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

清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公曆7月4日），唐長孺生於江蘇吳江縣平望鎮， ^{[5]  [22]}  唐長孺出身書香門第，舊學造詣深厚，早年在舊體詩方面受過系統而嚴格的訓練，所作舊體詩詞極見功力。 ^[7]  亦對當時西洋之“新學”略知梗概。同因家族親緣關係，得時常於劉氏“嘉業堂”讀書。尤喜文學。據其自傳（現存武漢大學檔案館，不完）及部分日記，常覽者有三：一為中國古典文學；二為“五四”以降之“新文學”；三為十七世紀以降西洋之文學名著。 ^[25] 

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而當時浙奉戰爭亦爆發在即，滬上戰雲密佈。唐長孺的《內亂與外交》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的。他並不認同“弱國無外交”，認為外交之失敗，根源在於內政，在於今之執政者孳孳謀取一己私利，為闢地擴軍而收括民脂民膏，“側媚於強鄰（按：指日、英、美諸國）”，軍隊“不可謂不多”，但“惟內爭之是尚，權利之是爭”，而無心“御外侮捍強敵”，所謂“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五卅血案即因之而發生。文章引徵三代秦漢史例，痛陳當時內憂外患之嚴重局面及其根源，字裏行間洋溢着飽滿的愛國熱情和深重的亡國之憂，其思維之縝密，論述之嚴謹，文筆之老到，很難想象出自一位初中生之手。 ^[23] 

民國十八年（1929年），到上海大同大學文科學習，主修法律等科目。撰寫並發表多篇古體詩詞，深受著名詩人金松岑賞識，謂其詩“幽澀似郊、島，又似永嘉四靈，亦受散原影響”。進一步接受西洋諸種新思想、新學説，其間，曾多次於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前身）旁聽呂思勉教授授課，頗受其影響，從此關注、攻習中國古代史學。 ^[25] 

民國三十一年（1932年），唐長孺於上海大同大學文科畢業，畢業後在蘭田國立師範、武漢大學等單位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 ^[3]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與王毓瑾結婚。受當時學術風氣之影響，關注並研習西北史地、遼金史及蒙元史，間研習戲曲史等。其間，曾參加章太炎、金松岑在蘇州所辦之“國學會”。 ^[25]  唐長孺在章太炎、金松岑所創立的“中國國學會”會刊《國學商兑》創刊號上，首次發表詞作《解連環》，當時年僅23歲。次年8月，唐長孺又在中國國學會另一會刊《文藝捃華》第1卷第4冊上，首次發表詩作，凡7首。 ^[22]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唐長孺任教於舅家劉氏為主要資助方的南潯中學。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開始，唐長孺相繼發表了多篇研究遼金元史的專論和譯文。抗戰軍興，潯中解散，唐長孺舉家輾轉遷至滬上，一度兼職於上海啓明書店，翻譯外國文學著作，以補苴生計。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始，唐長孺在上海聖瑪利亞女子中學謀得教職。但無論條件多麼艱苦，一直潛心治史，而以遼、金、元史為主攻方向。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間，唐長孺得以遼金元史專家身份，於而立之年任教於光華大學。 ^[22]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秋，金松岑向光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呂思勉推介唐長孺，經呂思勉薦舉，時任聖瑪利亞女子中學教員的唐長孺，受聘為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從此正式開啓了唐長孺爾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研究及教學生涯。 ^[22]  甫入光華大學，唐長孺即在該校南鋒社出版的學刊《南鋒》第2期發表《讀〈遼史〉札記》。當時唐長孺鑑於《遼史》“記載牴牾重複”，遂“仿照汪龍莊《〈元史〉本證》之例，對《遼史》作一點整理工作。紀傳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證”。這篇《讀〈遼史〉札記》所考，即始於《遼史·太祖本紀上》開卷敍述耶律阿保機姓名、鄉里的“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句，止於開國七年（913年）六月“軌下放所俘還，多為於骨裏所掠”條。此文前後（下至離滬赴湘的1942年），唐長孺還發表了一系列“校勘考證”《遼史》的論文，並撰寫了多篇考論宋金元史的力作。 ^[23] 

民國三十年（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孤島”亦淪陷，光華滬校停辦。呂思勉、金松岑等相約攜眷歸裏，以“一片冰心”互勉，“不黜虜之網，不嗅盜泉之餌”，“不向日本鬼子低頭”。唐長孺亦決意離滬，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唐長孺正是“因呂師誠之之介，受湖南國立師範學院之聘”，歷盡艱險，間關赴湘，受聘該學院史地系任副教授。國師創校校長廖世承原為光華大學副校長兼光華附中主任，與呂思勉是多年同事、朋友，創校伊始即擬延請呂思勉為歷史系主任，呂思勉因“方為光華歷史系主任謝不應”，推測呂思勉是向廖世承推薦唐長孺的，而唐長孺就讀光華附中時，主持附中工作的正是廖世承，故唐長孺生致呂思勉書，要特筆“茂師前請安”。 ^[23]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受聘為遷至四川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講授“中國中古史”、“中國近古史”等課程。校勘、箋釋《唐書·兵志》，研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論著。撰寫《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十餘冊，較大篇幅關注經濟社會與民生。 ^[27]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唐長孺撰成《唐書兵志箋證》一稿。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晉升為國立武漢大學教授。講授“中國通史”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補訂《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撰成《中國古代行政地理》（擬題）稿本。譯著《新中國》，由啓明書店（書局）第三次印行。 五月，武漢大學回遷，唐長孺自重慶乘船趕赴上海接回家眷，從此定居於武昌珞珈山。 ^[27] 

