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廠長上任記

某市重型電機廠兩年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眼看整個機電工業局要被這個廠拖垮。局長霍大道主持黨委擴大會議，研究派誰到重型電機廠當廠長。電機公司經理喬光樸打破沉寂毛遂自薦，並當眾立下了“不完成國家計劃請求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軍令狀。他提議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將電機廠“搞成一朵花”的石敢仍擔任黨委書記，並硬是將在“文革”中被批鬥得心灰意懶的石敢動員出山。

喬光樸回到獨居的家中後打電話約了童貞。童貞是喬光樸在蘇聯學習時認識的留蘇學生。回國後，喬光樸出任電機廠廠長，童貞也在廠裏當技術員。童貞深愛着喬光樸，但由於喬已有妻室，便矢志不嫁。她的外甥郗望北以為廠長騙了他老姨，對喬光樸懷恨在心。在“文革”中，喬光樸的妻子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裏，他自己也挨批鬥，加上廠造反派頭頭郗望北又給他扣上了“道德敗壞分子”的帽子，使他比別的走資派吃了更多的苦頭。郗望北的行為讓童貞的心靈也受到了傷害。

喬光樸與童貞見面後感慨萬分。喬光樸向童貞求婚，並希望明天回廠上任後就結婚。童貞擔心羣眾議論，又怕喬光樸跟已擔任副廠長的郗望北無法共事。但喬光樸五十多歲還雄心勃勃，熱愛自己的事業，又使她那顆工程師的心也熱了起來，她同意跟他到廠裏轉轉。進了車間，喬光樸發現青年工人杜兵採用“鬼怪式操作法”，十分氣憤。在他之先到廠的石敢摸到的情況更嚴重：工人思想混亂，幹部其實是三套班子。他告訴喬光樸，冀申正在主持召開緊急黨委會，這肯定跟他們回廠有關。喬光樸給霍大道掛了一個電話，拉着石敢、童貞走進了會議室。黨委會正在討論兩項內容，一項是郗望北的停職清理，另一項便是大會戰。冀申想用大會戰孤注一擲，在生產回升後借台階離開電機廠，同時在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喬光樸和郗望北這對冤家中埋下一根引信。不料會議中途來了不速之客喬光樸，局長霍大道也隨後趕到。霍大道當眾宣佈了局黨委的決議，並任命童貞為廠副總工程師、黨委常委。喬光樸談了對工廠搞大會戰的不同意見，最後宣佈自己跟童貞已舉辦婚禮。

喬光樸上任半個月，撂挑子下去整天在下邊轉，終於抓準了電機廠的“病情”可以動“大手術”了。他一下將全廠九千多名職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評議的比賽場，留下精兵強將，把考核不合格的組成服務大隊替代農民工搞基建和運輸。喬光樸也因此樹起了一批“仇敵”，不僅有像杜兵這樣的工人，而且還有那些“編余”中層幹部，他們強烈要求對廠長也進行考核。結果，喬光樸面對各種問題回答得滔滔不絕，反而分管生產的副廠長冀申完全被考垮了。喬光樸當機立斷，將冀申調去搞基建，把下車間的郗望北調上來頂替冀申的位置。冀申到服務大隊後上躥下跳，很快對喬廠長不滿的人就放出風要把喬再次打倒。此時，喬光樸親自出差去“搞外交”，由於不通“關係學”，大敗而歸，而郗望北卻顯示了處理這類關係的能力。這期間，冀申走上層路線到外貿局上任去了。兩人在劇場相遇，冀申故作姿態，得意洋洋。郗望北則準備連夜出發，去解決廠長沒有解決的材料、燃料和各關係户的協作問題。

在霍石敢仔細研究了一封封控告喬光樸的信件，恨自己明哲保身卻加重了老喬的罪過。此時，尋喬光樸不遇的霍大道來石敢的辦公室，與愁眉不展的石敢相比，他的表情卻很輕鬆。喬光樸推門進來，發現了石敢急忙收藏的控告信。霍大道向石敢示意都給喬光樸看。喬光樸看完控告信，怒不可遏。石敢勸他回局交令。喬光樸嚷道：“我不怕這一套，我當一天廠長，就得這麼幹！”霍大道説：“我喜愛這一句話：寧叫人打死，不叫人嚇死。我在台上，就當主角。”他告訴喬光樸，部長對電機廠的搞法很感興趣，希望喬光樸把手腳再放開一些，積累點經驗。三人越談興致越高，喬光樸唱起了他喜愛的京劇：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2] 

