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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震

(中國近現代軍事、政治、外交人物)

鎖定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啓予、起予或企予 [13]  ,原籍浙江紹興,生於直隸大城(今河北省大城縣)。中國近現代軍事、政治、外交人物,中國國民黨軍高級將領。 [3]  [5] 
商震出身寒微,早年先後入保定陸軍建成學堂、東北講武堂、天津講武堂學習。後東渡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在東北組織發動遼陽起義。1912年被公推為關外民軍總司令。南北議和後,任北京政府陸軍部高級顧問。因參與“二次革命”一度被拘,後投陝西陸建章,旋即又投山西閻錫山麾下,自旅長、師長、軍長升至河北、山西省主席,成為閻錫山的得力干將。1931年出晉脱離閻錫山。1933年指揮第2軍團參加長城抗戰。1935年被授為陸軍二級上將,改任河北省主席,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次年任河南省主席。全面抗戰爆發後,相繼任第12集團軍總司令、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第6戰區司令長官等職。1940年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任聯合國軍事參謀處中國首席代表、蔣介石總統府參軍長、盟國管制委員會中國代表兼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等職。1949年辭職,留居日本。1974年、1975年兩次回國參觀訪問 [1]  ,1978年在東京去世。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3]  [5] 
商震自少即從事革命活動。在抗戰期間,他指揮所部轉戰冀、豫、贛、湘等省,先後參加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北段作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衞戰等。後轉為民國外交戰線上的干將,參與許多重大的外交活動。 [4]  是民國時期少有的在軍事、政治、外交上都有突出表現的人物。
概述圖來源 [4] 
全    名
商震
別    名
商啓予
啓予、起予或企予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地
直隸省順天府大城縣(今河北省大城縣)權村鄉苦水務村 [10] 
出生日期
1888年9月21日
逝世日期
1978年5月15日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軍    銜
陸軍二級上將
畢業院校
北洋陸軍速成學堂
祖    籍
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市

商震人物生平

商震革命青年

顧恆敬製作苦水務村商震家族世系表 顧恆敬製作苦水務村商震家族世系表 [10]
商震,啓予、起予或企予(據他自己解釋,其字出自《詩經》“起予者商也”之句 [13]  ),清光緒十四年八月十六日(1888年9月21日)生於直隸省順天府大城縣(今河北省大城縣)權村鄉苦水務村 [10]  ,祖籍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市)。商震五歲喪父,家境貧寒,姐弟三人中他為長子,全靠勤勞的母親給別人做活,維持生計。 [3] 
商震幼年曾就讀於浙江同鄉辦的私塾,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入保定北洋陸軍速成學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身)洋文班學習,先在普通科補習英文及文、理課程,後分發到步科學習。當時孫中山日本組織同盟會,國內革命氣氛日濃,商震憤恨異族專橫,國事日危。 [3]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被校方以“煽動革命”罪開除學籍。同年夏,商震輾轉到瀋陽,先協助蔣慕譚創辦商業技術學校,後到遼陽與陳幹辦起了八旗小學堂。期間他一邊從事教學,一邊宣傳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詆斥官府”的罪名逮捕。獲救後,東渡日本留學。 [14] 
宣統元年(1909年)3月,商震在新軍二十鎮七十八標三營一哨任哨長,10月升為掌旗官,次年3月任二十鎮參謀。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彭家珍張紹曾,參加了馮玉祥、施從雲等創辦的“武學研究會”,與馮玉祥結為盟兄弟。 [3]  [14] 
宣統二年(1910年)1月,商震與熊成基在哈爾濱謀刺清政府海軍大臣貝勒載洵。事泄未果,熊成基被捕就義,商震逃往日本,入日本陸軍專門學校。他與孫中山結識,遂加入同盟會。不久,商震仍回東北奉天,積極聯絡地方進步分子,倡導起義。宣統三年(1911年)8月,商震在關外組織民軍,被推為民軍總司令(一説是孫中山委派) [11]  。同年11月25日,商震與同盟會黨人徐鏡心等人在遼陽率眾舉事反清,次日為清軍所敗,退往莊河、煙台等地,繼而進抵濰縣,聯合地方武裝反對清軍。黃興當時曾致函孫中山,推薦“陝西之于右任、煙台之商起予”為應聯絡的海內豪傑。 [3]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將商震所率民軍編為第一(一説第二)混成旅,任商震為旅長。民國二年(1913年)5月,商震被調充北洋政府陸軍部顧問,甚不得志。 [3]  [11] 
民國二年(1913年),討袁“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懷疑商震參與其中,命“京畿軍政執法處”將其扣押。這時的商震雖年僅25歲,卻成熟幹練,有勇有謀,並因此而引起京畿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的注意。經陸建章的親戚馮玉祥等力保獲得自由(一説是經眾議院議員劉冠三等力保獲釋 [11]  )後,商震遂改投陸建章麾下。 [3] 
民國三年(1914年)2月,商震被陸建章委任為河南省倉庫總辦。同年袁世凱命趙倜及陸建章率部入陝鎮壓白朗起義,陸建章委任商震為陝北衞戍司令部參謀長。民國四年(1915年)3月又被任為陝西省第一旅旅長兼陝北衞戍司令。 [3] 
民國五年(1916年)6月,在袁世凱病逝後,陝西討袁軍陳樹藩起兵驅逐陸建章,時駐陝北綏德的商震不能立足,率殘部過黃河投奔閻錫山,該部被編為一個團,商震被任命為團長。 [3]  [11] 

