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

啖助博通經學，唐玄宗天寶(742～755)年間末，曾歷任臨海尉、丹楊主簿。啖助長於《春秋》學，好標新立異，所論多異於先儒。如其言孔子修《春秋》的立意："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木，不壹守舊典，明矣。"(《新唐書·儒學下·啖助傳》)又以為，《左傳》非左丘明一人所作，"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新唐書·儒學下·啖助傳》)。認為公羊名高、轂梁名赤，不知何據，未必是實。又指出，《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經，互不相通又互相攻擊，所以其弊端日甚。因此，他主張為學不必嚴守"師法"和"家法"，應該變《春秋》學專門之學為通學。他以十年的功夫，撰成《春秋集傳》和《春秋統例》二書，後又由其弟子趙匡和陸淳加以補充完善。其主要思想保存在陸淳編定的《春秋集傳纂例》之中。

啖助的著作已佚(保存在陸淳編定的《春秋集傳纂例》之中的內容已非其原著)，清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啖助的《春秋集傳》一卷。

《新唐書》作者曾評論啖助之學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淳)從而唱之，遂顯於時。"(《新唐書·儒學下·啖助傳》)這一評價有失公允，啖助的治學風格雖有異於先儒，但卻是當時經學變古的先聲。因為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隨着道教的建立和佛教的東宋，儒學遭到了十分嚴峻的挑戰，已經無法再按照舊有的方式維持下去了，儒學必須改變自己原有的形態，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下去。而啖助的學風，正是表現出了儒學變化的趨向，它對後來宋代的經學變古和理學的興起具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