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提出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此後，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階段，用文學為四個現代化“鼓與呼”成為文學工作者的使命。1979年，《人民文學》的編輯來到天津，向曾於1976年在該刊發表工業題材小説《機電局長的一天》的工人作家蔣子龍約稿。

此時的蔣子龍由於文革中的違心之作《鐵鍁傳》被當作“揭批查運動”的對象，遭到批判，遠離文學界，正在天津某大型工廠擔任車間主任。雖然一度表示再不寫作，但在遠離壇期間，作為作家的蔣子龍其實沒有停止過反思自己的創作經驗教訓，文學思想日趨成熟。同時，作為車間主任的蔣子龍對當時中國工業系統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困境有着切身體會和深入思考。所以，當《人民文學》編輯冒雨登門約稿時，他的創作激情一下子被點燃了。由於平時的生活和思想積累，蔣子龍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短篇小説《喬廠長上任記》。此外，結合自身經歷，他通過小説中郗望北這一人物表達了對“揭批查”對象標準的理解。 ^[3-6] 

重型電機廠廠長。作為革命老幹部，他不計較“文革”中挨批鬥、住牛棚、失去妻子的迫害和遭遇，也不安於恢復工作後當機電公司經理的“美缺”。他憂國憂民，對黨的事業懷有強烈的責任感，所以願意立下軍令狀，自討苦吃，回到棘手的電機廠去。他又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與現代企業家。早20世紀50年代他就曾到蘇聯學習，在列寧格勒電力廠擔任過助理廠長，回國後任電機廠廠長。因為有足夠的知識準備，喬光樸不僅精通工廠管理，而且諳熟機器性能。他又能腳踏實地深入羣眾搞調查研究。在上任後，他任人唯賢，量才錄用，對電機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和調整。同時，作為改革者，他有着難以克服的“孤獨感”。當工作剛剛有點頭緒，生產任務能按時完成之時，卻有人別有用心地向中央、市委寫信控告他，同時，他對兄弟單位進行的“外交”亦以失敗告終。面對陰謀，雄心勃勃的喬光樸並沒有趴下，而是勇往直前，決心把改革進行到底。

重型電機廠黨委書記。在文革前是喬光樸的好搭檔。這個詼諧多智的鼓動家在文革中因言獲罪。自從在一次批鬥中意外咬掉半個舌頭後，他乾脆不再在公開場合發言。即便“四人幫”倒台，他仍拒絕組織安排工作，寧可在幹校當雞鴨羊的“三軍司令”。但喬光樸的鼓動又重新喚起了他的熱情，他先於喬光樸到達工廠，悄悄考察。考察的結果卻令他失望後悔。此後他一直處在猶豫之中，一方面支持喬光樸的工作，時刻提醒他工作上的失誤，另一方面，他又對現實的困難感到畏懼不安。

電機廠副總工程師。在蘇聯留學時認識了喬光樸並且深深愛上了他，回國特意到他身邊工作。雖然已經有家庭的喬光樸沒有接受她，但她為了喬矢志不嫁。文革中，她與喬光樸的關係成為造反派批鬥喬光樸的罪名，她本人也受到很大傷害，害上了“政治衰老症”，變得膽怯、畏首畏尾。喪妻多年的喬光樸在確定回電機廠的當天向她求婚，她卻害怕風言風語，希望推遲婚期並將他們的關係保密。喬光樸上任後，她成為他的得力助手。

電機廠副廠長，童貞的外甥。參加工作二十年，從學徒工當到生產組長，管過一個車間，39歲當上副廠長。自從察覺了老姨不結婚是因為喬光樸後，認定喬光樸是玩弄女性的惡棍。文革開始後，他成為造反派頭目，卻沒有藉機參加打砸搶，而是專門整喬光樸。文革結束後，因為是“火箭幹部”而屢次被調查。他懂業務、有才幹，對改革有熱情，特別是他對於幹部無心抓生產卻熱衷拉幫結派、搞運動整人的現狀深惡痛絕，這與喬光樸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喬廠長與兄弟廠、區社隊、街道這些關係户外交失敗後，本為對走後門非常反感的他，為了工廠的改革建設能成功，自願請命去走後門拉關係。

電機廠原廠長。在十年動亂中在幹校任副校長，用小恩小惠與許多落難的大人物拉上了關係。文革後，利用那些關係當上了電機廠廠長。他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因為生怕中央政策有變動而怠於搞建設，喜歡從報刊文件的字裏行間揣測上面的意圖，用詭譎的心理處理一切事情。得知喬要來後，為了自己體面卸任，企圖突擊搞生產會戰；又停了郗望北的職，想給喬光樸出難題。喬光樸把不學無術的他調去管理服務大隊，他便煽動在考核中被刷下來的工人、幹部與喬光樸為敵。把服務大隊搞得亂七八糟後，他卻靠走後門調到了外貿局。

