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讓·蓬皮杜

1911年7月5日，喬治·讓·蓬皮杜（以下簡稱“蓬皮杜”）出生在法國中部康塔爾省蒙布迪夫市的一個教員家庭。

1918年，就讀於阿爾比（d’Albi）高中。

1928年，取得業士學位，並開始在圖盧茲大學預科班上學，於1929年10月取得預科班獎學金。 ^[1] 

1929年至1931年，在巴黎路易勒格蘭中學學習。

1931年，以筆試第一名、口試第八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習，同時對政治產生興趣，次年在巴黎政治學院旁聽學習。 ^[1] 

1934年，畢業於巴黎政治學院，同時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人文學科教師招聘高級競爭性考試中名列第一，並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6-7] 

1934年至1935年，在聖梅森特和克萊蒙特-費朗地區服兵役。

1935年1月至1938年，在馬賽的聖夏爾中學擔任教師，教授法語、拉丁文和希臘語。 ^[2] 

1938年，首先在巴黎的凡爾賽中學得到了教職，但亨利四世中學一位老師請求與他對調學校，同意後蓬皮杜正式在亨利四世中學擔任大學校預科班的教師。

1940年，二戰爆發後，在第141高山步兵團擔任情報官員，不久後升為軍官，在法國投降後，蓬皮杜復員。後成為報紙《不列顛尼庫斯》的評論員。 ^{[1]  [6-7]} 

1944年9月至1946年，經朋友介紹，任戴高樂臨時政府辦公廳負責國民教育的專員，並與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和信任關係。

1946年至1949年，在戴高樂辭職後，在法國最高行政法院任審查官，同時擔任法國旅遊局局長。

1947年3月，在戴高樂新組建的法蘭西人民聯盟總部任辦公室主任。 ^[4]  4月，擔任國家研究委員會秘書和安妮·戴高樂基金會秘書長。

1948年，在政治研究所任職，並擔任戴高樂私人辦公室主任。

1954年2月，開始在羅斯柴爾德銀行供職，並於1956年至1962年任總經理。 ^{[6-7]  [10]} 

1958年6月，戴高樂再度出任總理，蓬皮杜任辦公廳主任。

1959年至1961年，任北方投資公司總裁和巴黎至奧爾良鐵路公司副總裁。 ^[6] 

1959年至1962年，戴高樂成立了一個由高級公務員組成的憲法委員會，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向第五共和國過渡做準備，蓬皮杜擔任委員會的秘書長，並全程參與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的制定過程。 ^[10] 

1961年2月，蓬皮杜在不擔任公職的情況下作為戴高樂密使去瑞士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談判，簽訂《埃維昂協議》，導致阿爾及利亞危機的解決。 ^[2] 

1962年4月，蓬皮杜出任法國總理。

1967年，經選舉成為法國民主聯盟領袖。 ^[13] 

1968年，法國發生以學生運動為開端的“五月風暴”，蓬皮杜出面與各方代表談判，未得到戴高樂支持，被迫於7月辭職。 ^[10] 

1969年6月15日，在戴高樂辭職後，蓬皮杜得到58.22%的高票當選成為法國總統。

1973年9月，訪問中國。

1973年2月起，蓬皮杜就因為身體原因時常無法主持內閣會議；到年底，他的健康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但他仍堅持工作，抱病出席各種活動。

1974年3月27日，蓬皮杜最後一次主持內閣會議；4月2日晚，蓬皮杜因白血病在巴黎去世，享年62歲。 ^{[10]  [14]} 

1970年，蓬皮杜親自主持制定了第六個經濟發展計劃（1970年至1975年），順應戴高樂時期致力於新興工業如石油化工、電子和機電、汽車、宇航、造船、通信設備等方面的發展潮流，以此推動法國工業現代化，並通過工業的發展促進農業和食品加工業的發展，如此又為農業現代化打下了基礎。不僅如此，蓬皮杜為了避免法國出現經濟停滯或是增長過快從而引起經濟失調，便首先確立了快速且合理的工業發展原則。而法國經濟在經過第六經濟發展計劃的實施後高速發展了起來。 ^[17] 

