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哈巫族

從耆老的口述，從歷代文獻，從現在還活着的族裔，仍可舉證族羣的真實存在，仍可重溯兩百年來的遷移與變遷。據廖漢臣在1950年向總土官阿黃的第九代裔孫的調查報告記載：豐原以東五社自稱「 Kaxabu 」，豐原以西則自稱曰「 Pazeh 」。但這兩大社羣因鄰近而關係密切，以致長期以來噶哈巫被歸類為巴宰族。

噶哈巫族原本分佈於台中豐原、神岡、后里附近較靠內陸的區域，約略位置是以豐原為中心，北至大甲溪河岸，東到東勢角（今東勢），南至潭仔墘（今潭子），西則到達大肚山山麓的橫岡一帶。16世紀中，主要部落有岸里社、烏牛欄社、樸仔籬社及阿里史社等四至五個社。1699年，岸里社還曾協助清朝“平定”吞霄社叛亂（吞霄社事件）。19世紀，因郭百年事件遷入南投埔里。

至今眉溪上游仁愛鄉境內的“原住民”大多知道早期住在守城份、蜈蚣侖與大湳是噶哈巫，且曾聽聞「有蠻厲害的法術」、「會飛的番婆鬼」﹝是巫師，不是鬼﹞，但較少知道有巴宰人，這是因為四莊位置鄰近霧社山區，早期的“原住民”難以越過四莊的防線，進入大埔城與盆地西邊巴宰族居住的烏牛欄台地。

雖歷經百餘年的變遷與異族通婚，四莊的族裔仍流着祖先的血液，許多耆老仍清楚知道祖先是噶哈巫人。遭逢九二一大地震，古老的土角厝多已毀壞，村莊舊貌不存，然而噶哈巫族裔努力從廢墟站起，不僅重建家園，更要重建文化、追溯歷史的軌跡。

遷移埔里一百八十年後的今日，噶哈巫族裔將請出奉祀久遠的「番太祖」凋像，引領族裔重新踏上先人翻山越嶺的迢遙遷移路，將首度重返原居地溯源祭祖、吟唱母語歌謠、祝禱代代興盛，讓後代子孫記取前人的艱辛的生存歷程，也向台灣當局與社會宣告族羣的存在意義。

在漢人逐漸成為近代埔里的主要人口，此四莊仍保留許多平埔族羣的社會文化特色。 隨着社會經濟的演變，眉溪四莊雖然已不再是過去「守護」埔里盆地的角色，但由於眉溪流域充沛的水源和四莊周圍寬闊的田園，四莊便成為埔里農業花卉等重要產業的原產地，辛勤的村民、四季的農作，提供埔里重要的產業經濟發展。簡言之，四莊聚落的形成歷史與後期的社區發展，與埔里地區的開發拓墾關係密切，影響埔里地區社會發展相當深遠，有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意義。

噶哈巫族人在近年也發起正名運動，希望獲得官方承認。個別族羣身份的認定，基本上可以直接去户籍所在地的户政事務所調閲日據時期所遺交下來的户籍資料，在日據時期户籍謄本上“種族”一欄有登錄種族別。

噶哈巫族屬平埔族羣其中一族。原樸仔籬社屬於噶哈巫族。最早荷蘭户口表記載之Poal

y，即為清代文獻記載的“樸仔籬社”，分佈於大甲溪河岸流域，在今之台中縣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等地區。以地區分類而言，豐原以西為巴宰本族，以東五社為噶哈巫族。居住於眉溪流域旁之眉溪四莊(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侖)則為噶哈巫族。眉溪四莊祖噶哈巫族先來自今台中縣新社鄉大甲溪沿岸的台階地，居住地分別叫做“山頂社”、“大湳社”、“水底寮社”、“馬歷埔”等地。於清末道光三年（1823年）起因耕地狹小、生活不易、粵籍移民開墾逐漸逼近，而開始移民、陸續遷移到埔里盆地。落居在盆地東北角眉溪流域的南北岸，其聚落分別叫做“蜈蚣”、“大湳”、“守城”、“牛眠山”四個村莊，當時人俗稱“四莊番”。

噶哈巫族使用噶哈巫語因為族語及文化與巴宰族相近，故依據伊能嘉矩之分類仍把它歸為同一族。至今會講噶哈巫語為眉溪四莊則為已故之潘郡乃先生之後裔潘永曆先生。他甚至仍會唱噶哈巫古調"憶祖之歌"(ayan; 艾煙)。巴宰語部份則為愛蘭地區的潘金玉女士，她仍會流利使用巴宰語。

從前噶哈巫人在歲末農田收割後，舉行「收穫祭」和「祖靈祭」，後來逐漸演變，

各社祭典集中在農曆11月 15日舉行，俗稱「番仔過年」，不同於漢人，除了做「阿拉粿」宴饗，主要活動有「走標」（賽跑競技奪標旗）、「牽田」（族人在田間圍火唱Ai-ian母語曲調歌謠），紀念祖先、祈禱平安，凝聚族人感情。該族的過年稱為“番仔過年”或“姓潘的人過年”為農曆十一月十五左右舉行，除製作傳統食物“阿拉粿”外，也進行“牽田”、“抓大魚”、“走標”(maazazuah)等之活動。

風潮唱片所出的噶哈巫族音樂〈巴宰族(噶哈巫族)Ayan之歌〉，即是音樂學者吳榮順從四莊採集得到。噶哈巫族在埔里俗稱“眉溪四莊番”，正因為當地人承襲祖先驍勇善戰的精神。日據時期多為義勇軍，能與鄰近的泰雅族抗衡。故

也在埔里流傳一句話“四莊正是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