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縱

唐縱，字乃健，號國幀。酃縣鹿原鎮河光村人。1905年10月生。父母常賣豆腐以維持家庭。少年時代，曾先後就讀於本村族學、縣立第一高小、湖南典獄學校。民國15年秋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編入步兵科。

唐嗜書如命，軍校理論課程門門名列前茅，但步兵實際操練卻無一過關，同學戲言道：“唐博士天上的事情曉得一半，地下的事情無所不知。不過就是打不中靶子，系不好綁腿。”當時，校長蔣介石圖謀發起“清黨”運動，排擠迫害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唐與同是六期的戴笠等人經常向蔣的心腹密告教官和學員言行，引起蔣對他的注意。民國18年5月唐於黃埔畢業，不久即派在蔣身邊做情報工作。

民國21年，蔣介石為鞏固自身地位，決計仿效法西斯統治，成立秘密組織復興社。復興社下設特務處(處長戴笠)，以南京雞鵝巷53號為據點，用來收集中共情報、翦除內部異己。特務處之下又設偵察科、執行科和書記室，唐縱任書記室書記，負責審批經費、抄送情報等文牘工作，深得蔣介石、戴笠賞識，特務處的人亦稱他為“智多星”。

民國22年下半年，戴笠外出河南，唐縱主持特務處工作。一次，在特務處派至南京警察廳任調查科長的趙世瑞的慫恿下，錯把汪精衞的人當作反蔣人士逮捕。汪以辭職要挾蔣介石，蔣惱羞成怒，查詢電話打到雞鵝巷，唐縱嚇得汗珠直淌，急令部下將自己和趙世瑞關押起來。後經戴笠求情，以撤銷2人職務向汪交待。趙世瑞為此大發牢騷，唐縱則開導説：“委員長有委員長的難言之隱，我們應當體諒委員長的苦心。我們受點委屈算什麼?”蔣、戴聞知，更愛其忠心。民國24年4月，暗中派他隨復興社頭子酆悌去德國，擔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回國後，本不想再從事特務工作，但無法推辭蔣、戴要求，遂重回特務處，任書記長。

民國26年8月，為適應戰時軍事情報工作需要。戴笠將唐縱推薦到“隨節辦事處”，緊隨蔣介石行動，特務處各地軍事情報直接發往“隨節處”，由唐縱審校後再送蔣介石。民國28年調蔣介石侍從室，先後任上校參謀、第六組少將組長，仍主管情報。民國32年任軍統局幫辦，次年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民國34年，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民國35年任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內政部政務次長。當年，戴笠因飛機失事喪命，蔣任命唐縱為軍統局代理局長。唐和軍統局另2名副手鄭介民、毛人鳳之間立即展開一場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的鬥爭。蔣介石按戴笠生前意願，委任信為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其時國共和談破裂，蔣下令遣送中共人員回延安。唐一面命令各地警察局監視中共人員撤離，一面又密令對來不及撤離的人秘密逮捕，強迫自首。

民國36年冬，唐縱到東北視察警務，發現美國特務準備將一批東北工業、礦產資料空運到美國去，當即指示機場警務人員截留。民國37年冬，國民黨內戰失利。唐向蔣建議統一全國警察和保安部隊，以遏制中共地方武裝。次年初，國防部下設保安事務局，唐兼任局長，操縱全國警察、保安大權。民國38年，逃往台灣前夕，他將一批親信骨幹派回安仁、酃縣一帶，建立“反共救國軍”，以阻撓人民解放軍進軍。去台後，唐繼續得到蔣氏父子寵信，先後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常委、秘書長、駐韓國“大使”、“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3] 

