幹與革命知識分子進行革命活動重要場所。

3月底，中共無錫地委通過國民黨無錫縣黨部，領導5000餘人在景雲市遊行示威，要求懲辦土豪劣紳。萬安市附近幾十個村鎮的3000多農民荷鋤執耙，要求鬥爭佔有土地三萬餘畝的惡毒如虎狼的大地主孫霖甫等人。偽縣長秦效魯在羣眾的強大壓力下，被迫當場提筆寫了“立提孫霖甫、孫屏東等到署，交付民眾公判”的條諭。形勢十分令人振奮。黨組織派黨團員紛紛下鄉，發動農民起來與封建地主鬥爭，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減租減息!沒收大斗、大斛、大秤!開倉放賑解決貧苦佃户春荒!”

嚴樸率領工會、農會幹部，隨身帶着標準秤、標準斛，還有大小不等的木塊和輕重不同的秤砣及鐵環，回到老家寨門。總甲在前村後巷邊敲鑼邊喊道：“三少爺回老家了!佃户們到寨門新街茶館店開會，有斗的帶鬥，有秤的帶秤，嚴義莊收租要改用新斛新秤啦!”

一會兒，茶館擠得水泄不通。嚴樸站在板凳上，聲如洪鐘般地對貧苦鄉親們説：“鄉親們!我回來是革大秤、大斗、大斛的命!革命先要從我嚴義莊、嚴擁書堂革起!地主的大斛是蠍，大秤是蛇，它們千百年來吸乾了佃户們的鮮血!今後佃户交租一律用新秤、新鬥、新斛；義莊、倉廳若仍用老秤、老斗，便是犯了農民協會的王法；對那些犯王法的老財，農友們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倒他們!”千百年來受苦受欺壓的貧苦農民，第一次聽到嚴樸講的這些話，有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説是在做夢，但個個昂起頭，人人揚眉吐氣。

經過當場校正，凡不合標準的大斗、大斛，都在鬥底、斛底釘上大小不等的木塊。嚴樸帶着“驗訖”字樣的烙鐵，請鐵匠鋪老師傅在爐火裏燒得通紅，凡是合乎標準的鬥、斛，都當眾烙上印記。嚴樸還宣佈：“嚴義莊、嚴擁書堂及各鎮、各村地主倉廳收租一律用鐵紐秤。老式的麻繩紐秤發“呆”，每籮稻多一二斤毫不顯眼，今後一律廢止，不得用，用了犯法。義莊、倉廳用的老秤全部上繳農會。”話畢，農家各自校正，該換秤砣的挑着換，該加鐵環的請鐵匠鋪幫着焊接。

一石激起千層浪。嚴義莊開了頭，其他鄉里的農民協會也敢於理直氣壯地出來懲治黑心財主的大斗、大斛、大秤。無錫城內農民協會里關滿了豪紳惡霸，農會大院裏秤堆積如山。

此時，蔣介石陰謀背叛革命，到處僱用地痞、流氓，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嚴樸預感到時局有變，為應付不測，手頭必須備有一筆現款，作為組織活動的經費。到哪去弄錢呢?族長四伯已被農民的革命行動嚇得心驚膽戰，六神無主，此刻正是回家索款的最好時機。於是，他連夜趕回老家，要四伯退還他父親的遺產——田單和地契，並提出要變賣祖產。四伯和其他長輩一致反對，連辦江蘇中學時家裏丟失田單的老賬也翻騰出來。他們死死咬住一條家規不放：“十五世祖留下的貽燕堂祖產，只能添進，不能賣出，後輩不肖要賣祖產，只能在五服之內易主，賣給外姓萬萬不能。”經嚴樸力爭，最後允許將他父親留下的一份田產按八折市價，轉賣給他的三伯，得現款2500元大洋。

嚴樸回城後得悉，無錫國民黨右派頭子鄒廣恆和無錫軍閥賴世璜，與工農為敵，鎮壓革命。嚴樸隨即召開江蘇中學教職員工集會，講解時局的嚴重性，説明學校可能會遭毒手。他拿出一部分變賣祖產的錢，分給窮苦的教職員工，叮囑他們：“時局惡化，立即離校疏散隱蔽。”

4月14日深夜，鄒廣恆在賴世璜部配合下，把無錫城團團圍住，封鎖城門，突然攻擊無錫地委和總工會，並派兵設哨斷絕城鄉水陸交通，使所有城外各工廠救援隊無法入城。嚴樸、秦起等率領工人糾察隊員堅守在崇安寺大雄寶殿，切斷電源，依仗大雄寶殿堅實山門及四米多高的牆奮勇抵抗。敵人曾兩次衝開山門，均被工人糾察隊拼命頂住。敵人改變戰法，登上消防隊的長梯，從牆頭向大雄寶殿山門內亂擲手榴彈。糾察隊員們只有木棍，山門終於被敵人衝開。秦起等四同志頭部負傷，被逮捕。嚴樸左腳被炸傷。仍沉着應戰，率領剩餘的糾察隊員在暗中轉入後院，架人梯次等爬上院牆，翻身跑進一條陋巷，幸得一户窮人熱情相助，換去血衣轉入無錫公園，再由園林工人搭救，始分別脱險。