商震晉軍主將

商震到山西時,正值袁世凱帝制自為引起全國性的反袁風暴,閻錫山有望擺脱羈絆,重振旗鼓之際,因此,商震受到了歡迎和禮遇。原有一個團的建制原封未動,仍由商震任團長,另將楊愛源營補充了進去,也有監視的成分。 [3]  [12] 
民國六年(1917年)7月1日,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張勳復辟事件。閻錫山選擇了擁護段祺瑞,參與在馬廠誓師“討逆”。5日,閻錫山即派商震率領所部由石家莊北上,參與“討逆”軍事。“在各路大軍的同力征討下,張勳節節敗退。8日,張勳所部大敗於京城外圍,張勳堅守城門不出。12日,討逆軍下令總攻。商震被委為討逆軍西路第五縱隊司令,奉命協作攻城。總攻發起後,各路軍次第攻入城內,並乘勝肅清各據點。惟天安門等處尚有復辟軍頑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趕到後,急調山炮實施攻擊,迫使張勳殘部繳械投降。 [3] 
完成討逆任務後,商震率部返省。8月,閻錫山進行第一次擴軍,將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四個混成旅,每旅轄步兵兩團,炮兵一營。商震升任第四混成旅旅長。 [3]  [12] 
商震贈劍 商震贈劍
就在閻錫山着手擴編軍隊的同時,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發動“護法戰爭”。民國六年(1917年)9月間,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宣佈獨立,聯合桂軍,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電報閻錫山,命其出兵湖南,閻錫山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兩個團,外加周玳炮兵營,兵發湖南。商震率部入湘後,接受傅良佐的指揮,在永豐前線與桂軍馬濟、韋永昌部交火。商震曉諭全體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豐陣地,有敢私言進退者,以軍法從事。”軍令如山倒,將士全力抗擊,堅守陣地十幾天不動搖。正當商震激戰前線堅守待援的時候,王汝賢範國璋在長沙發表通電,主張停戰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懸永豐,形勢危急。在全局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商震率部撤出戰鬥,經湘鄉,退入湘潭縣城後,被湘軍包圍繳械。 [3]  [12]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閻錫山四分之一的家當,遠赴湖南後,閻錫山無日不在關注。聽到北洋軍失利的消息,閻錫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榮鴻臚、張汝蘋先後赴漢口、岳陽一帶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軍覆滅的消息傳回。商震自愧兵敗,加上湖北督軍王佔元有意延攬(在湘潭繳械後,商震以下各級軍官被解武岡,羈押在基督教青年會中。所幸商震諳熟英語,求得一西方牧師相助,逃至漢口,着手收容舊部),舉棋不定。榮鴻臚、張汝蘋探知這一切後,緊急電告山西。閻錫山再派副官長李德懋趕赴漢口,面見商震,婉言相勸。受閻錫山一片誠意的感召,商震返回太原。見到閻錫山,商震主動請罪,閻錫山極力撫慰。商震有感閻錫山的恩情,決心死心塌地地在晉軍中效力。 [12] 
徵湘歸來,第一混成旅的番號保留,商震遵閻錫山所囑繼續收容舊部,建制漸次恢復。民國九年(1920年)3月,因為擴大軍工生產的需要,閻錫山將原來的“山西陸軍修械所”(1914年建立,以修理槍支炮械為主)與“銅元局”(1917年前後設立,以含銅量99.9%的舊式制錢為原料,用三文制錢改鑄可當20文制錢的銅元一枚,在全省範圍內流通)合併,組成“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就學識和見識而言,商震在當時的晉軍將領中稱得上是鳳毛麟角。有鑑於此,閻錫山推舉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長兼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總辦。 [12] 
商震—毛筆信札 商震—毛筆信札
閻錫山的進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魚得水,拳腳大展。實習廠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變更組織,增添設備,新建工廠,”軍事工業的規模一步步形成。實習廠成立之初,16個分廠,職工500餘人,機器63部,已能着手製造槍彈和仿造重機槍。至民國十年(1921年)7月,職工增至900餘人,機器增至183部。民國十二年(1923年)7月,職工增至1840餘人,機器增至320部,並新建了無煙藥、制酸、制殼三個分廠,其中前兩個廠的設備由德國雅利商行訂購,同年9月相繼投產。這年7月,閻錫山再次改組軍人工藝實習廠,取消總辦制,商震雖然沒有了明確的職務,但是仍然過問軍工事務,直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在此期間,工藝實習廠繼續發展,職工增到11000人,設備增至2300部,月產火炮10餘門、衝鋒槍900枝、機關槍20挺、炸彈3000餘枚。初步形成了規模生產。 [12] 
民國七年(1918年),陝西郭堅部進入山西,閻錫山先令晉南鎮守使張培梅為總指揮率部迎擊,又派商震為副總指揮增援,在吉縣以西馬鬥關黃河灘上殲滅郭堅部數百人。同年7月,馮國璋任命商震為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3]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商震被任命為山西省暫編第一師師長。同年冬,河南樊鍾秀來攻,大敗晉軍蔡榮壽部,經峻極嶺進入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太原震動。危急之中,閻錫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團全部、第四團兩個營,以及第三旅第五團、炮兵一營、手擲彈一營,向遼縣星夜馳援。商震從一位美國牧師處借來一部汽車,率先到達前線。鑑於形勢危急,他果斷地處決了十七名臨陣敗逃的官兵,使軍紀為之一振。然後揮師猛攻寒王鎮樊軍總部,樊軍全線潰敗,撤回河南。與樊鍾秀之役,一掃徵湘失敗帶來的陰影,使商震在山西軍隊中聲名鵲起。 [3]  [12] 

