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文化大革命”中“清隊”初期，某歷史研究所受上級指示，要開展“大揭發、大檢舉、大批判、大斗爭的階級鬥爭的新高潮”。整個研究所裏氣氛緊張，人人自危。地方史組的吳仲義以前還一直未受到過沖擊，因為他的歷史如同一張白紙，平時言行又相當謹慎，無懈可擊，為人軟弱平和，不肯多事，從不參加派系爭鬥。他雖然只有三十多歲，但學識相當紮實，工作認真肯幹，研究上經常出成果。再加上他是專門研究地方農民運動史的，這一領域始終受重視，他因此也受重視。他的成績是領導和上級治所有方的力證。誰都認為，這是他在所裏平時受優待、運動中受保護的資本。然而，這一次卻出人意料。

就在“清隊”運動開始的當天，吳仲義接到他哥哥的來信，得知一件不祥之事：十年前，正在大學歷史系讀書的吳仲義隨助教和同學們去郊縣收集農民起義的素材。不久，他們接到學校通知，讓儘快回校參加鳴放活動。這時的吳仲義，熱情純樸，容易激動和受感動，相信自己獨立思考的結論，也相信別人與自己一樣坦白。他從郊縣回來後，易於激動而非常活躍的哥哥便帶他去他們的讀書會。這是幾個喜好文學、藝術及哲學的年輕人龔雲、泰山、何玉霞和陳乃智自發組成的一個小集體，他們聚在一起發表各自的讀書心得，互相啓發。吳仲義受大家的熱情所感染，也説了自己對國家體制的看法。他認為國家還沒有一整套科學、嚴謹和健全的體制；中間有許多弊病，還有不少封建色彩的東西。這樣就會滋生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現象，形成時弊，扼殺民主。那樣，國家的權力分到一些人手中就會成為個人權勢，階級專政有可能變為個人獨裁。他的深刻驚人之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讚賞。第二天，吳仲義回到了學校，本來預備把昨晚那一席精彩講話發表出來，但沒找着機會。他很是悵然。不料，風雲驟變，抓右派的運動突然開始。他哥哥和讀書會的夥伴們由於把那些激情與話語帶到各自的單位，一律被定為右派。陳乃智因虛榮心而聲明這些見解是自己獨立思考的果實，使他的罪證無法推脱。他卻挺義氣，重壓之下，沒有暴露出這些思想的出處。哥哥、龔雲、何玉霞等人誰也沒提到他們的“讀書會”和那晚的聚會。因此吳仲義倖免於難。這些人都被放逐到天南地北。哥哥被送到北部邊疆的一座勞改場，伐木採石。母親積鬱成疾，病死了。此後兩年，哥哥為了妻兒的前途，在勞動時付出驚人的辛勞，並在一次撲救森林大火時，燒壞了半張臉，才被摘去右派帽子，由勞改場留用。

從那以後，吳仲義就一下子變成了另一個人：怕事，拘謹，不愛説話，不輕信於人，脆弱而缺少主見，直到三十多歲，還沒結婚。新近經人介紹，才與一個三十多歲的圖書館管理員交了朋友，他對未來也有了甜蜜的計劃。但哥哥信中説，陳乃智因為一句什麼話被人揭發，成為重點審查對象。問題要重新折騰一番。如果陳乃智受不住高壓，把當初給他定罪的那些話的來由招出來，那他吳仲義就要大難臨頭。吳仲義當時就覺得如晴天霹靂，不知如何是好。他花了整整一夜給哥哥寫信。一會兒，他覺得非把心裏話給哥哥寫得明明白白不可；一會兒，又擔心這信落到別人手中惹禍，便改換成隱語。反反覆覆，到第二天清晨才寫完。吳仲義朦朦懵懵去寄信，突然發現口袋中的信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着。他意識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為了不叫哥哥那裏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單位名稱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沒署他的姓名地址。拾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會把信送到他單位。這等於他把自己送入虎口。他一連幾天心神不安，失魂落魄，如坐針氈，把別人的介紹信和自己對象的情書都當成了自己那封事關重大的信，弄得他女朋友很生氣。

