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

商業源於原始社會以物易物的交換行為，它的本質是交換，而且是基於人們對價值的認識的等價交換。

中國古代商業產生於先商時期，初步發展於秦漢時期，到了隋唐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人很早就學會經商，夏代的商國人就開始了經商行為，商國第七任君主王亥為中國商業始祖。 ^[1] 

商朝人使用的貨幣是貝類，有海貝、骨貝、石貝、玉貝和銅貝。銅貝的出現，説明商代已經有了金屬鑄造的貨幣。到了西周，商業成了不可缺少的社會經濟部門。當時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業由國家壟斷。在商業交換中，主要的貨幣仍然是貝，但銅也被用作交換手段。銅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商品，同時也擔負着貨幣的職能，後來就發展為鑄造銅幣。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現許多商品市場和大商人。春秋時期著名大商人有隱居宋國的范蠡、鄭國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貢；戰國時期著名商人有魏國的白圭、呂不韋。戰國時期各國鑄造流通的銅幣種類增多，形狀各異，有的模仿農具，有的模仿各種工具，也有的模仿貝的形狀。貨幣的數量大，種類多，反映了商業較過去發達。商品交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改變戰國時期貨幣種類繁多，度（長短）量（容積）衡（輕重）不一的現狀，決定統一貨幣，把原來秦國流通的圓形方孔錢作為全國流通的標準貨幣，這就是通稱的“秦半兩”。他還統一度量衡，修建馳道，這些措施都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特別是統一貨幣對後世影響深遠。以後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鑄幣權，錢的形制也保持着類似“秦半兩”的圓形方孔模式。兩漢時期，伴隨着統一局面的形成、鞏固和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兩漢政府實行“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政策，商業出現了初步的發展。當時的都城長安和洛陽，以及睢陽、宛（南陽）、成都等大城市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中心。每個城市都設有專供貿易的“市”，長安城東、西有市，後來發展為九個市，當時官府對城市的商業活動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市區與住宅區嚴格分開，周邊有圍牆。市內設有出售商品的店鋪、官府設有專職官員市令或市長進行管理，按時開市、閉市，閉市後不許再有經營活動。市內的物價也由官員統一管理。

與以往不同的是，兩漢又開通了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張騫通西域之後，陸上絲綢之路開通，路線是從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或陽關、再經過今天的新疆進入中亞和西亞。漢武帝之後，還開闢了與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通，有利於中外貿易的發展。

隋唐時期商業發達的城市，除黃河流域的長安、洛陽外，隋唐大運河沿岸的宋州、揚州都是當時的商業大都市；東南沿海的越州、洪州也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唐代長安城有坊、市；市有兩個，東市和西市。市與坊用圍牆隔開，白天定時開市、閉市。東市和西市各佔兩坊之地，各有220行。東市肆邸千餘，貨物山積，商賈雲集。唐朝政府允許外商在境內自由貿易，胡商遍佈各大都會。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風”、“胡俗”流行。長安城的人口不下百萬，這樣龐大的人口對商品的需求，造成長安城商繁榮。農村集市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水陸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斷增多，有些還發展成重要的市鎮。

隋唐時期對外貿易不斷髮展。唐朝前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出現商旅不絕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亂後，對外商業交通的重點，由西北陸路轉移到東南海道。越州是東南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外國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這裏設有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就是建立在從唐代後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時間基礎上的。兩宋時期的商業繁榮是全方位的，不僅商品的種類繁多，而且國內貿易、邊境貿易和對外貿易都很繁華。商業的繁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促進了商業的繼續繁榮。（1）兩宋時期商業繁榮原因

兩宋商業空前繁榮。首先，北宋建立以後，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經濟得以正常發展，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政府逐漸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從唐代後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逐漸被打破，到宋代，店鋪已可隨處開設，買賣時間也一改日中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經營。第三，宋代市場上雖然仍然使用金屬貨幣，但在北宋時，四川益州富商開始發行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後來，官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印製和發行交子。南宋時，紙幣使用的地區廣、發行量也大大增加。紙幣的發行使用便利了商業活動的進行，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第四，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2）兩宋商業繁榮表現