商震綏遠都統

民國十四年(1925年)夏,在北京政變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國民軍,為了進一步擴大地盤,圖謀向山西發展,山西被國民第一、第二、第三軍包圍的水泄不通,兵工廠用的材料也運不進來。面臨嚴重的威脅,閻錫山開始採取聯直吳、奉張,反馮的立場,戰事連續發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2] 
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閻錫山答應吳佩孚配合掃除北上障礙。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張吳合作倒馮,還是和馮合作,現在還不能決定。可是孔庚現在順德,他對山西始終野心不退。我們不如趁這當子,先把順德拿下。千萬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獲解回省來。”奉閻錫山命令,商震率其第一師出兵,以抓孔庚為藉口,攻佔順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編了國民第四軍魏益三部(不久前剛被馮玉祥收編,列入國民軍序列),打通了京漢線北段。 [12] 
同年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兵分兩路,東路軍以鹿鍾麟為總司令,駐紮南口、多倫兩地;西路軍以宋哲元為總司令,陳兵山西北部邊境。為了準備直接與國民軍作戰,閻錫山調兵遣將,佈防於大同一帶。商震被緊急從石家莊調回,出任前敵總指揮,駐大同指揮作戰。5月18日,國民軍西路軍分別從得勝口、殺虎口等處發動進攻。商震指揮晉軍各部拼力抗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七八個晝夜,雙方形成對峙,戰局呈現膠着狀態。這時,張作霖急電閻錫山:從南口仰攻居庸關傷亡很重,攻不下來。是否可將你的隊伍撤下來,開到雁門關一線,作好防禦工事,採取守勢。等候鄙處騎兵打到察北,佔領多倫,威脅張家口的時候,再行出擊。閻錫山遂命商震“暫撤至雁門關之線,集結兵力,先取守勢,待機進攻。”依照閻錫山的命令,商震放棄大同城郊及其外圍部分地區,扼守大同及雁門關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長城構築陣地,待機出擊。8月上旬,奉軍攻佔多倫;中旬,在奉直聯軍的緊逼下,國民軍從南口撤出。與此同時,晉軍轉守為攻,國民軍陷入被動,開始從晉北撤軍。8月24日,“晉省境內已無敵蹤”。商震乘勢指揮所部以三路追擊,先佔豐鎮、集寧,繼入平地泉,一直打到歸綏,從而把閻錫山的勢力擴展到綏遠地區。在此期間,國民軍敗軍之將韓復榘石友三、鄭澤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勸誘下投晉。9月3日,閻錫山電報商震為綏遠特區都統兼北方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 [3]  [12] 
商震
商震(2張)
與商震率部打到歸綏幾乎同時,馮玉祥從蘇聯考察回國。9月17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宣佈“與國民黨結合為一,實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以後,國民軍舊部紛紛重回馮玉祥大旗下,綏遠形勢變得嚴竣起來。為了不與國民軍再起衝突,商震向閻錫山轉達馮玉祥“望合作救國實行三民主義”的願望,並提議“避讓棄綏”。閻錫山權衡再三,聽取了商震的建議:“我方觀測大局,權衡利害,當讓奉方單獨解決。執事主張避讓棄綏,尤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變化頗有觀察之餘地。我方似不應取決絕主張,致失機宜。須本昨電意旨,先將第一期應撤之隊伍,速令開回;俟佈置妥當後,該都統候令將軍民兩政,交屬僚代拆代行,回晉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於是,除留一師兩旅駐綏外,其餘在綏部隊陸續撤回山西。在商震的默許下,韓復榘、石友三兩個師重返西北軍。 [3]  [12] 
民國十六年(1927年),山西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閻錫山的部隊改為第三集團軍,全面進攻奉軍,曾由商震代第三集團軍總司令。7月9日,商震任第一軍團軍團長,9月兼任第三集團軍左路軍總指揮。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在偏關附近擊潰奉軍鄭澤生部。4月,蔣、馮、閻、桂聯合北伐奉軍,商震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兼左路軍總指揮,率晉軍向黑石關出擊,先後佔領保定和北京、天津,並另派一部由晉北進佔察哈爾。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在6月26日任命商震為河北省政府主席。8月28日閻錫山委商震兼任河北省剿匪司令。10月19日商震被南京國民政府特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11月商震因北伐有功,兼任平津警備副司令,因當時閻錫山駐在太原,商震住在北平,因此商震兼代閻錫山的平津警備司令,並握有指揮平津警備部隊的全權。到民國十八年(1929年)3月,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3] 

商震自主奮鬥

商震早年走向社會,經過百般歷練,文韜武略不落人後。不得已而投靠閻錫山後,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馬後奔走效力,只為沒齒難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他本性來説,事事任別人控制又心有不甘,尋找機會謀求獨立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綏遠都統時,商震就作過這方面的嘗試。針對晉軍久不作戰養成的素質低劣、意識陳舊的惡習,為今後的發展計,商震短期內在歸綏創建綏遠軍事政治學校,自兼校長。學校一期招生200餘名。北伐完成後,他以為各派勢力都已統一在蔣介石的大旗下,服從中央是問題的關鍵。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開始表現出與閻錫山的離心傾向:先是把原綏遠軍事政治學校遷到北平黃寺,易名為河北軍事政治學校,高薪聘請學有專長者任教,擴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個教導師,培訓軍隊中的骨幹力量;還開辦了黨務訓練所和訓政學院,進行幹部準備。同時,他還通過張學良秘密購買了一批槍械,積極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自己成立一個師。但此事為閻錫山所悉,閻錫山命令時任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在津將這批槍械扣留。 [11]  [12] 
就在商震陶醉於擺脱閻錫山羈絆的美好前景之中時,閻錫山趁國內新軍閥間矛盾加劇之際,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10月把商震調回太原,改任有職無權的山西省政府主席,所要做的只有“蓋蓋圖章陪陪客”。 [3]  [12] 
民國十九年(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對蔣介石挑起中原大戰,商震不以為然,態度消極,未被起用,因而閻、馮失敗下野後,商震沒有受到南京方面的任何議處。 [3] 
民國二十年(1931年)1月31日,國民政府明令改組山西省政府,以商震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2月13日,晉軍縮編為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四個軍及孫楚的護路軍。4月張學良在北平組織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改編山西軍隊,任命商震兼任第四軍軍長。6月商震被選任為國民政府委員。 [3] 
中原大戰失敗後,閻錫山在出走大連前責成徐永昌、楊愛源以晉綏警備司令部正、副司令,負責山西善後,商震被晾在了一邊。山西軍隊整編,商震雖被任命為第三十二軍軍長,但卻日益處於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軍馮鵬翥高鴻文黃光華兩旅為商震舊部,軍隊整編未竣張學良未予發餉前,各部隊都以貶值晉鈔維持。商震則竭盡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財力,對該兩旅時以現金補助,各將領因此不平,王靖國孫楚等閻的嫡系將領更是表示極大的不滿,情緒非常對立。商震自知矛盾難以調和,索性使問題表面化,先是提經省府委員會議通過裁撤閻錫山親定的村政處,隨即一次性撤換了25個縣長。這樣一來,輿情大譁,終於演成了一次太原軍民的驅商大會,在文瀛湖畔,羣起聲討;軍界也同時醖釀驅商。商震不能見容於山西軍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12] 
1931年8月,商震(中)、張學良等討論討伐石友三的善後問題 1931年8月,商震(中)、張學良等討論討伐石友三的善後問題 [15]
同年7月,石友三舉兵進攻東北軍,張學良向南京告急。蔣介石一面派劉峙、顧祝同沿京漢線北上援張,一面電示商震出兵石家莊,截擊石友三後方。商震趁機秘集所部黃光華、高鴻文兩旅,星夜出娘子關截擊。石友三叛亂被討平後,商震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帶防地,所部三十二軍擴充為三個師,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師。以後又將駐邯鄲的八十四師高桂滋部及駐大名的騎兵第四師郭希鵬部撥歸三十二軍建制。商震以晉省情形複雜、派系各異為由,遂向張學良電辭晉省主席職,並保薦徐永昌繼任山西省主席。8月6日,國民政府準免商震山西省主席等職。早有延攬之意的蔣介石在商震脱離晉系後,仍讓其領有第三十二軍軍長一職,並迅速將所部擴編為三個師,兩萬餘人 [2]  。9月12日,國民政府給予商震一等寶鼎勳章以示嘉勉。 [3]  [11]  [12] 