蓬皮杜執政時期，法國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法國暫時迎來了短暫的春天。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提高，國力也隨之強盛了起來，在世界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並且法國的民眾也通過政府實施的各項社會政策得到了實際的利益，人民生活好轉了，社會狀況也漸趨穩定了下來。 ^[17] 

蓬皮杜就任總統後，為及時地解決國家財政緊張的問題， 他試圖通過讓法郎貶值來緩和財政向題，達到收支平衡。1969年8月8日，蓬皮杜政府決定使法郎貶值12.5%，成功推升了法國的經濟，緩和了社會矛盾。 ^[1] 

在戴高樂執政時期，將“貨幣”的地位提升到與國家同等高度，形成了“國家-軍隊-貨幣”的執政路線，並規定國家應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等一系列遏制私人銀行的政策。但蓬皮杜就任後，由於面對通脹問題，在1973年法國政府頒佈“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新《銀行法》規定禁止國家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家“必須向私人銀行進行有息貸款。”自此在“國家-軍隊-貨幣”的執政框架裏，“貨幣”被剝奪了。但這之後，法國大量依靠境外資本和負債維持自身經濟循環，從此法國走向國家破產。到2019年，法國國家債務已達18703億元，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91.7%。 ^[16] 

蓬皮杜曾因五月風暴被迫卸任總理，他也於其中瞭解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在改革財政使法國經濟回升後，蓬皮杜便把文化建設提上日程：規劃城市新發展、促進音樂的研究與發展、向所有文化創作領域提供大量的資助，法國的文化開啓了萬花筒式的發展。蓬皮杜熱愛並重視着古典詩歌、文化的發展，他重新開放了巴黎歌劇院，在巴黎第四區修建文化中心，將文化學科在此並存交合，相互豐富；他同樣鍾情於現代化藝術，在巴黎大皇宮舉辦了《72-72展覽》，展出了大量現代藝術家的藝術作品。 ^[17] 

在這一時期蓬皮杜政府的引導下，法國現代文化建設蓬勃發展，不斷煥發新的生機，也逐漸積累形成了當代法國給世界留下的浪漫、優雅、夢幻的印象。 ^[17] 

蓬皮杜在外交政策上有着和戴高樂不完全相同的觀點，他不是大西洋主義者，但他也堅決捍衞法國的獨立。在他看來，西方的團結對蘇聯的威脅至關重要，美國應當在歐洲全面負責。而此時又面對東西德的問題，蓬皮杜認為，相對於依照泛歐洲安全觀念進行改革，實現當前東西方的平衡更可取，這也被成為“緩和”政策。在蓬皮杜看來，緩和不僅可以預防戰爭，帶來穩定；從長遠來看，還能幫助東歐從莫斯科那裏爭取更多權力，遏制共產主義，同時能夠保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從而增強法國在世界的影響力。 ^[15] 

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的強勢讓西歐各國夜不能寐，由是掀起了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新的高潮，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加強。在此背景下，時任法國總統的蓬皮杜萌發了訪華的願望。 ^[9] 

蓬皮杜急於訪華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圖通過進一步發展對華關係，增強其同美蘇打交道時的話語權；二是通過訪問，保持法國作為西方第一個同中國建交大國的優勢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後面；三是藉機發展經貿關係，獲取實惠；四是身體健康原因，蓬皮杜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腫，為避免重蹈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訪華未成身先亡的覆轍，決定不辭辛苦，爭取有生之年來華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 ^[9] 

1973年9月11至17日，蓬皮杜訪華，他是第一位正式訪華的法國和西方國家元首。9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蓬皮杜，雙方交談得很熱烈。關於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目前西方有一股“禍水東推”的潮流，推動蘇聯進攻中國。其實蘇聯野心很大，整個歐洲、亞洲、非洲都想拿到手。蘇首先要把美軍擠出歐洲，把德國拿到手，然後把法國、意大利也拿到手。美國搞孤立主義對歐洲不利，對中國不利，中國贊成法國要求美軍繼續留駐西歐，贊成法國把英國拉住。蓬皮杜表示：中法都認為世界上有兩個經濟、軍事大國。美國開始收縮，而蘇聯在不少地方擴張。美蘇加在一起，對別國的獨立是個危險。法國的政策是，既不聯華對付美蘇，也不企圖把蘇實力推向東方。 ^[8-9] 