1950年，唐長孺講授“中國通史”、“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史”、“中國農民革命運動史”等課程。兼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室（後改稱中國古 代史教研室）主任。參加武漢大學高教聯、教工會；兼任武漢市高等教育聯合會編輯；武漢大學教工會學習幹事、《武漢大學教工週刊》編輯等。同時開始通讀《資本論》，細研《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撰寫有關五胡政權建立及其性質、北魏國家建立與封建化等文稿。 ^[25] 

1952年，唐長孺因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思想保守”等問題被審查，一度辭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55年以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先後出版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至九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學術專著。多次發表研究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論文。唐長孺廣泛參加史學社會實踐。 ^[3] 

1961年，唐長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分冊）》。從1963年起，唐長孺主持並參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工作。 ^[3] 

唐長孺生活照(2張)

1975年，經唐長孺倡議，在國家文物局領導下，組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由他任組長主持整理工作，並主編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等書。 ^[3]  4月底，唐長孺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帶通曉英語、日語，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譚兩宜和朱雷去烏魯木齊。唐長孺去了吐魯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羣，看到發現文書的古墓，也參觀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兩座古城。但就在去南疆的庫車後，因乘坐手扶拖拉機掛帶的斗車上，行走在路況極差的機耕道上，強烈的顛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於新疆醫療條件差，唐長孺不得不返回北京，住進工農兵醫院即同仁醫院診治。

唐長孺主持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有文稿都要親自過目，最後定稿尤其要親自參加。在現存《吐魯番出土文書》早期文稿檔案中，隨處可見唐長孺批改的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唐長孺對文稿審讀的認真負責，特別是最後的定稿。 ^[12] 

1980年後，由於《吐魯番出土文書》初稿已經完成，整理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長孺領導陳國燦、朱雷、程喜霖三人負責最後定稿，吳震負責出版前的校對，李徵負責全部圖版的攝製。唐長孺每年寒暑假來北京，與陳、朱、程三人在一起進行最後定稿的情景。唐長孺當時眼睛已極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邊，讓陳、朱、程三人中的一人讀文稿。唐長孺負責聽，覺得釋文有問題，就讓李徵將原件取出，自己親自核對；覺得解説、註釋有問題，就口述應該如何修改。 ^[12] 

1984年冬，始終不願招收博士生的唐長孺，在學校相關領導的勸促下同意招博。最初慕唐長孺盛名報考的本來很多，後見考試科目中有“西歐中世紀史”，許多考生知難而退，或臨場放棄。 ^[23] 

1994年10月14日，唐長孺因病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19] 

唐長孺在史學領域的最大貢獻，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959年）、《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1983年）、《山居存稿》（1989年），以及《唐書兵志箋正》（1957年）和《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1957年）， ^[11]  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共收論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所作。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所有重要方面，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學術，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專題論述。 ^[11] 

唐長孺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開闢了諸多新領域，或在前人基礎上提煉出新的問題，其中在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突破最為顯著。他對西晉佔田課田制、各級官僚貴族蔭族蔭客制（包括北朝蔭户制）、魏晉户調製及魏晉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勞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層面上的精當考證，主旨在於中古時代土地制度、勞役制度及其演變，主要勞動者身份及其演變，圍繞着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權，國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其演變，以及上述演變所推動、體現的中國早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其特徵。 ^[11] 

其中所論漢代以來自由農民封建化即客的卑微化與普遍化的背景及過程、意義，極具原創性，構成了其“魏晉封建論”的基礎。他通過分析“西晉户調製的意義”，指出在封建生產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晉時代，封建國家卻要限制封建依附者隊伍的擴大，這正是“魏晉時期作為封建社會早期的”重要特徵，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始終要保持一定數量的自耕農，此即中國封建社會的“亞洲型”特徵。他還對隋唐時期地主土地上各類直接勞動者，特別是浮客—客户的源流及其身份變化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兩税法頒佈以後客户身份合法化，“封建國家既容許土地的無限兼併，也不再阻止佃客隊伍的擴大。中國封建社會正在這一個變化過程中由前期轉入後期”。他將“客”的身份變化視為社會經濟形態演變的一個重要指徵，通過對“客”的長時段通貫考察，依託堅確的實證，自成一家之言。 ^[11] 