商震抗戰軍興

主詞條:長城抗戰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被日軍侵佔。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8月,蔣介石委任張學良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商震為北平軍分會委員。同年10月,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 [3] 
商震手跡
商震手跡(2張)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2月熱河失守,長城各口告急。第三十二軍被編入華北第二軍團,張學良任商震為第二軍團司令,指揮五十七軍何柱國部、六十七軍楊正治部和三十二軍等,防守長城冷口至秦皇島一帶,率所部與日軍激戰,多次爭奪各防守口。3月4日,日軍第十四混成旅團第二十八聯隊一部竄入冷口,到達姚家莊附近,並佔建昌營。商震即令第三十二軍第一三九師附騎兵一部由灤河西岸經松樹營、爪村兼程前進,驅逐建昌營及冷口之敵,同時令第五十七軍派騎兵一部於撫寧、盧龍、台頭營等處遙為呼應。3月21日,敵機10餘架猛轟建昌營及冷口各陣地,繼續發起進攻,戰鬥一直持續至23日夜,守軍傷亡頗重。24日,商震見情勢緊迫,午後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兩師長及炮兵指揮官親赴第一線,激勵前線士兵。愛國官兵士氣大振,與敵展開血戰,終迫日軍退據肖家營子及以北地區。4月3日,敵機大肆轟炸冷口後方遷安縣城一帶,並連續派小股部隊偵察白羊峪、擦巖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斷,日軍有進擾左翼陣地企圖,乃急令第一四一師派有力部隊扼守此地,以防不測。4月9日晨,日軍分兵三路,發起全面進攻,次日突破櫻桃園、白梨山鞍部陣地,界嶺口方面也請求增援。商震一面電請北平軍分會調豐潤之第四十軍向太平寨方面急進,一面令第八十四師率部增援冷口,並令駐古冶之第一四三師1團向建昌營推進。至入暮時分,馬道溝、燕窩口等地相繼失守。商震以燕窩日關係全線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師於10日晚分兵三路向日軍反攻。各部都受到日軍火力所阻,傷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日軍沿長城向東席捲而來,而中方增援部隊遠未到達,商震遂命守軍撤至冷口以南預備陣地。撤退中,遭日軍飛機轟炸,遂成潰軍。商震只好改令部隊撤至灤河右岸既設陣地。冷口爭奪戰遂告結束。由於冷口商震部隊的撤退,其側翼的界嶺口喜峯口陣地也被迫棄守,山海關以西各口相繼被日軍控制。冷口爭奪戰中,三十二軍官兵英勇戰鬥,使日軍不得不承認:“激戰3日,為討伐熱河以來最激烈之戰事也。” [16] 
5月31日,中日《塘沽協定》簽訂,商震率部退駐北平南苑 [3]  此時軍部駐城內帥府園,商震生活卻很悠閒,多所交際,並聘有一美國使館人員在家教授英文。他與德商禮和洋行經理來往密切,暗中購買武器,並僱用一白俄名聶保者,在三十二軍騎兵團組織一馬球隊,在平津上海等地與外國人比賽。同時,他與教育界亦有接觸,聘體育家董守義為體育顧問,在軍內開展體育活動,又並派運動員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商震喜歡任用知識分子,軍官多數都是各軍校出身者,行伍出身者很少。平日好穿西服,講究整潔禮貌。他還提倡部下學英文,對左右青年軍官説:“我39歲開始學英文,現在能説能寫,你們20多歲,難道就不能學習了嗎?” [11] 
同年4月,馮玉祥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英勇抗日,但在南京政府蔣介石的壓迫下於同年8月被迫收束軍事,方振武吉鴻昌等少數部隊向冀東一帶挺進,意欲在長城內外開展游擊戰爭。但在國民黨軍及日軍的圍擊和飛機轟炸下,傷亡慘重。方振武、吉鴻昌被迫到順義第三十二軍商震部洽商解決辦法,結果商定該部由商震收編。商震密令部下在押解方振武、吉鴻昌赴天津途中設法使二人逃脱,並使抗日同盟軍餘部千餘人在商震部暫時棲身避難。 [3]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蔣介石調商震率部隊開赴甘肅,許任其為甘肅省主席兼蘭州綏靖主任,其目的意在使商牽制控制陝西並割據隴東的楊虎城。商震認為甘肅局勢複雜,矛盾重重,採用拖延觀望之計,先派人赴蘭州瞭解沿途情況,向蔣介石報告困難。當時華北情況日漸危急,故他得以倖免西調。同年夏,蔣介石在廬山舉辦中央訓練團,輪訓全國中、高級軍官。蔣介石自任團長,陳誠任副團長,商震任團副。 [11]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4月3日,國民政府授予商震為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軍銜。6月,何應欽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根據日本人的要求撤換了河北省主席于學忠,25日任命商震為河北省主席。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遷至保定。6月4日國民政府任命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6月18日又任命商震代天津市長。天津警備司令部的牌子剛掛出,就遭到日本人的抗議,6月22日遂改為津沽保安司令部才算了事。8月19日商震被任為河北省保安司令。11月當選為第五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這時,日本軍人曾幾次拉商震合作,一些大漢奸也向商震遊説,均被他拒絕。加之在行事上多受日本方面牽制,商震倍感屈辱,曾對左右説:“早年李鴻章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辦洋務很棘手,人罵他漢奸賣國。今天的情況比那時候更難辦,於孝候(于學忠)幹不了,我也幹不了。” [11]  12月8日,商震分電行政院、軍委會請辭三十二軍軍長、冀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本兼各職。12日,國民政府令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河南省府委員兼主席。 [3]  期間還兼任豫北綏靖分區司令。 [7]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月商震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所部三十二軍仍駐冀南豫北一帶。2月17日,長征到陝西的二萬紅軍東征抗日,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蔣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軍入晉“剿共”,商震藉口與閻錫山不能合作婉拒。蔣介石乃改派陳誠為總指揮,並調三十二軍兩個師(一四一師、一四二師)入晉歸陳誠指揮“剿共”,商震難以拒絕。在兩師出發前,商震在石家莊召集團以上軍官講話,要大家保存實力。故入晉後,並未與紅軍有大接觸,雖避免作戰,竟有二三百人攜械投入紅軍。紅軍西撤後,商震的部隊又回到冀南、豫北一帶。 [3]  [11]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整編東北軍時,商震任豫、皖、蘇三省軍事整編委員會委員。7月,“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於10月2日就任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仍兼三十二軍軍長,接替劉峙擔負平漢線北段抵抗日軍的戰鬥。商震部曾參加正定保衞戰,因力不能支,節節敗退,傷亡團、營長數人,只得撤退到黃河南岸沿河佈防。 [3]  [11]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第二十集團軍調歸第九戰區指揮,下轄第三十二、十八、二十九和七十四軍,參加了武漢會戰。當時,蔣介石為阻止日本奪取武漢的意圖,批准了第一戰區長官部的建議,決定在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商震負責指揮決堤的任務。6月9日,黃水咆哮而出,使豫、皖相接地帶盡成澤國,數十萬人葬身濁流。同年底,因黃河防線全面崩潰,開封亦失守,商震奉命率三十二軍調長沙。因遭蔣介石猜忌,被免去三十二軍軍長兼職,雖擔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一線沿洞庭湖防務,實權卻被副司令霍揆彰掌握。 [3]  [7]  [11]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1日,商震升為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輔佐薛嶽,仍兼二十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五十四、五十三、三十七軍和第二軍,曾參加第一、二次長沙會戰。10月,調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 [3]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2月,接替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駐在衡陽,仍兼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五十三軍和第八十七軍,擔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線的防務。 [3]  [7] 
商震注意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文化修養,曾在台兒莊會戰後於朱仙鎮招收了一大批流亡學生,成立了“二十集團軍軍政訓練班”;在長沙時,還邀請文人專家,如範長江劉良模等和外國武官給軍士們做報告。 [13] 
不久,跟隨商震多年的中將周思誠,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聽説後説:“人各有志,走就走吧。”後周思誠加入中國共產黨。 [11]  周恩來在重慶時,曾通過商震舊部王興綱向商震要求代為尋覓革命先烈共產黨員孫炳文與老革命家任鋭所生的兒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務監視,但他得知是周恩來委託之事時,仍然冒着危險轉託宋肯堂,輾轉找到了任名世,並使之安抵延安。王興綱到重慶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仍以商震為依託。後又為了王興綱的安全,派人護送他離開重慶。