白色恐怖籠罩着無錫。無錫地區的黨組織和工會、農會被迫轉入地下。嚴樸回到東北鄉羣眾基礎最好的白丹山地區。

1927年11月4日，中共江蘇省委農委書記王若飛到無錫檢查農民秋收暴動的準備工作，向嚴樸、杭杲人等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並指示他們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前的主要任務來抓。八七會議像一盞明燈，使嚴樸等人明確了鬥爭方向和任務。於是，嚴樸領導農民進行了抗租抗税的武裝鬥爭，首先把自己家的土地交給農民，不收租；先後領導農民對國民黨清鄉武裝進行艱苦鬥爭。嚴樸大義滅親，一心為革命的名聲大振，取得無錫、江陰、常熟、宜興一帶廣大農民的擁護，農民把他視為自己的領袖。嚴樸同杭杲人在東北鄉與農協會骨幹分子分頭動員農民組織革命軍，動員小學教員、店員寫傳單標語，動員鐵匠日夜趕製梭鏢、大刀；動員婦女縫製紅旗、紅領帶、紅袖套，還草擬了《農民革命委員會告民眾書》和《農民革命軍宣言》等文件。他用從家拿出的錢財向商團、水巡隊和國民黨開小差的下級軍官秘密購買了一批手槍和子彈。羣眾一聽嚴樸組織農民革命軍，鬥志極高，連貧農家的老太太都行動起來，假扮作娶媳婦、嫁女兒，紛紛去鎮上購買彩色紙和紅綢、紅布，把東北鄉各鎮京貨店、紙馬店的紅綢、紅布及彩紙搶購一空。

秋收暴動如箭在弦上。可是起義之日要求戚墅堰電廠停止供給無錫縣城電源的事還未談妥；有六支盒子炮和300多發子彈的貨款未預付；尚缺紅綢、布疋等物資必須到無錫城內購買。嚴樸考慮再三，決定自己喬裝打扮，冒充嚴擁書堂的“四老爺”進城。城裏最大的懋綸綢布莊是他嫂子孃家開的，嚴氏公寓早安排下接應的人。進城那天，嚴樸身着灰色絲綢長衫，外套黑色馬褂，頭戴博士帽，臉上架着一副墨鏡，身邊配備得力助手扮做賬房、書童、船伕、腳伕；加上那闊綽的大燈船和船頭懸掛的“擁書堂嚴府”的大紅燈籠，使巡遊在運河裏的水巡隊刮目相看。嚴樸就這樣深入虎穴，乾淨利索地完成了三件任務，又平安地返回東北鄉。

11月9日這天，是無錫農民難忘的日子。那天上午，青壯年農協會員3000多人，手持鋤、耙、大刀、梭鏢、鳥槍、火銃、鈎鐮槍……集合在南石園舉行誓師大會，推舉嚴樸為農民委員會委員長，杭杲人為農民革命軍總司令，並決定在白丹山設農民革命委員會公署，安鎮為農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大會上宣佈了臨時軍律、軍法，發給各隊紅旗，所有參加暴動者均系紅領帶，凡大刀、梭鏢、銅鑼、火銃上都繫上紅綢，隊長及各級領導者還外加紅套袖。

入夜，皓月當空，澄天如海。手持各式武器的農民分五路行動，陸續向指定地點集合。晚9時整，手槍聲、火銃聲劃破靜寂，總攻開始了!安鎮周圍火把無數，農民軍鳴鑼開道，並點燃起空火油箱裏放的百子鞭炮助陣，向着封建大地主的義莊、倉廳、院宅進攻，不到兩小時便攻下了安鎮、秦水渠、東湖塘、喬家巷等13個村鎮。農民軍鎮壓了惡霸、反共地痞，焚燬了秦氏義莊、喬氏倉廳；土豪、惡霸家的田單、地契、租簿、賬本、算盤、秤、鬥、斛……都在烈火中化為灰燼。義莊、倉廳的積穀存糧，分發給貧苦農民。