他的失態引起了所裏“清隊”工作組組長賈大真的懷疑。賈是所裏的一位鐵腕人物，非常精明、鋭利，能從別人的細微表情窺見人心，還能想方設法迫使人把藏在心裏的東西給掏出來。他一面指令地方史組長趙昌隨時觀察吳仲義的表現，一面又精心設計了一個揪鬥大會，“殺雞給猴看”，以欺詐和恐嚇手段，從心理上對吳仲義施加壓力。趙昌雖然平時和吳仲義關係不錯，常常還關照吳的生活，但過去曾貼過吳的大字報，還頂掉了他地方史組長之職，並且有一次喝醉酒的時候向吳仲義吐露過真情，表示了對現實的不滿。他怕吳仲義萬一去揭發和告密，就會使自己身敗名裂。而且，自己的短處在人家手中不能不防。為保全自身，把工作組的注意力引向吳仲義，趙昌便協同賈大真引誘吳仲義坦白。在強大的心理壓力下，吳仲義經過慘烈的思想鬥爭後徹底垮了，終於“自首”。他被定為“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女朋友與他分手了。由於他的揭發，哥哥一家再次遭受慘重打擊；又引來當年“讀書會”的人的反揭發。他連日被提去質詢審問，有時拖到後半夜。賈大真為了給他增加壓力還配合了大會批鬥，弄得他精疲力竭。

半年之後，電閃雷鳴、風橫雨狂的日子過去了，吳仲義被寬大處理。當他獲釋回到家裏，端起臉盆要洗手時，突然發現盆底兒粘着一封信。揭下來一看，竟然就是他曾經丟掉的、幾乎要了他的命的那封信。原來他當初寫好這封信後，胡亂地在信封背上抹上漿糊，貼上郵票，封了信口。洗臉時，他曾把臉盆放在桌上過，盆底兒有水，加上信封上沒抹乾淨的漿糊，就粘在盆底兒上了。他驚叫一聲：“啊！”呆住了。 ^[2] 

馮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藏書藏畫被毀，他的頭髮被紅衞兵剪得七零八落，母親也被紅衞兵剃光了頭髮。對風雲變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開始思考：“為什麼那些文文靜靜的女孩子，抄家時會把屋裏每一件完整的東西有條不紊地敲得粉碎；為什麼海河邊幾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盡……”由此，他開始走上文學道路，先把他所見所感編成故事講給親友聽，後來動筆寫成稿子。他把這些故事假託於幾個世紀前的年代，人物都起外國名。寫好後手稿藏在樓板縫、煙囱裏，但終因怕惹禍而燒掉。後來，每當他有創作衝動，就隨寫隨銷燬。

文革結束後，文壇思想解放，馮驥才決定把自己十年來甚至更長時間的生活感受壓縮於中篇小説《啊！》中。他想在這篇小説中表達的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命運，更重要的那個時代的特有氣勢、心理和感覺，人與人之間特殊而微妙的關係，還有在歷次運動中形成的一整套極左的整人方法。他想記錄下人們在十年動亂中是如何活過來的，也想使後世之人讀到小説時有身臨其境之感。基於此，雖然他心中有無數個十年動亂中知識分子的真實的坎坷人生故事，但任何現成的、完整的故事都無法達成他的目的，所以他虛構了一個因一封誤以為丟失而沒有丟失的信而導致的靈魂的悲劇。 ^[3-5] 

歷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組研究員。年紀不大，學識相當紮實，工作認真肯幹，研究上經常出成果， 是所裏的骨幹，但生活能力低下，經常丟三落四。他的歷史如同一張白紙，平時言行相當小心，為人軟弱平和，循規蹈矩，不肯多事，所以歷次“運動”都平安度過。當聲勢史無前例的“清理階級運動”到來時，他本來懷着僥倖心理，然而哥哥的來信提醒他回憶起多年前在“讀書會”時的發言有可能成為罪狀。這讓他驚慌失措。特別是當他發現連夜寫的回信“丟”了時，馬上變得疑神疑鬼，結果中了賈大真的圈套，給自己和哥哥一家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歷史研究所的政工幹部。平時無所作為，但是當生活翻起浪頭，立刻興致勃勃，聰明十足。他的拿手本事就是整人，折磨人，摧殘人。他就像一個捉蟋蟀的能手，能將磚縫裏的蟋蟀弄出來那樣心靈手巧，手段多得出奇。他能將大會控制得充滿白色恐怖的氣氛，以兇惡的批鬥恐嚇其他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懼心理。他還會在小會上用充滿殺機的語言和眼神暗示險惡即將發生，以此威攝所有的人，搞垮他們的精神防線。