商震外交幹才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5月,第六戰區撤銷。6月,商震被調往重慶,調任重慶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局長,從此結束了30餘年的戎馬生涯。 [3] 
民國三十年(1941年)1月,中英軍事同盟成立,中國組織緬、印、馬軍事代表團,以商震為團長,赴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和印度進行軍事考察,為以後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張本。10月,商震又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 [3]  [11]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商震以高級隨員資格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並參加了三方軍事幕僚長聯席會議。 [3]  [7] 
1945年,商震(後)陪同徐永昌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5年,商震(後)陪同徐永昌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 [17]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3月17日,蔣介石派商震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5月31日,商震謁見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並介紹中國軍事形勢,曾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9月初,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一説5月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 [7]  ),17日即改任國民政府參軍長。 [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月,商震兼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10月,回國任蔣介石的副官長。 [3]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5月,商震改任盟國共同管理日本委員會中國方面代表及大使級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並於10日抵達東京。 [3] 

商震葉落歸根

1949年5月,商震因不滿蔣介石的統治,看到蔣介石政府大勢已去,遂辭去駐日代表團團長職務退休,留居日本。後在日本經商。蔣介石曾多次拉他去台灣,他都拒絕了。 [3]  [7] 
1972年,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一些留日中國人紛紛加入日本國籍,但商震表示“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人”,決不改變國籍。 [3] 
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兩次回國觀光,多次受到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的親切接見和宴請,這使商震深受感動。他曾要求回國定居,並得到葉劍英的批准,後因國內變故而被拖延。直到在病重期間,商震還念念不忘祖國,心向北京,希望病好以後再次回國。 [3]  [6] 
鄧小平在商震追悼會上向商震遺孀安田作子表示沉痛哀悼 鄧小平在商震追悼會上向商震遺孀安田作子表示沉痛哀悼 [6]
1978年,商震在突然發病後昏迷,於5月15日在東京逝世,享年90歲。6月17日下午,旅日華僑及商震生前友好300餘人在東京為商震舉行了追悼會。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思德及中日友協理事王雲等人從國內專程趕來參加。葉劍英和廖承志還拍來了唁電。華僑總會會長甘文芳致悼詞,盛讚商震晚年嚮往祖國統一大業的表現。時任駐日大使符浩在追悼會上致詞時,對商震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民族大義、關心台灣迴歸祖國懷抱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原國民黨駐日代表首席顧問徐逸樵在致詞時,認為商震晚年的政治道路,足資台灣那些臨歧彷徨者效法。 [6] 
遵照商震生前的願望,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及親屬提出歸葬祖國的請求,中共中央迅即批准將商震骨灰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6月30日,商震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實現了商震葉落歸根的遺願。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烏蘭夫鄧穎超廖承志周建人許德珩等分別送了花圈和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鄧小平、烏蘭夫接見了安田作子及商震的子女等。追悼會由烏蘭夫主持,全國人大常委劉斐致悼詞。 [3]  [6] 

商震主要影響

商震軍事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春,長城抗戰爆發,商震率領第二軍團浴血抗日。任河南省主席期間,為喚起廣大民眾的愛國抗日精神,商震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8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相傳為岳飛的生日)主持隆重的祭嶽活動,以岳飛抗擊金軍的精神,激勵民眾樹立民族正氣,抗擊日寇。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商震調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奔赴河南、河北一帶抗日。期間,其指揮部雖屢遭日軍飛機轟炸,但商震仍堅守崗位,指揮若定。 [4] 