這次暴動原來報名參加的農民約一萬三千餘人，總進攻開始以後，沒有報名的人也紛紛拿起鋤頭、鐵耙趕來參加，實際人數不下兩萬人。嚴樸在國民黨頑固派統治下的心臟地區點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摧毀了村、鄉、鎮政權，震驚了國民黨南京、上海當局。於是，反動派開始了瘋狂的鎮壓，共產黨人、革命羣眾及同情黨的知識分子不少被捕被殺。敵人由“殺一儆百”的毒辣手段，改為“擒賊先擒王”的新花招。

面對這種嚴重的局面，中共江蘇省委發出暫時隱蔽的指令。反動派為了緝拿嚴樸，許下重金懸賞，無錫縣政府的賞金是5000元大洋，偽江蘇省政府又加了3000元，變成8000元大洋，連交一張嚴樸的相片，也賞大洋200元。嚴樸知道後，卻笑着對杭杲人説：“老杭，你看我這個頭能值8000元大洋嗎?”説後，二人都會心地大笑起來。當局還用“畫影圖形”的辦法，到處張貼告示，並嚴令限期緝拿。在敵軍警日夜“清剿”，四處追捕的惡境中，農民為保衞嚴樸，舍着身家性命，把他一村一村地安全轉送，或把他藏匿在枯井、柴火堆、荒墳、古廟，避開了追捕的敵人。任憑反動軍警對他們怎樣捆綁吊打，直至燒燬房屋，也沒有一個人供出嚴樸的下落。

由於嚴樸是無錫一帶農民擁護、愛戴的領袖，他被推舉為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1928年7月11日，嚴樸在莫斯科參加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暫留莫斯科，與楊殷等13人學習製造土手榴彈及烈性炸藥的配方和技術。同年秋，他返回上海。10月初，中共松浦特委成立，轄松江、金山、青浦、奉賢、南匯、川沙、嘉定、崇明、太倉、寶山10縣。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李富春分配嚴樸到松浦特委任常委。

1929年1月21日，嚴樸、茅學勤、蔣雲和奉賢縣委劉曉、唐一新等，領導奉賢武裝農民數千人舉行了莊行暴動。準備暴動期間，嚴樸親自制造了許多土手榴彈。暴動那天晚上，嚴樸率先衝鋒。在他的英勇領導之下，佩帶有紅領帶標記的農民，兵分兩路，高舉中國共產黨黨旗，依靠幾支步槍和土手榴彈、假機槍(空火油箱裏裝鞭炮)，順利地繳了警察局、商團、保衞團的30餘支長短槍，佔領了莊行鎮，把從地主、豪紳家裏搜出的田單、契約、借據等當眾燒燬。幾天後，敵人調來部隊鎮壓，農民武裝被迫分散隱蔽，一部分向天目山方向撤退。李維漢指派嚴樸到上海法南區，在黃包車伕中進行革命活動。這之後，嚴樸日夜生活在黃包車伕中間，連吃飯也和他們在一起，晚上就與黃包車睡在路邊的人行道上，深受黃包車伕的愛戴。這年秋天，嚴樸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捕的40多天中，他受盡法帝國主義的酷刑：腳鐐、手銬、三腳吊、老虎凳、電刑、水刑……幾次死而復生，但嚴樸始終英勇不屈。由於反動派不知道被捕的是赫赫有名的嚴樸，所以經過嚴樸的哥哥斡旋活動，即被釋放。可是經過這次酷刑，嚴樸的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出獄不久，黨派嚴樸到松江，任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兼青浦縣委書記。

同年11月18日，嚴樸出席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檢察委員。嚴樸在松江工作一年有餘，因浙南農民鬥爭蓬勃發展，1930年8月26日，黨組織派嚴樸、潘心殷、蘭塵侶到達温州。這時紅十三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已先後犧牲，浙南總行委分配嚴樸任浙南軍委書記，並參加進攻温州之役。進攻失敗後，他隨軍退至玉環，整訓部隊。但因他患病吐血不止，不得不離開部隊，回到上海醫治。

1931年冬，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嚴樸被調到上海領導機關，擔任掩護工作。在此期間，他日夜小心謹慎地工作着，直到大批領導同志先後安全轉入江西中央蘇區之後，嚴樸才離開上海，轉入中央蘇區工作，曾任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副部長。

1934年10月，嚴樸抱病參加長征。在長征途中，黨組織幾次給他找來牲口代步時，他總是把牲口讓給別的病員，自己拿着一根枴杖，一步一步地前行。到達黔北川南時，嚴樸已病得無法再向前走，黨組織決定由川南遊擊隊把他轉送到重慶、宜昌，負責組織交通站工作。

1935年秋末，嚴樸由上海乘船到蘇聯學習，併兼任列寧學院黨史研究室主任。1938年春，嚴樸畢業回國，歷任延安中央組織部二科科長，西安、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秘書長等職。

