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倭寇

有明一代，自開國皇帝朱元璋起，便施行海禁政策，不準民眾私自出海，同時也不允許外國商人前來貿易，中國對外貿易的途徑就只有依靠傳統的朝貢貿易。然而規模十分有限的朝貢貿易終究無法滿足全球化貿易的浪潮，因此海上走私貿易逐漸興起，隨之引發沿海的“倭寇”之患。 ^[2] 

“海禁”，就是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海外各國交往，當然也包括民間貿易往來。那麼，當時對外貿易的渠道就只剩下歷史悠久的“朝貢”，即歷代中原王朝把國內的君臣關係擴展至對待周邊國家的關係，藩屬國國王會定期派遣使節奉送貢品，同時接受中國皇帝的“回賜”，這種傳統朝貢體系所附帶的貿易就是“朝貢貿易”。

明朝當時所謂的官方貿易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設立的寧波、泉州和廣州三個市舶司，此後雖然一度關閉了這三個市舶司，但在永樂元年（1403）它們又重新開放，並在這三個市舶司所在地，設置賓館招待外國朝貢使節。這些賓館的職責，除了接待朝貢使節，還附帶轉運朝貢方物，安排隨船外國商人與當地中國商人在賓館附近進行有限的小額貿易。

通常各國朝貢使節北上完成任務之後，還可以讓外國商人在禮部設置的招待所“會同館”附近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當時最暢銷的就是長江三角洲出產的生絲，第二位是綢緞，第三位是棉布，當然後來茶葉超過了生絲”。但小額的朝貢貿易終究無法滿足民間日益增長的貿易需求，尤其在全球化貿易的浪潮下，海禁政策就顯得不合時宜。

於是，民間就逐漸產生了“走私貿易”這種試圖衝破海禁的經濟活動。“明朝的走私貿易和現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樣，由於當時沒有海關，所有民間貿易都沒有合法渠道，因而又被稱為‘私販’，與之相對的就是朝貢帶來的‘公販’。”明朝的走私與現代海關制度下的走私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在海禁政策的束縛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貿易愈加興旺，當時比較突出的兩個走私貿易基地，一個是漳州的月港，另一個是寧波的雙嶼港。月港的走私貿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間就已十分發達，長期的積累為其帶來了“小蘇杭”的稱號。

面對日益嚴重的走私現象，當時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見是要加強海禁，雖然有比較開明的士大夫主張開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別是在發生了寧波爭貢事件之後。所謂寧波爭貢事件，是指嘉靖二年（1523），日本兩大家族勢力各自派出一支朝貢隊伍，結果他們在寧波為了爭奪貿易主導權而發生武力衝突。結果，這個事件被明朝中央政府內部主張實行海禁政策的官員抓住了口實，最終導致寧波市舶司的關閉，這樣一來，走私貿易無疑更加猖獗。 ^[2]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紈為浙江巡撫兼任福建軍務提督，他是一位主張加強海禁的官員，他為了杜絕走私，上任後不僅搗毀了雙嶼港的陸上設施並填塞港口，而且制定了嚴厲的“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等海禁措施。 ^[2] 

“由於走私貿易需要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船隻在港口海面進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後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和利益共同體。如果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那就等於斷絕了這些人的生路。”所以，朱紈的一系列行為不但觸怒了海上貿易的商人，而且招致與海商關係密切的地方豪強和士大夫的反感，他們紛紛彈劾朱紈，導致皇帝下旨逮捕他至京訊問，朱紈得知消息後無比悲憤，最終自殺身死。

“朱紈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他對於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貿易形勢一無所知，以為憑藉高壓就可以堵塞海外貿易的潮流，但他顯然低估了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盤根錯節的強大勢力，嚴厲的海禁措施激化了既得利益者與官方的矛盾。”可以説，朱紈就是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的犧牲品。 ^[2] 

嘉靖大倭寇多在江蘇的蘇州、常州、揚州和浙江的嘉興，及直隸的松江、上海等地。其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發生倭患65次，1554年105次，1555年113次，1556年74次。“(倭寇)聯舟數百，擁眾數萬，沿海如杭之海寧，嘉興之嘉善、海鹽、平湖、嘉秀等縣；南直隸則松江之華亭、上海，蘇州之崑山、嘉定、常熟、太倉、長洲；常洲之江陰、靖江、無錫；揚州之通洲、海門、如皋，賊至必焚燬室廬而煙焰數十里，劫殺人民而死亡動數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沒有城郭的嘉善縣遭倭寇17次，用開水燙死嬰兒聽其啼哭取樂，剖開孕婦肚子看胎兒男女競賭，蹂躪踐踏慘不忍睹，燒殺劫掠滅絕人性。崇禎《嘉興縣誌》記載：“當時嘉興，城外數萬家僅存餘燼。”倭寇所侵犯的這些地方都是糧食主產區，是大明王朝最富庶的地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