商震外交

自民國三十年(1941年)起,商震開始從事外交戰線的工作,一方面是由於他擅長英語,能和外國人直接對話;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擅長交際,有外交天賦。商震的這些優點使其在兼任軍委會外事局長後,與英、美軍事人員接洽順利,頗受好評。 [4] 
考察緬印馬戰區
民國三十年(1941年)初,當日軍危及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之時,中英兩國就共同保衞緬甸進行了具體討論。為制定出正確的作戰方案,中國派出了以商震為團長的“緬印馬軍事考察團”。考察團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出發,先赴緬甸,在考察了緬甸的地形、交通、氣候、軍事設施、民情等情況並進行研究後,商震等人認為,日軍一旦與英國開戰,將首先在緬甸境內擊潰英軍,腰斬滇緬公路,而不會先在中國境內切斷滇緬公路。因此,中國軍隊應儘早以三至五個軍的兵力開赴緬甸,配合駐緬英軍佈防。這些判斷和建議集中體現在考察團提出的中英緬共同防禦計劃中。這份計劃書得到軍委會認可後,立即轉送駐緬英軍。隨後,商震又率團赴印度、馬來西亞進行三個月的考察。回國後,考察團編寫了長達30萬字的《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這份報告書連同前述計劃,無論對形勢的分析、敵情的判斷,還是應對的作戰部署,都是基本正確的。 [4] 
然而遺憾的是,在報告書送交英方後的半年多時間裏,英方沒有做出積極迴應,一是因為自認力量雄厚,認為日軍不敢輕易向他們挑釁,盲目相信即便日軍要切斷滇緬公路,也不會選擇在緬甸境內;二是英國擔心進入緬甸的中國軍隊人數超過英軍,將會形成喧賓奪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國立即派兵去緬甸佈防。英國的傲慢和無知最終使商震考察團的計劃及報告完全成了一紙空文,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4] 
開羅會議高參
1945年前後的商震 1945年前後的商震 [8]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的首腦會議,是戰時中國元首參加的最高級別的盟國會議。商震作為首席軍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空軍司令周至柔、國民黨中宣部長董顯光等陪同宋美齡、先蔣介石一天飛赴開羅。商震能以蔣介石首席隨員身份參加如此高級別的盟國首腦會議,充分説明蔣介石夫婦對他的信任和器重。 [4] 
在出席開羅會議前,商震已奉蔣介石命令,與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沃倫·史迪威一起,精心擬定了要求美國裝備訓練中國軍隊和要求英國協同配合反攻緬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第一次會議,作為中方高級將領,商震同美方高級將領喬治·馬歇爾、史迪威和克萊爾·李·陳納德,英方高級將領路易斯·蒙巴頓等一起就反攻緬甸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從開羅回國後,商震又根據開羅會議的決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緬甸的具體作戰計劃。 [4] 
參與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顧維鈞魏道明一同出席了同盟國籌備設立聯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儘管由於蘇聯的反對,中國未能參加美、英、蘇第一階段會談,而只參加了美、英、中第二階段會談,但商震等人還是堅持在會議的第一階段提交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文件,在會議的閒暇之時,也與美、英兩國代表保持聯繫,並就會議要旨進行了積極溝通。在會議的第二階段,中國代表團提出了七點補充建議,其中三點被提交給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最終全部被吸收到《聯合國憲章》中。英、美代表對包括商震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的出色表現給予高度評價:“中國代表團成員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貢獻。” [4] 
駐美軍事代表團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3月,為促進中美諒解與合作,爭取美國擴大對華軍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軍事關係,蔣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當時的《中央日報》報道稱,商震任團長的消息公佈後,美國各界都表示滿意,認為這是中、美、英加強軍事合作之舉。還稱讚商震主持軍委會外事局多年,經驗豐富,必能勝任新職。 [4] 
同年5月17日,商震一行抵達華盛頓,與美國政要就加強對華軍事援助進行了交涉。30日,蔣介石致電商震指出,日軍已開始向粵漢路進攻,請其轉告馬歇爾,加強第十四航空隊的實力。31日,商震代表蔣介石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表示,為挽救豫湘桂戰場危局,希望美國能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這一請求遭到美方拒絕。 [4]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商震又與美國軍方要員威廉·丹尼爾·李海會晤,就蘇聯對日作戰及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等問題進行晤談,並就雅爾塔會議是否有秘密協議之事進行探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蘇聯對日作戰一事已有規定,而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一事仍需時日,至於“雅爾塔協定”之事則未作表示。 [4] 
儘管在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問題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時不盡如人意,但在擔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期間,商震充分顯示了其精力過人、處事勤勉的優點,他為爭取中國戰場急需的物資裝備奔走不息的敬業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哈里·S·杜魯門總統曾在白宮宴請商震等人。 [4] 
力主廢除天皇制
就任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的商震 就任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的商震
抗戰勝利後,中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去日本受降。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下半年,首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因在東京私生活失檢而被撤職調回國內,商震奉派繼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對在二戰中犯有彌天罪行的日本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 [4] 
在東京審判之前,商震提出了引渡日本侵略中國的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第59軍司令官谷壽夫、731部隊長石井四郎、首任侵華日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第二任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的要求。同時要求立即逮捕並引渡第三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逮捕並引渡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岡部直三郎、駐華北日軍總司令多田駿、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等。但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長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卻提出了由美國單獨審判的提議,對此,商震和梅汝璈堅決反對。他們聯合蘇、英、法等國代表團撰寫致同盟國戰爭犯罪調查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的報告,其中反對美國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的霸權主義的提法出自商震之口,受到一致稱讚。商震則謙虛地説,“霸權主義”不是他的創造,“霸權”二字最早出現在希臘歷史書中,原指大城邦對一些小城邦的控制。他覺得用它反對強國欺侮、壓迫和支配小國、弱國,妄圖在世界上稱霸很合適,再加上“主義”二字,有把它當做系統理論和主張看待的意思,不知是否合適。商震的做法得到多國代表團成員的大力支持,美國單獨進行審判的做法受到世界各國輿論的強烈譴責。迫於各國輿論的壓力,美國只得放棄了單獨審判的主張。 [17] 
在引渡戰犯山田乙三的四國的要求上,商震提供的山田乙三罪行證據最為確鑿。據此,商震根據麥克阿瑟關於受害最重的國家優先引渡的原則,説明中國對山田乙三享有無可爭辯的引渡理由。麥克阿瑟主張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四國軍事法庭,由中國法官擔任首席檢察官,但商震表示拒絕。麥克阿瑟又説,山田乙三由哪一個國家引渡,都是為了伸張正義,維護和平,剷除日本軍國主義,如果實在不好分配,就改用最原始的抽籤方式。而英國代表團團長巴特斯克則認為,按理應中國引渡山田乙三,再一個辦法是把山田乙三改為甲級戰犯,由東京法庭審判。對此,麥克阿瑟又提出:東京法庭的甲級戰犯已達46人,大大超過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30名甲級戰犯的前例。經過一番爭論,最後商震等人同意抽籤決定。麥克阿瑟命人做好紙條後,請商震先抽。結果商震一下抽中了山田乙三。這讓麥克阿瑟也無可奈何,只得召集除蘇聯之外的10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會議,宣佈第一批引渡名單(共185人),其中中國、美國各20人。這時,商震得到梅汝璈的消息説,美國第一批引渡的乙丙級日本戰犯,已從20人增加到45人。商震急忙與蘇、英等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量對策,決定請他們去找麥克阿瑟要求增加引渡名額。麥克阿瑟只得答應中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各增加引渡12名,印度、加拿大各增加5名,荷蘭增加兩名;並説,對其餘的在押戰犯,經預審之後,凡是能夠確定為乙丙級戰犯的,一律引渡到各國受審。 [17] 
一次,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東京的巢鴨監獄提審日本侵略台灣的第66師團長中島吉三郎、獨立混成旅團長村田定雄時,監獄長阿尼斯卻説監獄從來沒有這兩個戰犯。向哲浚指出這兩個戰犯分別在台北、高雄各屠殺中國人5000餘人,阿尼斯才説二人已越獄逃跑。經向哲浚再三追問,阿尼斯才承認是奉上級命令釋放的。向哲浚馬上回到駐地向商震和梅汝璈做了詳細彙報,商震覺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去找蘇聯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迪利比揚格溝通情況,才發現這不是個別現象。英國、法國、新西蘭、加拿大、荷蘭、印度等國要求引渡的日本戰犯中,都發現有幾名甚至十幾名被“擅自釋放”。於是,商震和10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共同去找檢察長基南質問,基南承認他頭腦發熱自作主張釋放了1985名在押日本戰犯。蘇聯法官格倫斯基指出美國擅自釋放日本戰犯是出於冷戰政策的需要,強烈要求重新逮捕這些戰犯。但基南卻説這些被釋放的罪犯已經移居國外,重新逮捕已無可能。商震和梅汝璈對美國提出抗議,同時指出:對這些逃亡戰犯,可以由盟軍最高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出面引渡。 [17] 
還有一次,麥克阿瑟在檢察長基南、廳長韋勃、11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和法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竟提出“無罪釋放西尾壽造和多田駿”的意見。商震首先提出反對説:“中國代表團堅決反對無罪釋放西尾壽造和多田駿!他們在中國屠殺了幾十萬人,以一封表示悔過的信,就給他們免罪,國際法庭的建立豈不是成了多此一舉!雖然他們在信裏説了一些表示深深懺悔的話,但決不能輕易饒恕他們。西方古代有個童話故事,説的是兇惡的鱷魚吞食人畜時,一邊吃一邊掉眼淚。即使西尾和多田為自己的罪惡痛哭過,那也是鱷魚的眼淚,是惡狼的眼淚!”蘇聯等多國團長贊同商震的意見。但麥克阿瑟仍堅持他的主張,商震氣憤地説:“既然你一個人説了算,又何必召開今天的討論會!如果不追究這兩個犯人的殺人罪行,我將向同盟國戰爭犯罪調查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反映!”商震堅持原則的做法引起各國駐日官員的高度讚揚。 [17] 
此外,在審判前圍繞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舉行的軍事代表團辯論會上,商震代表中國在辯論中以大量的事實和證據指出,不論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及以後對中國長達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決策者,作為日本惟一的最高統治者和軍隊的惟一最高統帥,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戰爭的罪惡之源。中國堅決主張廢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商震的慷慨陳詞,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的心聲。儘管由於種種原因,天皇制未被廢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戰爭責任,但商震代表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辯論不容忘卻。 [4] 