周恩來同蓬皮杜舉行了兩次正式會談。雙方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列舉了兩國在對外政策上的共同原則，都認為兩國的政治制度雖然不同，但是這些共同原則使兩國可以很好地發展各方面的友好合作關係，共同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9] 

會談期間，蓬皮杜希望中國能購買法國的化纖設備。周恩來重申了中國對法國“同等優先”的原則，並指出，中國和西歐貿易首先會考慮從法國進口，只要是好設備，我們是要的，但是法國的價格比別國高，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後來經過有關方面進一步洽談，在蓬皮杜訪問結束前，雙方簽署了購買法國大型化纖設備的合同。中法兩國政府還發表了聯合公報，表達了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的共同願望，雙方商定的遼陽化工合作項目合同總金額達12億法郎。在商談公報時，法方不同意寫上“霸權“二字，怕因此而刺激蘇聯。在中方堅持下，蓬皮杜親自拍板同意寫上。周恩來還同意以中國政府名義贈送法方一對大熊貓。 ^[8-9] 

會談後，周恩來在北京陪同蓬皮杜參觀了天壇公園的祈年殿、迴音壁、皇穹宇等。蓬皮杜對中國重視保護文物古蹟的做法十分讚賞。9月15日，在周恩來親自陪同下，蓬皮杜乘專列前往山西大同的雲崗石窟參觀。蓬皮杜儘管當時已行動遲緩，但仍參觀得很細緻，並詢問石窟的歷史和保護情況。下午，一行及中方陪同人員赴杭州，晚上週恩來同蓬皮杜共進晚餐。第二天上午，蓬皮杜遊西湖，參觀了花港觀魚和三潭印月。當天下午，蓬皮杜充分休息後飛往上海，晚上出席了上海市舉行的晚宴。9月17日上午，他登上上海大廈頂層觀看上海全景。上海給蓬皮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9] 

蓬皮杜返回巴黎後，在記者招待會上高度評價了這次訪問，他強調中法兩國在民族獨立、加強防禦、不屈從於任何人等問題上有完全一致的共同點。在經貿科技領域，雙方商定將進一步研究發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別是加強在石油化工、航空、機械和電氣工業的交流與合作。雙方還決定簽訂海運協定，擴大航空運輸合作。 ^[9] 

1970年2月至3月，蓬皮杜首次正式訪問美國，在與尼克松的會談中，兩人在對蘇聯持謹慎態度、不再孤立中國、國際體系多極化發展的趨勢等問題上達成了廣泛共識。尼克松也接受了法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兩國還一致決定重新開啓自1962年來就終止的法美戰略會談和軍事合作。 ^{[7]  [15]} 

1971年，兩國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相互均衡裁軍談判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法國擔心這些會談的結果會導致美軍撤離歐洲，中歐中立化從而降低法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威懾力。12月，在亞速爾羣島舉行的峯會上，蓬皮杜希望尼克松能承認其為歐共體的代言人，併為法國贏得美歐關係中間人的戰略特權地位，但並未成功。此後蓬皮杜把對美政策重新進行了定位，更多傾向於團結歐洲來平衡美國的戰略構想。 ^[15] 

1973年5月，兩國元首在雷克雅維克舉行會談，兩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和大西洋憲章問題均未能達成共識，但在軍事領域取得了進展：兩國將把正在進行的軍事會談擴展到核武器技術方面，這為兩國分歧的減少提供了一定助力。 ^[15] 

1973年10月的贖罪日戰爭和其引發的石油危機，由於兩國在對中東局勢的認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這使法美關係更加錯綜複雜。而在基辛格的大西洋關係宣言中兩國也存在矛盾，為避免法美關係徹底破裂，蓬皮杜親自指示修改宣言，在原有內容的基礎上，強調跨大西洋團結和美國在歐駐軍的必要性以及核威懾的必要性；在歐洲防務上強調法國軍事力量和英法核威懾的重要作用及其價值。最終這一草案得到了美國的認可，也為法美關係緩和提供了契機。 ^{[7]  [15]} 

