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唐朝的國號為“唐”，曾是晉的古地名（參見詞條唐國）。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被追封為唐國公，其後爵位傳至李淵 ^[126]  。李淵以尊“隋”為名起兵，在隋恭帝楊侑禪讓後便以“唐”為國號，定都長安。因國君姓李，故稱李唐，尊稱為大唐 ^[13]  。

唐朝皇族隴西李氏，被認為是十六國時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後裔。《舊唐書》和《新唐書》則將李氏的祖先追溯到了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李耳（老子） ^[14]  。而在南北朝後期，李氏家族興起的關鍵人物是李虎。李虎在北方的動亂中追隨北魏權臣宇文泰，成為宇文氏家族倚靠的“八柱國”之一。李虎死後，其子李昞繼續在西魏、北周得到重用，並在北周時作為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被賜胡姓大野氏，待到北周末年丞相楊堅掌權，才還複本姓李氏 ^[107]  。 ^{[15]  [126]}  李昞子李淵自少襲封父爵唐國公，娶宇文泰外孫女竇氏（參見詞條太穆皇后），深得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楊堅與其妻文獻皇后獨孤氏的喜愛，累官為太原留守。 ^[127] 

隋朝在大業（605年－618年）年間，由於隋煬帝濫用國力，加之三徵高句麗的失敗，導致民變四起。李淵見天下大亂，隋朝滅亡的形勢不可扭轉，於是生出取而代之的念頭。 ^[108] 

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淵於晉陽以尊隋之名起兵，一路勢如破竹，同年十一月佔領長安，擁立代王楊侑為帝，改元義寧，楊侑即隋恭帝。李淵自任大丞相，進封唐王。義寧二年（618年）三月，隋煬帝死，五月，楊侑禪位於李淵，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國號“唐”，改元武德，定都長安，隋朝滅亡。李淵即唐高祖。此後，高祖冊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李元吉為齊王。 ^{[15]  [108]} 

唐朝初期，由於經歷了長期戰亂，國家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人口也從隋朝大業初年的八百萬户驟降至二百餘萬户 ^[16]  。此外，唐朝的北方邊境也受到了來自漠北的東突厥的威脅。當時的突厥空前強大，包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等國，甚至是中原地區的竇建德、薛舉、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地方割據勢力都臣服於突厥。 ^{[16]  [17-20]} 

高祖入主關中前，先派人吹捧瓦崗軍領袖李密，使其成為中原的屏障。到唐朝建立時，各派政治力量繼續在進行角逐。高祖則以關中為根據地，不斷髮展自己的力量，着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唐軍攻打割據隴右的薛舉、薛仁杲父子，九月，薛舉死，至十一月，薛仁杲兵敗出降，唐軍佔有隴右。次年（619年）五月，唐又以反間計策動武威豪族安興貴、安修仁生擒李軌，不費刀兵便盡有河西之地。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擊敗勾結突厥入侵河東的劉武周、宋金剛，恢復了對代北的統治。至此，唐朝不僅鞏固了關中根據地，而且發展了實力，可以集中力量經營中原和江南。 ^[109] 

此時，瓦崗軍已瓦解，山東大部分郡縣已降唐，幽州的羅藝也歸附了唐朝。中原地區還有洛陽的鄭帝王世充和河北的夏王竇建德兩大勢力。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擊潰鄭夏聯軍，俘竇建德，王世充投降 ^[103]  。竇建德被處死後，其餘部劉黑闥起兵反抗，旋即被李世民、李建成擊潰，割據魯南的徐圓朗、割據冀北的高開道相繼敗亡。至此，唐朝大體統一了河南、河北、山東地區。 ^{[109]  [197]} 

武德四年（621年），割據江陵的蕭銑被唐將李靖、李孝恭率軍平定。同一年，嶺南地區的豪族馮盎降服，虔州的林士弘被唐軍擊敗。嶺南各地紛紛臣服。江淮地區的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便已降唐。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入朝，其部將輔公祏便於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隔年被唐軍俘殺。江南平定。 ^[109] 

到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據朔方、依附突厥的梁師都以外，唐朝已在全國建立起了統治。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唐乘突厥衰亂，派兵攻滅了梁師都。 ^{[21]  [109]} 

唐高祖在位時，廢隋苛政，定律令、建官制、置學校、組建十二軍統領府兵、頒均田制和租庸調法、行“開元通寶”錢，初步完善各項制度，為唐王朝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7] 

在唐朝肇建的過程中，高祖的長子李建成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但次子李世民的軍功最為卓著，以至於有相當一部分史家認為高祖能得天下，倚靠的是李世民之力 ^[198]  。隨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他與李建成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在這個過程中，高祖的優柔寡斷，加劇了兄弟間的爭鬥。這一斗爭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伏兵於玄武門，發動軍事政變，射殺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而告終。事變後，高祖被迫冊立李世民為太子。八月九日，高祖禪讓帝位，成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是為唐太宗。 ^{[22]  [108]} 