機電工業局局長，富有領導智慧，熟悉部下的個性，擅於激發部下的工作主動性。信任喬光樸的能力，欣賞喬光樸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風。對於不正之風、官僚主義對於國家經濟建設的嚴重危害有着清醒的認識，從各方面支持喬光樸的改革措施。

人物介紹參考資料： ^{[2]  [7]} 

小説不僅描寫了20世紀70年代末領導幹部羣體中的本質和主流，歌頌了生活中和工作中光明的一面，而且也敢於正視矛盾，暴露了領導幹部層的某些陰暗面，展示了四化建設所面臨的種種阻礙和尖鋭複雜的矛盾衝突，體現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作品一開頭便引用了主人公喬光樸的發言記錄：“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這種對時間的焦慮反映了國人對現代化特別是經濟現代化的急切心情。通過塑喬光樸、石敢、霍大道等改革者的形象，作品反映了文革之後積重難返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艱難曲折。作品以冷峻的態度和火熱的激情，揭示了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存在的問題、弊病，例如，黨的人事安排有可能成為個人的私下活動，某些黨的工作崗位在有的人眼裏成了“肥缺”“美缺”，對領導幹部沒有獎懲制度或者獎懲制度形同虛設，以及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嫉賢妒能、玩弄權術等等。作品無情地剖析、鞭撻了像冀申那樣投機者的醜惡靈魂。通過這一工作無能卻升官有道的人物，作者揭示了國家建設中來自黨的隊伍內部的阻力及其惡劣後果。作品不僅展現了四化建設的緊迫和必然，而且將歌頌四化建設和揭露批判文革餘毒結合起來。 ^[8] 

不過，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作品對於改革的理解比較表面化，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僅停留在是否阻礙“四化”（主要是經濟現代化）的層面。在小説中，“現代化”改革的作用被“神化”，不但能提高生產、促進社會進步，還能消弭喬光樸和郗望北之間的個人恩怨。另個，對於實現現代化的迫切的需要，掩蓋了主人公推動改革時所使用手段的專制性。如喬光樸以“説一不二方”式對電機廠從上到下進行大手術；在感情生活上也是一人説了算，不徵求童貞的意見，“先斬後奏”宣佈婚訊，給讀者的感覺是改革的成功離不開個人的集權專制。其行為的結果——工人們“習慣於服從他，甚至他一開口就服從”，童貞略表嬌嗔之後便原諒了他——再加上文中反覆出現的“包龍圖”意象，實際上反映了與“專制”相對應的中國傳統的“青天”意識在作者與熱烈歡迎“喬廠長”的讀者們頭腦中是多麼根深蒂固。只因為喬光樸是“清官”，能帶來一片青天，所以每個人對他的“專斷獨行”都心存感激。而這種封建意識恰恰正是“四個現代化”所要改革的對象。 ^[9-10] 

小説以個性化對話刻畫人物性格。小説的開頭，大段引述了喬光樸的發言記錄。這些獨白既有深謀遠慮又有深切感情。“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炊事員和職工一同進食堂是不能按時開飯”“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二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這説明什麼？要求我們幹什麼？……其實，時間和數字是有生命、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來追求它，它就屬於你”，一個熟悉工廠生活、胸懷遠大抱負、敢想敢幹的實幹家的形象躍然紙上，在沒有任何情節展開的情況下，令讀者瞭解了主人公的精神面貌和脾氣秉性。

在描繪人物的外貌時，語言粗獷凝重，不拖泥帶水，很少鋪排細節。如描寫喬光樸長着一張“有着礦石般顏色和獵人般粗獷特徵的臉：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餓虎般深藏的雙睛，顴骨略高的雙頰，股厚肉重的潤臉，這一切簡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使用明喻、暗喻等修辭勾畫出一個剛毅、果敢的改革家形象。 ^{[11]  [12]} 

作者以主人公的活動為中心，抓住了“出山”“上任”幾個重要環節，脈絡分明。在故事情節展開之前，小説以喬光樸的發言語錄開頭，突出“時間”與“數字”，在令讀者耳目一新的同時，提醒讀者故事所要講述的主題和對象。