在與蘇聯的關係上，蓬皮杜認為從政治角度而言，法蘇關係是法國在世界博弈的重要一環，所以他很重視兩國關係發展。1970年10月，蓬皮杜訪問蘇聯並與勃列日涅夫舉行了會談。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一份協議，首次正式表明兩國真誠的“政治合作”的必要性，並將兩國外長一年兩次的定期會晤制度化。此外，兩國還就北約、美國與德國問題進行了磋商，蓬皮杜向蘇方保證法國不會重回北約一體化指揮框架下，這是戴高樂外交模式的延續；在美國問題上，他改變了戴高樂提出的以法蘇諒解為基礎的歐洲安全觀，轉而強調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的必要性；德國問題上蓬皮杜向勃列日涅夫保證法國絕不允許德國擁有核武器，對蘇德和約表示贊同，但他也明確反對兩德統一，因為法國政府不希望蘇聯藉助兩德的統一藉以控制德國從而達到管理歐洲的目的。 ^{[7]  [15]}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訪問法國，就德國、歐洲安全會議和相互均衡裁軍展開了會談。法國同意在政治上援助德國以通過一系列的東方政策條約；在歐洲安全會議問題上，蓬皮杜完全贊成早日召開會議，並希望通過這一會議繼續在東西方之間扮演一種特殊角色；而對待相互均衡裁軍的態度，蓬皮杜出於對德國問題和西方軍事力量明顯弱於蘇聯這兩方面考慮，拒絕了這一請求。 ^[15] 

1972年以來，蘇美關係改善，使法國在歐洲地位受到打擊，為此在1973年1月蓬皮杜與勃列日涅夫會談時表示法國支持蘇聯在歐洲建立持久安全機構的設想，同時強調法國無意擴大有損蘇聯利益的東西歐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信息自由。然而蘇聯方面並不滿意，蘇聯認為雙方的雙邊協商力度和透明度依然有限，並且在部分問題的立場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所以依舊不斷給法國施加政治壓力。 ^[15] 

在歐洲問題上，蓬皮杜認為法國是歐洲的大國，有義務在歐洲事務中起到自己的的作用。為了抗衡六國組成的歐洲共同市場中的德國，蓬皮杜在英國、丹麥、愛爾蘭、挪威願意加入共同市場的願望都表示了明確的支持。 ^[1] 

1969年12月，海牙首腦會議重新確立了歐洲共同體六個創始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確定了與聯合王國談判的條件，開始了經濟和貨幣聯盟。1971年5月，蓬皮杜在巴黎會見了英國首相希思，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條件達成協議。經過大量工作和會談後，在1972年底，四國政府簽訂了加入共同市場的條約，成為共同市場的正式成員國。 ^{[1]  [7]} 

此外，蓬皮杜相信歐洲團結的增強和把這種團結向外交政策及防務領域擴展是牽制蘇聯、使德國緊靠西方，並迫使美國把歐洲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唯一途徑。在1973年9月，蓬皮杜提出歐洲國家和政府首腦應定期舉行會晤以探討政治合作問題，這促成了12月哥本哈根九國峯會的召開以及21世紀歐洲協商機制的最終形成。 ^[15] 

蓬皮杜也注重同非洲國家的合作，主張非洲人自己管理自己。1971年初，他沿着總統非洲之行的路線訪問了馬達加斯加島、乍得、剛果共和國、中非共和國、象牙海岸、幾內亞和塞內加爾，促成了首屆“非洲首腦會議”的召開。 ^[1] 

蓬皮杜的父母都是培養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的在校生。他的父親萊昂是農民之子，先後擔任小學教員和西班牙語教師；母親瑪麗-路易絲患有結核病，必須經常住院治療，他也因此無法與母親親密地相處。而父母也對他從不遷就，父親給他佈置很多課外作業。因此，對於每週日的橄欖球比賽，蓬皮杜總是等不到比賽結束就得回家學習。他熱愛古典文學的嚴謹和詩意，這幫助他順利渡過了青春期的難關，也塑造了他的性格。 ^[3] 