商震歷史評價

在商震骨灰安放儀式悼詞中,全國人大常委劉斐致辭道:“商震先生,浙江紹興人,參加過辛亥革命,以後又參加了抗日戰爭,他同情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商震先生是國民黨元老之一,長期受蔣介石集團的排擠,抗戰勝利後,他由於不滿蔣介石賣國內戰政策和反動統治,辭去了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團團長職務,留居日本。在此期間,蔣方多次拉他去台灣,他都拒絕了。特別是最近幾年來,他更加嚮往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並先後兩次回國參觀訪問。在參觀訪問期間,他受到了敬愛的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的接見,受到了敬愛的葉劍英副主席的接見和宴請,他深受感動,對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歡欣鼓舞,對祖國的繁榮昌盛和國際地位提高深感自豪。他熱烈稱頌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現在商老先生的親屬將他的骨灰送回國內安葬,終於實現了他葉落歸根的遺願。商震先生生前,一直懷念在台灣省的故舊,關心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盼望並努力爭取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因而受到祖國人民的歡迎和海外廣大僑胞的尊敬。” [6] 
王興綱:“商很有才幹,又無舊軍人之惡習嗜好,兢兢業業,自強不息,故屢著戰功。” [11] 
靳榮萼:“商震其人,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平時事無鉅細,必親自過問,一切文稿必須經他批閲。雖然官氣十足、但也平易近人。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有此共感。” [13] 
賈逸君:“商賦性慷爽,持躬極嚴。平居儉樸,治事甚勤,頗具自強不息之精神,其在河北、綏遠、山西主政期內,勤政愛民,民到於今稱之。” [9] 