全文有兩條主線，一是喬光樸整頓工廠，另一條是喬光樸與童貞的愛情。由於童貞的職務身份及親屬關係，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變幻出各種不同的矛盾——喬光樸與冀申、喬光樸與郗望北、喬光樸與石敢、喬光樸與童貞，每種矛盾又各有特點。喬光樸與冀申的矛盾代表了兩種社會勢力的不可調和的衝突；郗望北因姨母童貞的婚姻問題與喬光樸有個人恩怨，但是，由於二人有共同的事業和理想，所以最終攜手並進；喬光樸與石敢的爭執反映了當時老幹部羣體中的不同精神狀態和思想境界；喬光樸與童貞的矛盾則更加複雜，既有棘手的工作問題又有難辦的生活問題。這些或貫穿全篇，或穿插在局部範圍，每個矛盾都有其發生、發展、解決的過程。通過這些豐富曲折的情節，充分展現了喬廠長所特有的性格特徵與內心世界。 ^[11] 

《喬廠長上任記》開闢了中國工業題材小説的新局面，成為中國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其情節模式，如“新官上任式”、“改革與保守相鬥式”、”改革+愛情式“，成為後來者競相模仿的對象。 ^[13] 

1979年小説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作者收到近千封讀者來信。大刀闊斧、鋭意改革的電機廠“喬廠長”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詞，有的工人買一本《人民文學》第7期送給廠長，希望廠長像喬光樸那樣領導工人幹“四化”；有些廠長甚至把這篇小説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研究。《喬廠長上任記》以一萬三千多票的得票數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第一名。 ^[6]  、 ^[14] 

但是，批評也接踵而至。小説中對於“揭批查”的觀點與現實中領導“揭批查”運動的天津市有關領導的理解發生衝突。《天津日報》拿出14個版來“圍剿”《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支持，《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轉載。就在《天津日報》發表了對《喬廠長上任記》的批判文章後，茅盾、周揚、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文藝掌門人”卻對《喬廠長上任記》給予了高度讚譽。《文藝報》《文學評論》《工人日報》等相繼召開座談會對《喬廠長上任記》褒揚有加。天津方面則兩度上書中央領導，認為這篇小説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朱穆之、陳荒煤等人對其的稱讚和對天津方面的批評很不妥當。至1980年6月又經過了一番周折，天津方面終於偃旗息鼓。 ^[15-16] 

1980年，《喬廠長上任記》改編成電影《鐘聲》，由陳穎主演。同年，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李默然在劇中扮演喬光樸。 ^[1]  、 ^[17-18] 

2018年9月，《喬廠長上任記》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有影響力小説。 ^[19] 

作家馮牧：作者以難能可貴的藝術家的勇敢，用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表現了當前工業戰線的矛盾和鬥爭，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層領導幹部的典型形象——喬光樸。這是一個四化建設新時期的闖將的形象。這樣的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們國家的脊樑骨。儘管這個人物也可能有缺點，可能有時遇到問題考慮不周，做事有點冒失，工作方法也不是無可指責的，但在為四化而奮鬥的進軍中，他是開闢道路、打破堅冰的先鋒。喬光樸形象的出現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能夠振聾發聵，給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15] 

作家陳荒煤：一個工廠的廠長，怎樣領導生產，怎樣管理企業，怎樣為四化做出應有的貢獻，《喬廠長上任記》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活的榜樣。他破除了一切條條框框和種種陳規陋習，按照時代的要求，遵循經濟規律辦事，不愧為獻身四化的當代英雄和闖將。 ^[15] 

作家李陀：《喬廠長上任記》為文學提供的新東西是：1、文學干預了工業生產。如提出和描寫了工廠的管理、一長制等等。2、小説為文學提供了一個新人物——喬光樸。小説的缺點是，喬廠長這個人物寫得太順利了，典型環境寫得太簡單了。如果把這篇小説寫成一出悲劇，也許更符合當代的實際情況。 ^[15] 

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原主任、魯迅文學院原常務副院長胡平：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為新時期文學中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成為“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工業題材創作的鼎新之作。小説塑造了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改革家喬光樸的英雄形象，也刻畫了改革面臨的種種社會阻力，現代性歷史訴求的內在動因，揭示了社會進步的宏偉前景，顯示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強盛生命力。作品產生有廣泛深遠的社會反響，主人公的硬漢性格、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凸顯了一個時代的美學特徵。 ^[21] 

河北滄縣人。中共黨員。1962年畢業於海軍制圖學校。1960年應徵入伍。歷任海軍184部隊製圖組組長，天津重型機械廠車間主任，天津市作協專業作家、作協主席，編審。天津市政協常委，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第四屆主席團委員及第五、六、七屆副主席。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蛇神》《子午流注》《人氣》《空洞》，中篇小説《鍋碗瓢盆交響曲》，短篇小説《三個起重工》，以及《蔣子龍選集》（3卷）、《蔣子龍文集》（8卷）等。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