歷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組的組長。性情隨和，沒有是非，很好相處，熱衷於自己的工作，對別人很少有意見。作為吳仲義的好朋友，他經常在生活上幫助吳，得到了吳充分的信任。但文革到來後，他第一個站出來貼了吳的大字報，而且狂熱地投身於造反派的鬥爭中，擠掉吳仲義當上地方史組的組長。某次與吳仲義喝酒時，酒後吐真言，事後一直擔心吳仲義告密，所以當吳仲義舉止異常時，他便認為對方是要檢舉自己。為了自保，他配合賈大真對吳仲義施加心理壓力。

歷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組年紀最大的研究員。是個仔細、寡言、穩重的人。因為是摘帽右派，所以每逢運動一來就照例作為反面人物的一種典型被拿出來當做進攻的靶子。他喝水時吞嚥的聲音很響，因此總是注意盡力抑制自己的毛病，但每當運動到來時，處在政治巨石之下的他就會忘記了掩飾吞嚥的聲音。

歷史研究所的近代史組的組長。正派、辦事規矩，在羣眾中有一些威信。平時與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定距離，人緣好卻誰也接近他不得，別人對他內心更深一層的東西很不瞭解。實際上，他極為反對賈大真用欺詐恐嚇手段製造白色恐怖的行為。關於對吳仲義問題的定性和處理，他與賈大真進行過激烈的辯論。 ^[2]  、 ^[6] 

《啊！》沒有大寫特寫漫延全國各地的激烈的“清隊”運動，也沒有一一羅列人們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而是把筆觸伸入到人物的心靈世界，通過一個微不足道、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小小事件，向讀者展示了一出備受凌辱的普通人的靈魂悲劇，鞭撻那個特殊年代對人的欺凌和摧殘。

小説開篇便以概述的語言將當時社會的恐怖特徵鮮明地描述出來：運動來時“人與人的關係，在一夜之間變得不可思議了，平日的友情變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種水分，被蒸發掉，只剩下乾巴巴的利害關係，並且毫無掩飾地突現在外……此時此刻，人們都變得極其敏感；連最麻木的人，神經都通了電；感覺的觸覺探在外邊”。

作品塑造並揭示了一個“四人幫”的爪牙賈大真的陰毒的靈魂。政工幹部賈大真本職工作無所作為，整起人來卻精神十足，特別是通過心理戰折磨人的靈魂，以兇惡的批鬥恐嚇其他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懼心理，用充滿殺機的語言和眼神搞垮人們的精神防線。這個人物的全部思想，就是要摧殘別人的意志，摧毀別人的尊嚴，消滅別人的良知，使人人相互猜忌，使同志相互背叛，使朋友相互殘殺。他們要把一切人性的東西淹沒在利己的獸慾之中，實行法西斯專政以利於自己的飛黃騰達。作品通過這樣一個喪失人性幾近瘋狂的人物，揭示了十年動亂期間荒誕的社會生活實質。

在“賈大真”橫行的年代，人與人的關係緊張而又畸形。歷史研究員吳仲義自以為將一封給哥哥的信弄丟了。他恐慌、懷疑、絕望，因為雖説是一封家信卻有可能帶來可怕的滅頂之災。他反常的舉止引起了自以為有“把柄”被他抓住的同事趙昌的驚疑，也吸引起了賈大真的注意。在賈大真的誘騙威壓之下，趙昌出賣了吳仲義，而吳仲義也由於驚慌失措而出賣了自己的兄長和其他人，隨即被揭發的人又反揭發他。最後，吳仲義飽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卻對加害他的趙昌、賈大真感激涕零。以賈大真為代表的勢力就是要摧毀”吳仲義們“的精神世界，把人變成喪失尊嚴，喪失思想，供”賈大真們“任意驅使的奴才，以此建立起黑暗的法西斯專政統治。