兩宋時期商業繁榮首先表現為城市商業的繁榮。繁榮的大都會首推宋朝的首都開封和南宋的行在臨安。開封自五代開始日益繁華興盛，到北宋時已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商業也空前繁榮。城內既有繁華的商業街區，又有專業交易場所。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地反映了開封城內商業的繁華景象。南宋定行在臨安，全盛時期臨安的人口也達百萬，取代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內店鋪林立，貿易興隆，早市、夜市晝夜相連，酒樓、茶館、瓦子等錯落有致。商品種類增多，各種類型的集市出現。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轉向市場，成為重要的商品。如蘇湖地區農民剩餘的糧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變成了商品。北宋時商品種類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裝，還注意為自己的商品作廣告。南宋時流行的諺語“蘇湖熟，天下足”説明蘇湖地區農民剩餘糧食成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還出現了定期和不定期、專業性和節令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來越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

兩宋時期，邊境貿易繁榮。北宋與遼、西夏對峙，南宋與金對峙。兩宋在與遼、西夏、金相鄰的邊境地區設榷場，進行雙邊貿易，互通有無，獲利甚豐。

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政府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這樣，海外貿易發達起來。北宋時，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以至非洲，有幾十個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南宋時，海外貿易更加發展，外貿税收成為國庫財富重要來源之一。

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重新疏浚了大運河，疏浚後的大運河從杭州直達大都；開闢了海運，海運從長江口的劉家港出發，經黃海、渤海抵達直沽（天津）；元政府還在各地遍設驛站，橫跨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重新繁榮起來，這些都促使元代商業繼續繁榮。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華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來到大都。城內各種集市三十多處，居民不下十萬户。國內外各種商品川流不息地匯聚於此。“百物輸入之眾，有如百川之不息。”據説每天僅運入城中的絲即達到千車。紹興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貿易之巨，無人能言其數”。泉州是元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經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國旅行家譽之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這裏設有市舶司，嚴密控制對外貿易。

明清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繫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彙集了四面八方的特產。在全國各地，湧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羣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1）徽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經商傳統，徽州人很團結，注重互相幫助，並且還崇尚節儉。經過幾百年的經營，徽商積累起驚人的財富。徽商幾乎“無貨不居”，經營範圍很廣，但“首魚鹽”，對食鹽的經營尤為重視。徽商的興起就是從經營食鹽開始的。明代食鹽的生產由官府壟斷。為了解決邊疆守軍糧餉不足的問題，明政府允許商人將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點交納，然後給予他們販賣食鹽的權利。徽州距邊防地點遙遠，徽商起初在鹽業的經營中不佔優勢。但到明中期以後，明政府將納糧改為納銀，徽商紛紛投資鹽業而暴富。徽商經營鹽業積累起商業資本之後，又擴大經營範圍，經營茶葉、木材、糧食等行業，活動範圍遍及全國各地，民間俗諺有“無徽不成鎮”的説法。在海外諸國也留下他們的足跡，有“遍地徽商”之説。徽商憑藉雄厚的商業資本，經營大宗商品交易和長途販運；並且插手生產領域，支配某些手工業者的生產活動；還經營典當等金融行業，獲取高額利潤。徽商從明初至清末興盛了數百年，出現了擁有資產百萬乃至千萬以上的大富商。

（2）晉商

晉商即山西商人。他們是和徽商齊名的明清時期中國又一大商幫。他們興起和發展的經過與徽商如出一轍。晉商的興起也是經營鹽業。晉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邊防之便，為官府運送軍糧，獲取販鹽權利，經營鹽業致富，成為富有大鹽商。他們積累起鉅額商業資本之後，逐漸擴大經營範圍，販賣絲綢、鐵器、茶葉、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間，晉商開始興辦金融機構票號，經營存款、放貸、匯兑，也可以為官府代理錢糧。經過長期的經營和積累，晉商的財力不斷壯大，到清代時，資產達百十萬者不可勝數，晉商首富亢氏的資產多達數千萬兩。晉商的活動範圍極為廣泛，許多人甚至走出國門，到日本、東南亞、俄羅斯等地去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