門閥士族在政治、文化乃至社會各方面都居於統治地位，是中國中古時代特有的歷史現象。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提出了關於門閥士族的基本論點，其後的一系列論文則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和深化。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淵源於東漢選舉制度中鄉閭評議的傳統，士族階層的產生有着深厚的農村結構根源即牢固的宗族鄉里基礎。東漢末年，大姓名士主持鄉閭評議，處於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儘管曹操意欲恢復漢代的中央集權體制，但仍然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所需要的人才，三國政權的上層統治者主要選拔自大姓名士，“他們是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將“在野的名士月旦變作官府品第，核之鄉閭變成訪之中正”。然而，將大姓名士主導的選舉權收歸中央之後，卻在事實上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權，從而鞏固了門閥的統治。門閥制度業已確立之後，中正定品日益無足輕重，已成為保證士族尤其是當朝顯貴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的工具，士族的高低序列及其升降，主要取決於“當代軒冕”即現實權勢而非“冢中枯骨”即舊時門楣，門閥時代重用宗室（出鎮入輔）的政策，亦與當時的政權結構即門閥貴族聯合統治有關。唐長孺還對南北朝後期寒人的興起及其在制度層面上的反映，即在選舉制度上出現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舉制過渡的萌芽，以及在科舉制度興起的隋唐時代門閥制度之趨於消滅、門閥階層日趨衰落的過程，分別進行了專題研究。 ^[11] 

他對門閥士族在經濟、政治上所享有法定特權的具體考證，指出北魏孝文帝採取法律形式來制定門閥序列、等級，與南朝迥異並開唐代官定士族等第的先河；指出魏晉玄學是“反映現實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論”，是服務於“統治階級”即門閥士族的政治哲學。以上研究多發前人所未發，形成了一個完備自洽的理論闡釋框架，因此唐長孺被譽為“中國大陸士族研究的奠基人”。 ^[11] 

唐長孺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樣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唐書兵志箋正》一書，對舊史記載做了一系列去偽存真的鑑別工作，條分縷析，糾正了《兵志》記載中的許多疏漏和錯誤。1957年，他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1960年底，參加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擔其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北朝四史”點校小組組長。1963年，唐長孺赴京主持點校“北朝四史”。前後歷時十載，終告完成。這一點校本，既充分參考前人成果，又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他不僅根據《冊府元龜》《通典》等增補傳本《魏書·禮》《魏書·刑》二志中之脱頁、脱文，還根據同時所撰寫的校勘記，廣徵博引、按斷精審，將校勘與考訂有機結合，熔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於一爐，被海內外學術界視為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和範本”。 ^[18] 

新中國成立後，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羣、哈拉和卓等古墓羣進行過13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晉唐文書。唐長孺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極為重視，將《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作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始於1975年整理組成立，終於1996年最後一部圖書出版，前後經歷了22個年頭。 ^[12]  綴合約1800件較為完整的晉唐官私文書。1981年至1996年，陸續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餘年的古冢遺文得以公諸天下。此書被譽為出土文獻整理研究領域標誌性成果，還據此創建了“吐魯番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中古史及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 ^[14] 

唐長孺又結合出土文書的整理，將之與中國中古史研究有機結合，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寫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唐肅代期間的伊西北庭節度使及留後》《吐魯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書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唐貞觀十四年手實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問題》《唐西州諸鄉户口賬試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吐魯番文書所見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關出土文書與十六國至唐代歷史的重要專論，與新出文書之整理一道，將中國的“敦煌—吐魯番學”引向深入。 ^[18] 

唐長孺歷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等學術職務，亦曾擔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暨武漢分社副主委等職。 ^[18] 

1955年，陳寅恪評價唐長孺新著時説：“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唐長孺一生未見過陳寅恪，卻對其欽敬不已，在為1988年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所作詩中甚至有“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之句。 ^[30] 

在中國唐史學會籌備期間，要推選會長，當時大家都推唐長孺。唐長孺不肯擔任這個會長，經過反覆商量，最後唐長孺才同意，但要求會址設在西安。唐長孺一直主張唐史學會由西安唐史學者來辦，因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後妥協的結果，唐長孺做會長，西安的史念海做常務副會長，武漢大學的陳仲安和陝西師範大學的黃永年同任秘書長。1978年秋，余英時帶着美國的第一個學術代表團到北京訪問，余英時代表《劍橋中國史》的編委會請唐長孺撰寫魏晉南北朝史部分，唐長孺婉拒。 ^[31] 

陳國燦回憶説，唐長孺治學嚴謹。他曾為一個研究項目申報2000元經費。同事們都勸他不必太“緊張”，他卻説要花最少的錢辦更多的事，執意不增加經費。項目審批下來，相關部門審核後多批了1000元。 ^[8] 

2011年，八卷本《唐長孺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唐長孺文集》出版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學者緬懷了唐長孺的學術人生。 ^[2] 

2021年7月18日，武漢大學召開紀念唐長孺誕辰110週年學術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以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等學術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唐長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