小説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文革時期人人自危、疑神疑鬼、是非顛倒、人性滅絕的社會現象，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創傷，不要再重蹈噩夢般的生活歷程。 ^{[6]  [7]} 

小説借用了繪畫中“焦點透視”的方法，把一封誤以為丟失的信件作為焦點，讓人物圍繞着“信”做文章，人物與人物的矛盾圍繞着“信”旋轉，層層纏繞，環環相扣。丟失信引起的恐慌、擔心信落在造反派手裏的懸念貫穿了整個故事。雖然，信其實沒有丟，但由於對遺失信所造成的後果符合邏輯的假象的渲染，以及文革險惡的人情關係的真實描寫交織在一起，使故事可信度大大提高。到故事最後，讀者和主人公一起發現那封以為被丟失的信原來根本沒有丟，已經發生了的一切看似毫無意義，但是，偶然中藴含着必然，荒誕中透出真實，這個結尾增強了作品的悲劇色彩。 ^{[7-8]  [9]} 

小説非常成功地調遣着心理描寫，作者通過人物自身的暗想、幻覺和內心獨白，描寫吳仲義與他人的互相猜疑。整個故事的基點是吳仲義的心理活動。吳在政治鬥爭面前首先隔岸觀火、苟且偷安，繼而惶惶無日敏感多疑，幻想僥倖，最後和盤托出低頭認罪，“努力改造”，為爭得寬大而感激涕零。在揭發兄長後，吳仲義心懷愧疚，寧可以想像兄長也揭發他來自我安慰。作者將人物內心世界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風暴和搏鬥，赤裸裸地展示在讀者面前，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這一系列心理轉化過程，卻真實反映了特殊歷史年代的人們的心理狀態。 ^[7]  、 ^[10] 

該小説的語言別具特色，富有韻味。鋪展人物心理歷程時，常間以哲理性的抒情和議論，把人們的思考引向深處。特別是關於非常時期人與人之間系的幾段議論，文筆俊美，思想深邃對烘托時代和人物心理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在塑造人物時，作者善於運用恰如其分的比喻和描繪。例如賦予賈大真頗有特色的外表：麪皮褪盡血色，黃典的，像舊報紙的顏色，只留下一雙精氣外露、四處打量的眼睛，鑲在乾癟癟的眼眶中。目光挑剔、冷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總是不客氣地盯着別人的臉，連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願意碰到這種目光“。而批鬥大會上，“賈大真的目光如同一道探照燈的燈光，慢慢地由台一張臉移到另一張臉上……此刻他真是神氣，威不可當，好像端着一架機關槍，面對着一羣手無寸鐵的人，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從這些視覺形象描寫中，讀者便可猜度其陰毒的內心世界。 ^[7]  、 ^[10] 

作家劉思謙：《啊！》在我們心靈上所引起的壓抑感，和那些淺薄的單純展覽苦難的作品不同。這是一種將殘酷與荒謬與鬧劇熔為一爐的壓抑感，包含着那個時期社會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種生活況味。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無處不在而又無處可尋的是作家的深廣的憂憤，是對於人的尊嚴被踐踏而發出的無聲的抗議 ^[11]  。

1942年生於天津市，祖籍浙江慈溪。1960年高中畢業後，被選入天津市籃球隊出任中鋒。後因受傷，調天津市書畫美術社從事繪畫工作，1974年調工藝美術廠。其間做過產品推銷員和工人等。1975年在天津市工藝美術工人大學任教師，教授國畫與文藝理論課。1978年調天津市文化局創作評論室，後轉入作家協會天津分會從事專業創作。歷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會員，國際筆會中國中心會員，美協天津分會會員，作協天津分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天津分會副主席，天津文聯副主席，文學理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主編。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早期作品多為美術評論文章。1977年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説《義和拳》（與李定興合寫），以後，陸續發表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説、散文、報告文學，文藝理論和電影、電視劇本等。其中《雕花煙斗》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啊！》和《神鞭》分別獲第一、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