戴笠、唐縱之間的矛盾

戴笠性情粗暴，在特務處以家長自居。對部屬實行高壓手段，稍不如其意或有錯誤發生，輕則謾罵，重則禁閉。唐縱之到特務處，不是和鄭介民、徐人驥一樣是由蔣介石直接派去的，而是由復興社派去的，因此，戴當時對待唐不若對待鄭介民那樣的客氣，而是和對待其他的僚屬一樣。戴對特務處(直到軍統局)的內勤工作人員限制很嚴，規定一律住在處內，白天辦8小時公，晚上辦2小時公，禮拜天也辦公，每週輪流休假一天，有家眷的每週外宿一天，沒有家眷不許外宿，並規定內勤人員不準向外活動。唐因當時新婚，有時每週多外宿一二次，尤其每次休假常去看酆悌，戴得知其情極為不滿，總想借一個機會給唐以顏色。但唐為人機警，處事小心，戴不易找到他的岔子。恰好有一次(時間記不清楚了)特務處報到蔣介石那裏的情報(內容不詳)報得太遲，蔣責備戴笠，戴回來查究，查出在唐處延宕了幾小時，戴一方面為推卸責任，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方面藉此整唐一下，於是把唐禁閉了3天。

唐在戴笠的淫威之下，內心極為不滿，久懷去志，但他的涵養工夫較好，從不形之於色，除僅向和他同鄉私交極好的徐人驥偶爾流露以外，對其他的同僚絕不談及。同時因為在特務處工作較忙，有時甚至通宵辦公，致患肺病，向戴請假休養，戴不允准，而準其透支醫治。1935年春，蔣介石派酆悌為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唐乃請酆向蔣保薦為駐德助理武官兼考察德國警政，藉以赴德醫病。蔣當予批准並令參謀本部委派。唐於蔣批准之後才告知戴笠。當時蔣政權派赴各國的武官和助理武官，是由參謀本部第二廳領導，除武官人選多是由蔣介石指派的外，助理武官則多是由戴笠保薦和運用。唐事先未經戴的同意，而私自活動赴德，戴對此極為不滿，但已經蔣介石批准，又不能不也不敢不讓唐去，於是藉故留難，想使唐去不成或向他低頭。那時候，唐因醫治肺病在特務處透支薪金大洋1510多元，戴叫唐把透支數目歸還後才許離職。但並沒有把唐難住，唐把他老婆的首飾換了，並找徐人驥代他設法籌借1100多元湊足上數，於3天內歸清。當戴的親信、當時任特務處會計室出納股長張袞甫(又名張冠夫)向戴反映唐已將透支數目還清時，戴聞之大為驚異，沒有料到唐這樣快就把這個透支數目如數歸還了，再無法留難，只好讓唐離職去德。

唐因為知道戴笠的手段毒辣，不好和他鬧翻，所以戴雖這樣逼他，仍是容忍，但自離開特務處後，對戴若即若離，不求於戴。1937年冬，唐由德國回國時，戴笠自己感到過去對唐做得太過，為了表示對唐好感，找唐到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那時候蔣介石把戴笠的特務處和陳立夫的特務組織合併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陳部特務組織改為該局第一處，由徐恩曾任處長；戴的特務處改為該局第二處，由戴笠和鄭介民分任正副處長，到1938年因陳、戴之間發生矛盾，蔣介石又把他們分開了，陳部改為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戴部改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任書記長。唐因戴過去欺他太甚，不願再作馮婦，婉辭不就。那時候，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請蔣找一個對處理情報工作有經驗的人給他作參謀，酆悌保薦唐充任，戴笠也順手推舟地向蔣推薦，蔣乃派唐充任侍從室第二處中校參謀。以後唐升任侍從室第六組組長，主管情報業務，指導“軍統”、“中統”等特務機關的工作，成了戴的頂頭上司。

從這以後，由於唐在蔣介石的身邊一天一天地獲得蔣的信任，因此，戴拿出一套籠絡的手法來籠絡唐，消除他們之間的矛盾。比如，1945年初推薦唐和鄭介民去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戴固然一方面是“藉此可以收買人心，使人認為跟着他幹最有前途”(引沈醉語)，而主要是因為他過去逼唐太甚，知道唐對他有成見，恐唐報復，藉此以寬唐懷，捐除嫌隙，不然戴是沒有那樣熱心的。 ^[4] 