1935年10月29日，剛剛畢業的蓬皮杜與他23歲的靈魂伴侶克洛德·蓬皮杜在夏多貢捷市卡烏爾家族的家裏結為夫妻。兩人在馬賽安了家。週末，年輕的蓬皮杜夫婦常到地中海小海灣散步。他們遊覽普羅旺斯地區聖雷米的羅馬遺蹟，前往“阿爾勒，那裏有阿利斯康”，參觀西多會修道院。兩人共育有一子阿蘭·蓬皮杜。 ^{[3]  [13]} 

“法國的外交政策可能使其變得更難相處。政府不是那麼有決斷，左翼可以輕而易舉地否定他們所不喜歡的外交政策，這在西歐其他民主國家司空見慣。……但這言之過早。蓬皮杜成了一個強有力、有決斷力、能駕馭局勢的總統。”（美國原國務卿基辛格 評） ^[4] 

“蓬皮杜出任總理期間正好趕上法國經濟騰飛“黃金30年”，對很多法國人而言，他的名字和20世紀的法國工業化密不可分，代表着創新和現代。”（《環球時報》 評） ^[5] 

“ 蓬皮杜善於平衡工作、生活以及與親朋好友之間的關係，當命運出現波折時，他知道如何與政治保持距離，把興趣轉移到文學、藝術等其他事情上來，在怡情的消遣中進行自我排解。蓬皮杜的經歷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成熟的個人，只有一個成熟的個人，才能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同時，承擔起偉大的政治使命。”（《現代快報》 評） ^[12] 

建設藝術中心這個想法在曾在蓬皮杜頭腦裏醖釀了15年之久。二戰中，為了躲避戰火，很多法國傑出的藝術家都去美國了。戰後，他們返回法國，把他們的畫作也都帶回來了。蓬皮杜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於是就有了建設一個藝術中心的想法。另外，他認為建設藝術中心也有助於激發法國人民對藝術的興趣。 ^[2]  藝術中心的建設地點是蓬皮杜選擇的，位於巴黎的市中心，在巴黎聖母院旁。 ^[2] 

蓬皮杜對於這個建築的用途提了很多建議。1977年，在藝術文化中心正式落成後，為了紀念此前已經去世的蓬皮杜，便將此座建築命名為“喬治·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而它的經營展覽基本上是按照蓬皮杜的設想在進行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平均每天能夠接待3萬名遊客。到21世紀初，這裏已經是法國三大藝術博物館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盧浮宮和奧賽博物館。這三大博物館確立了法國藝術博物館體系的完整性。 ^{[2]  [11]} 

年輕時的蓬皮杜是花花公子做派，不斷尋找愛情冒險。他喜歡向年輕女性大獻殷勤，愛慕甚至崇拜當時著名的戲劇明星。1930年3月，他還不滿19歲，給女演員瓦倫丁·泰西耶寫了一封炙熱的信：“小姐……我只請求您給我一張您的簽名照。這樣，我就可以隨時看到最美麗的阿爾克墨涅了。如果説阿爾克墨涅是希臘最美麗的女人，那您就是最美麗的阿爾克墨涅……小姐，對於我這樣的一介書生，您就是美麗、智慧和詩歌的化身。” ^[3] 

在20世紀30年代時，蓬皮杜對當時的文學發展有着不同於常人的獨到見解，在寫給朋友羅貝爾·皮若爾的一封信中，蓬皮杜充滿挑釁地批判了當時的文學狀況：“非常糟糕。自古以來，年輕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可以不理會‘老傢伙們’的不理解。但現在誰能當此重任？沒有這樣的人。詩人不存在了，小説家很平庸，戲劇也極端無聊。我最近看了于勒·羅曼的劇目《克諾克》，台下觀眾噓聲一片，作品非常一般。“總而言之，毫無亮點，就連評論也一樣。這種文學藝術的頹廢無藥可救，除非新生力量突然出現。但是，新生力量在哪兒？你認為我們這一代有這種能力嗎？我們的思想多麼貧瘠，總感覺所有的話似乎都已經用各種方式表達過了。還有件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對‘經典’本應既充滿激情，同時也不盲從。但事實上，我們現在讀的全都是經典，即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