唐太宗是中國古代一位善於吸取歷史經驗，具有開明思想和政治遠識的帝王。即位後，經常與大臣討論歷代王朝盛衰的教訓和治國方針政策。他從隋末民變中認識到羣眾的力量，吸取隋滅教訓，重視百姓生活；留心吏治，選賢任能，知人善用，從諫如流，任用杜如晦、房玄齡等賢臣，李靖、李勣等戰將，重用魏徵等諍臣，出現了以“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為代表的一批文臣武將 ^[125]  ，保證了政治穩定和各項政策的施行；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一系列治世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較為安定的局面。 ^[197] 

同時，太宗大力平定外患，攻滅東突厥、吐谷渾、高昌、薛延陀，打擊高麗（即高句麗）、吐蕃（後以文成公主嫁予松贊干布），尊重邊族風俗，對少數民族採取相對平等的態度，他説“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四方諸國尊他為“天可汗” ^[10]  。 ^[197] 

經過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執政的貞觀年間（627年－649年），唐朝出現了一個政治較為清明、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局面，史稱“貞觀之治”，是為唐朝的第一個治世，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厚實的經濟基礎。 ^[23] 

但是，唐太宗在統治後期逐漸驕矜，徵發百姓勞役增多。 ^[197]  在太宗晚年，最困擾他的是儲位問題。太宗與文德皇后長孫氏所生諸子中，長子李承乾被立為太子，多次在太宗外出巡行時留守監國；但四子李泰獲封魏王，深受太宗寵愛，對李承乾的儲位產生了威脅。二人針鋒相對，致使羣臣也被捲入爭鬥中，引發朝野動盪。貞觀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勾結朝臣謀反，事蹟敗露，太宗在權衡利弊之後同時廢黜李承乾、李泰二人，改立性格温和的晉王李治。 ^[128]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駕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六月一日，李治即位，即唐高宗 ^[111]  。次年改元“永徽”。

永徽四年（653年），高宗借房遺愛等謀反一案，將諸宗室、勳貴中的反對勢力一網打盡，鞏固了自身的皇位。永徽六年（655年），他力排眾議，在李勣、許敬宗等支持下，廢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即武則天）為後，並藉機打擊顧命之臣長孫無忌、褚遂良。這場鬥爭具有打破士族集團在政權中的優勢、削弱其勢力的意義。 ^[197] 

高宗即位後對羣臣宣佈：“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又常引刺史入閣，問以百姓疾苦；不許京官及外州進獻鷹隼及犬馬。高宗君臣照貞觀時法令執行，故永徽年間，邊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史稱“永徽之治”。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從東都出發，前往泰山封禪。封禪車乘連綿數百里，隨行的還有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倭、新羅、百濟、高麗等國的使節和酋長。此舉顯示了當時唐朝的富強。 ^[129]  這一時期，唐朝的人口也從貞觀年間的不滿三百萬户，增加到三百八十萬户。 ^[24] 

在文治天下的同時，高宗一朝繼續擴張征戰，史稱“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 ^[112]  。

永徽元年（650年），唐將高侃擊擒突厥車鼻可汗，高宗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高宗襲位後，還持續對西突厥用兵。顯慶二年（657年），唐將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遠襲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帶），生擒西突厥沙缽羅可汗，西突厥亡（參見詞條唐滅西突厥之戰）。高宗在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唐高宗時疆域(2張)

永徽六年（655年），高麗與百濟聯軍攻新羅，新羅遣使乞援於唐，高宗先後派兵出擊高麗和百濟。龍朔三年（663年），唐將劉仁軌於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大敗百濟、倭國聯軍（參見詞條白江口之戰），同年百濟滅亡（參見詞條唐滅百濟之戰）。總章元年（668年），唐將李勣等率軍攻佔平壤，滅亡高麗（參見詞條唐滅高句麗之戰）。高宗以其地設安東都護府，分置四十二州。

高宗在位期間，唐朝的疆域最廣，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一説裏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這一版圖基本維持了三十餘年。 ^[168] 

（唐高宗時疆域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182]  ）

李治在位時，武皇后（名武瞾，一般稱武則天）逐漸參預朝政。武則天原為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死後出家為尼，後被高宗召入宮中，在權力鬥爭中獲勝，被立為皇后，史稱她“素多智計，兼涉文史”。顯慶五年（660年），李治因身體原因讓武則天協助處理朝政，她因此得以與李治並稱為“二聖”。 ^[197]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駕崩於紫微宮貞觀殿，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光宅元年（684年），武則天因中宗與之不合，將他廢為廬陵王，另立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 ^[197] 

這之後的幾年間，先後有揚州徐敬業、宗室越王李貞、琅邪王李衝等起兵，都被武則天派兵平定。宗室叛亂直接導致了武則天對唐宗室大臣的清洗，也為她稱帝鋪平了道路。載初元年（690年），武則天製造祥瑞，迫使睿宗禪位，自稱大周“聖神皇帝”，改國號為周（史稱“武周”），定都洛陽，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5-27] 