蔣介石“反共”政策的謀主

唐縱畢生追隨蔣介石堅決反共。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國民黨則採取“限共”、“溶共”、“防共”的政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唐縱作為蔣的重要謀士，直接參與了反共謀略的策劃和推行。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為搶奪勝利果實，發動內戰，他又直接、系統地參與了很多反共內幕活動。他在日記中向蔣介石提出的反共“意見具申”，多是在關鍵時候為蔣出謀畫策，陰險深沉，不少獲得蔣的首肯，得以推行。例如，1941年5月皖南事變後，他力主解決中共問題“政治鬥爭重於軍事鬥爭，分化重於防制”，並擬具了“特種行動委員會實施方案”加以推行。1943年9月，國際局勢處於大變化前夕，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大會，他三次專注於中共問題的研究，提出通過“政治攻勢，經濟封鎖，軍事準備”，迫使共產黨“一是統一於政府，一是決於武力之高低”。1945年秋，在抗戰勝利的關鍵時刻，又連續三次具申解決中共問題的意見。7月，他提出在軍事上對中共採取“反攻前之清剿，反攻中防其流竄，運用偽軍打擊共軍”的對策，9月，就“抑制中共軍事之發展”，“抑制其地下組織”，提出依靠美國軍事援助，從速佔領各大城市和東北，由點線而面的對策；11月，主張“加強軍事控制”，以“軍事加緊，政治讓步”，作為“政治解決之途徑”。1946年5月，針對國共前途，他又提出了“加強軍事力量，加強警察力量，開展還鄉’運動”的對策，之後，並部署特工對中共開展情報戰、間諜戰、心理戰、羣眾戰。 ^[1] 

唐縱日記

唐縱從青年時代起，就堅持寫日記。1927年，他便視日記“為立身處世之經驗庫”，自警要“有恆心”，“不間斷”。因此，前10年的日記雖稍有缺漏，但基本上是連續的，1939年進入侍從室後，再未中斷。並自1941年起，使用蔣介石設計特印的日記本，每天寫一頁，並於每週、每月在“反省錄”、“預定工作課目”中寫出自己的回顧總結，或寫出自己對國內外大事的看法和意見，對有關資料作了記錄。

日記前後跨越20年，且內容龐雜，文字冗長，為此，我們在整理時進行了刪節摘編。摘編的原則是，在注意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突出其中有關史實性的記載，特別是1939年唐縱在侍從室任職以後的部分。擇編的內容全部原文照錄，未加編者的觀點。

日記是備忘錄式的，它不只記載了唐縱個人的經歷和思想，還以大量的篇幅記述了國民黨從1936年到1946年那段時間的歷史，通過歷史事實來敍述國民黨對當時國際國內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立場、觀點和所採取的對策，同時也敍述了蔣介石周圍國民黨一些高層人物的活動情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英美蘇中之間的微妙關係，以及他們各自對日德意的態度；英美蘇對國民黨，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的對策；國民黨由片面抗戰轉為消極抗戰，暗地與日偽勾結，幾次掀起反共高潮，直至抗戰勝利後部署內戰的情況；蔣、宋、孔、陳之間的錯綜關係；蔣介石對“一二・一”“下關慘案”“李（公樸）聞（一多）案件”等的態度；在對待川康滇地方實力派以及新疆盛世才問題上，蔣介石“匠心獨運”，所採取的縱橫捭闔的手段；蔣介石指責邱吉爾“西藏獨立國”的言論；戴笠的權詐、計謀和其“成功的法則”，軍統局的內幕以及軍統局調整裁併後的任務和方略；國民黨“派系對立，門户森嚴”，互相傾軋的情況；國民黨政治腐敗，經濟調蔽，民怨沸騰，內外交困的窘境等等。

日記的內容還涉及到國民黨黨、政、軍、警、特及外交、內政、經濟、文化、民族等諸方面，其中不乏蔣介石集團高層決策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有些記載是鮮為人知的。它對研究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的歷史、國共鬥爭的重大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都是一部難得的參考資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