1945年4月，嚴樸出席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黨組織派嚴樸到東北參加中共哈爾濱市委領導工作。日本投降後的哈爾濱社會情況複雜，鬥爭也很尖鋭複雜。國民黨派兵控制了哈爾濱。蘇軍通知我黨、我軍領導機關和武裝力量退出哈爾濱，準備將城市的政權移交給國民黨。在哈爾濱周圍，國民黨反動派囂張一時，鬧得烏煙瘴氣。他們以偽國軍、警察特務為骨幹，收買慣匪、兵痞，拼湊起各種旗號的雜牌軍。一時間，哈爾濱近郊羣魔亂舞，匪患遍地，對我黨我軍和人民羣眾危害極大。根據當時形勢，為顧全大局，中共北滿分局、松江省委、省軍區和駐哈爾濱市區部隊於1945年底撤至賓縣，嚴樸等哈爾濱市委負責人仍留在市內，以“中蘇友好協會”的名義作掩護，進行公開活動，堅持鬥爭。嚴樸與市委領導同當地幹部積極分子緊密結合，發動羣眾，建立各級基層黨組織，開展統戰工作，團結上層人士和文藝工作者，領導我黨秘密地下組織，與國民黨反動分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嚴樸還充分利用我黨領導的《哈爾濱日報》、《北光日報》，親自撰寫文章，公開宣傳我黨我軍的方針、政策和全國革命鬥爭形勢，揭露美蔣反動政策及其破壞和平，挑動內戰、殘害人民的罪行。

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嚴樸按市委分工率領工作團，深入到哈爾濱附近的中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廣泛發動羣眾，進行土地改革，建立農民武裝，鋤奸反霸，肅清敵偽殘餘，使哈爾濱周圍鄉鎮成為鞏固的根據地。1946年4月，嚴樸率領的工作團，配合三五九旅等部隊解放哈爾濱，組織地下黨和工人糾察隊、巡邏隊為保護這個商業、工業大城市不遭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春，中共中央從東北調一批軍級幹部入關，為華東、華中和華南的解放做準備。嚴樸奉命到北平，但還沒有分配工作，因舊病復發，住進了醫院。中央領導人周恩來、朱德、陳雲、董必武等對他的病情十分關切。陳雲在百忙之中，還囑咐嚴樸女兒：“每天都給我寫個病情報告，只三五十字，讓我知道病情變化。”

嚴樸在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黨的事業，不忘人民的生息。這年春天，久旱不雨。重病卧牀的嚴樸，每早睜開眼第一句話總是問：“夜間下了雨沒有?”“現在是什麼節氣?”“天不下雨，棉花能不能下種?今年麥子長勢怎樣?”每次打針，他都向護士打聽針藥價錢，打聽糧食市價。還常叮囑護士：“天旱不下雨，不要為我多花錢，老百姓收一粒米不容易!”第三次大吐血後，他竟拒絕在他身上用貴重藥物，説：“大軍要過江，前方打仗要用藥。”

在病中，他每天早餐後，便催女兒到街上買報，然後讀給他聽。當女兒把無錫解放的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熱淚直流，雙唇顫抖着，一字一句叮囑女兒：“幫我寫封信回去，向故鄉父老兄弟們致賀致敬!……二十年前，當我在無錫、江陰、常熟、宜興一帶搞革命活動時，他們對我的愛護是無微不至的。”“告訴江南親愛的老鄉們，二十年前和他們一起跟反革命作殊死鬥爭的老夥伴，快要回去了!”

嚴樸住院55天，終因醫治無效，於1949年6月5日去世，終年51歲。他在臨終前，囑咐：“我死後，將遺體交給病理專家解剖研究。”解剖後才知道他患的是胰腺癌。6月12日，在北平西郊萬安公墓舉行嚴樸遺體安葬儀式。中共中央送的輓詞上寫道：“嚴樸同志忠心耿耿、埋頭工作，艱苦樸素，是中國共產黨的好黨員。”陳雲、林伯渠在墓前分別講話。林伯渠講話説：“嚴樸同志從不計較任何物質條件和待遇，總是十分樂觀地熱情工作。他嚴於律己，忠誠待人，十分顧全大局，他是舊知識分子改造了的典型，值得全中國進步的男女老少學習”。陳雲講話説：“嚴樸同志參加革命25年，被捕過三次，在敵人面前勇敢，在人民面前低頭。生活刻苦樸素，做工作從不考慮自己……當着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就要全部勝利的時候，嚴樸同志死去了，但他鋼鐵般的意志，奮鬥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不朽的。”

遵照周恩來的批示江蘇省無錫市人民政府在惠山為嚴樸建立了衣冠冢：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北京市委於1973年將嚴樸遺骨火化，骨灰存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