商震軼事典故

心懷祖國
商震留日後,先是客居鎌倉,後移居東京。自辭去職務,他就自稱自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不過問政治了”,脱離政治軍事鬥爭的激渦。當時商震年逾花甲,卻勤於追求學問,以彌補軍旅生涯所耽誤的時光。他的英文水平本就不錯,仍請老師來講授,以進一步深造;為學習歷史,他分別請了幾位老師講授世界史、中國史、國際關係史,甚至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運史;《毛澤東選集》出版後,他還特地託人買來進行研讀。學習之餘,他常與同是寓居東京、北伐時期就相識的老友馬晉三縱論天下大事,分析研究近百年來世界風雲變化、國民黨政權之得失等。他最喜追懷辛亥革命時期先烈們的善言遺事和北伐時期的往事,談到傷心處,“時而含淚苦笑,時而狂笑而泣”。 [8] 
在客居他鄉的時日裏,商震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得到了深深的慰藉。他喜愛中國的古典詩詞,尤其喜愛唐詩宋詞。商震生平喜馬,請來名師教他畫馬,他畫的國畫中國馬頗見功底,曾參加展出,被人以重金買下收藏。此外,他雖與日籍夫人一起生活,卻一直保持着中國人北方人的傳統習慣。 [8] 
商震在日本期間,台灣當局常派人軟硬兼施,迫其到台灣居住,但均被商震所拒絕,由此他被台灣當局視為“不忠貞分子”,常派特務以謁見為由,調查監視他的行動。在此情況下,商震始終關注祖國的發展和變化。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緊接着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了邦交,中美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商震倍感振奮之餘,他表示要將他在東京的部分房產捐贈給祖國,以做駐日使館之用。信息傳到國內,周恩來總理託人傳話給商震,歡迎他回國,告訴他原在北京的房子仍保留着,可供回國居住。但當時商震心中尚存疑慮,遂表示靜觀一段時間再説。 [8] 
第一次回大陸觀光
晚年回國觀光的商震
晚年回國觀光的商震(3張)
1973年,北京召開了紀念台灣二·二八起義座談會,許多在大陸的原國民黨將領應邀參加,發表談話,敦促台灣當局要儘早覺悟,儘快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海峽兩岸一定要統一。商震看到有關報道,十分激動,渴望回到祖國。1974年,經幾番波折,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向商震正式發出了回國觀光的邀請。9月19日,商震攜安田作子乘機飛回祖國。在這次出發前,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給予了大力協助。廖承志、羅青長董其武等人以及在國外定居經商的商震的次子商鼎霖、孫女商蕙璇均前往北京首都機場迎接商震夫婦。20日,廖承志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了商震,商震舊友傅作義的夫人劉芸生也參加了宴會。商震與劉芸生親切交談,十分惋惜地説:“可惜我來遲了,如果早一點回來就可以見到博將軍,好好敍一敍。” [8] 
商震這次回國觀光近一個月的附間,曾在北京、天津、山西、河南、江蘇、上海等地參觀。祖國的一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住地讚歎道:“好極了,變化太大了!” [8] 
最使商震激動和幸福的是,中國政府給了他極高的禮遇。9月30日晚,他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25週年國慶招待會,與夫人被安排在主賓席上。在這裏,他與周恩來舉杯祝賀,握手言歡。10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又接見了商震及其夫人,詳細詢問了商震及其全家的生活。晤談中,葉劍英請商震先生寄語海外遊子,歡迎他們隨時回國觀光,保證來去自由。商震深受感動,當場吟誦曹操短歌行》中的詩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以讚揚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致力和平統一中國的誠意。 [8] 
在北京期間,商震還見到了劉斐鄭洞國侯鏡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還見到了謝冰心吳文藻王葆真等許多老友。 [8] 
10月22日,商震在南京晉謁了中山陵,見到了張治中的胞弟、原國民黨第八十五軍副軍長、時任中山陵管理委員會委員張文心。由張文心陪同,他拾級而上來到碑亭,而後又不顧高齡登上300多級石階,步入孫中山靈堂。商震感嘆中山陵受到了精心保護。謁陵之後,他與張文心傾心交談,有感於新中國較之舊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張文心説:“毛主席重新整治了國家,安排了山河,這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幸福,是我們國家之幸,民族之幸!”臨別之際商震表示:“我實在是非常之滿意,進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8] 
10月23日,商震飛返日本。 [8] 
第二次回大陸觀光
商震回日後,向友人講述自己在國內的親見親聞,給在美國、台灣的老熟人寫信,勸他們不要聽信反共宜傳,親自回到祖國去看一看,如在美國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漢魂便受到商震影響,考慮回國觀光事宜。商震還對馬晉三説:“過去對國內情況心中無數,猶豫不決,遲遲才去,真是糊塗。”馬晉三也高興地説:“你已摘掉了軍閥官僚的帽子,從現在起毫無顧慮地走上了正道。” [8] 
商震先生的國內之行,引起了台灣當局的不滿,一些報紙對他進行了謾罵攻擊,在日本的台灣特務也將電話打到他家裏進行恐嚇,但商震對此不屑一顧。 [8] 
1975年國慶節前,商震又一次回國。這次觀光,他受到了更高的禮遇,應邀參加了第三屆全運會的閉幕式及國慶招待會。因周恩來總理病重,招待會是由鄧小平副總理主持的,葉劍英、朱德等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10月25日、26日葉劍英、朱德分別接見了他,朱德委員長還設宴招待了他,這兩位辛亥革命時期的老人晤談十分融洽。 [8]  安田作子盛讚中共領導人平易近人的作風世代罕見,還對商震説:“祖國對你這麼好,你要好好想想,你做了多少對得起人民的事?”商震也表示:“我兩次回來,都受到這樣高的禮遇,內心實為慚愧,使我坐卧不安。往事的確不堪回首。台灣與大陸不能統一,將是終生的遺憾!” [6] 
此後,商震又訪問了長沙、桂林、廣州、杭州、上海、蘇州等地,見到了原國民黨新疆警備司令、後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陶峙嶽和原東北軍軍長何柱國兩位多年未見的老友。這次回國,商震參觀訪問的地方更多,也會見了更多的朋友。在北京期間,除了見到上次來訪時會見過的老友外,他還見到了原來的老部下、解放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陳鋭霆等。10月2日,其老部下陳鋭霆、趙卓雲、劉陽、常紫亮等人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商震,大家歡聚一堂,述舊道今,極為歡治。這些人當年都是商震三十二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均在各自的崗位上擔任重要職務。 [6] 
離開北京後,商震追尋着自己青年時期的足跡,來到東北,又回到故鄉河北保定等地。此外,商震還與安田作子還在韶山參觀了毛澤東主席的故居,併合影留念。在離開保定前,商震對接待人員講:“我終於回到保定,蒙盛情招待,永志難忘。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不會忘記家鄉,我要為統一祖國大業貢獻力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生存一天,努力一天。明年我還要到保定來。” [6] 
11月25日,商震回到日本。 [6] 
魂歸故里
商震去世後,遵照他生前的願望,中共中央批准將其骨灰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6月30日,商震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實現了商震葉落歸根的遺願。 [3]  安田作子遵其生前囑咐,將商震收藏的字畫書籍500餘件分別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圖書館。 [6] 

商震人際關係

關係
姓名
簡介
祖父
商連元
為紹興師爺,作幕保定。
父親
商百合
——
姐姐
商鳳
——
妻子
安田作子
日本人。
兒子
商鼎新
畢業於黃埔軍校
女兒
商鼎英
——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0]  [11]  [13] 

商震後世紀念

商震去世後,其骨灰被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3] 
參考資料
  • 1.    王宗華.中國現代史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06-01:631
  • 2.    雒春普 著.《三晉有材:閻錫山幕府》: 嶽麓書社,2001年09月:第8章第4節
  •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 總主編(“商震”條目編者為張小曼).民國人物傳 第五卷:中華書局,2011:2967-2972
  • 4.    關培鳳.商震:從陸軍上將到高級外交官[J].世界知識,2011(15):62-63.
  • 5.    商震  .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引用日期2023-09-11]
  • 6.    藍葉.商震將軍晚年的故國情(二)[J].黨史博採,1995:20-21.
  • 7.    胡必林,方灝 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解放軍出版社,2006-01-01:106-107
  • 8.    藍葉.商震將軍晚年的故國情(一)[J].黨史博採,1995:24-27.
  • 9.    賈逸君 編著.民國名人傳 上: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2-01:293
  • 1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大城縣委員會 編.大城文史資料 第1輯(所引內容參考自顧恆敬《商震祖籍初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大城縣委員會,1987-10:115-120
  • 11.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河北文史集粹 軍事卷(所引內容取自王興綱《我所知道的商震將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08:301-310
  • 12.    雒春普 著.三晉有材 閻錫山幕府:嶽麓書社,2001-09:270-278
  • 1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霸州市文史資料 第1輯(所引內容參考靳榮萼《商震先生生活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10:60-65
  • 14.    雒春普 著.閻錫山和他的幕僚們:團結出版社,2013-01:222-223
  • 15.    趙政民 主編.山西近現代史寫真: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05:239
  • 16.    商震率部與日軍激戰冷口關  .人民政協網[引用日期2023-09-15]
  • 17.    商震在東京審判中交鋒麥克阿瑟  .人民政協網[引用日期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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