武則天當皇后時，就提出十二條施政意見，包括勸農桑、薄賦徭；減省功費力役；息兵；提升才高位卑的官吏；廣開言路等。在她統治期間，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養奴婢的數目，改革徭役和户籍制度，允許逃亡農民在一定條件下編附户籍。這些措施促進了經濟發展，國家控制的人口從貞觀末永徽初的380萬户增加到650萬户。 ^[197] 

武則天具有駕馭臣下的能力。她為培植自己的勢力，鼓勵士人自薦，又開殿試和武舉，設“試官”，大量破格選用和升遷官吏，時稱“北門學士”。雖有錄用過多、升遷過快的弊病，但一旦發現不稱職者就立即貶黜。她慧眼識人，明察善斷，賞罰分明，培養了一批有才幹的官員 ^[28]  。像唐休璟、狄仁傑、張柬之、張仁願，以及開元名臣姚崇、宋璟等，都是武則天發現並提拔起來的。非士族階層的廣泛參政，擴大了統治階級的政治基礎，抑制了士族勢力，對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 

武則天統治期間，在軍事上重設安西四鎮，抵抗後突厥侵擾，並在東北契丹的“營州之亂”爆發後設法將其平定。這些舉措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一定貢獻。 ^[197] 

武則天稱帝期間，社會文化藝術亦有所進步，當時佛教大興，該時期佛寺興建頻繁，擴建的龍門石窟為其代表。後人稱其統治“上承貞觀，下啓開元”或“政啓開元，治宏貞觀”。 ^{[27]  [29-30]} 

武則天統治最黑暗的地方是接受告密和任用酷吏。她在朝堂上設置銅匭，接受告密文書。告密失實無罪，致使朝廷內外告密成風。又重用索元禮、來俊臣、周興等一批酷吏，對大臣肆意羅織罪狀，嚴刑逼供，相繼誅殺唐宗室數百人、文武大臣數百家。直到其稱帝、政權相對穩定後，這種極恐怖的政治才告一段落。 ^[197]  待到她在位末期，逐漸豪奢專斷，弊政更生。

武則天雖奪取李唐社稷，卻在朝廷內外壓力下，不得已將李顯從流放地召回，立為太子。神龍元年（705年），宰相張柬之聯合禁軍將領敬暉等發動神龍政變，逼迫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位，恢復了大唐國號。數月後，武則天去世。死前下詔去帝號，複稱皇后。 ^[197] 

中宗復辟後，一直受到妻子韋皇后、女兒安樂公主和武氏舊黨如武三思等人的影響，張柬之、敬暉等先後被流放或誅殺。他們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日夜宴遊，淫逸無度。韋皇后有意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安樂公主則曾要求成為皇太女。景龍元年（707年），非韋皇后親生的太子李重俊發動政變，殺死武三思等，並企圖除掉韋皇后，但最後失敗被害。景龍四年（710年），韋皇后和安樂公主合謀毒殺中宗，立温王李重茂為帝，是為唐殤帝，並欲加害被排斥在最高權力外的相王李旦。最後，李旦三子臨淄王李隆基在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協助下發動唐隆政變，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及武氏殘餘勢力，廢李重茂，擁立李旦復位，改元“景雲”。睿宗李旦復位後，立李隆基為太子。 ^{[31]  [197]} 

睿宗復位後，朝政依然腐敗。太平公主因擁立之功，勢力變大，宰相七人中有五人因她得位，文武大臣也多半依附於她。這就與太子李隆基發生了尖鋭矛盾。景雲三年（712年），睿宗傳位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率先下手，將太平公主賜死，其黨羽或殺或逐（參見詞條先天政變），改元“開元”。自武則天以來的皇后、公主幹預政事的局面至此結束，自中宗即位八年以來的混亂政局也至此穩定下來。 ^[197] 

玄宗登基後，致力於整頓此前遺留的諸多弊政。他先後任用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説、李元紘、韓休、張九齡等一批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宰相，選擇良吏、建立制度，同時下令精簡官僚機構，裁減冗官 ^[32]  ，除奢從簡，注意租税的均平征斂，又通過括户等手段緩解土地兼併導致的逃户問題 ^[33]  。面對社會發展出現的新情況，他適度進行改革：放鬆對逃亡編户（客户）的限制；軍事上，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並興復馬政 ^[34]  ；在加強中央權力的同時對大行政區放權；提高執掌貢舉官員的等級；用《循資格》穩定官僚隊伍；全面修訂法律；設“常平倉本”調劑貧富；立“勸農社”促進農事。 ^[197] 

這些政策使唐朝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成為一個國力昌盛、文化燦爛的強大王朝，吸引着周邊政權向它學習、與它交往。到開元末年，國家富庶，物價低廉，社會秩序良好，行旅千里不絕。 ^[197] 

對外方面，玄宗收復了遼西營州及睿宗時期賜給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 ^[35]  ，並再次降服契丹、奚、室韋、靺鞨等政權 ^[36-39]  ；西域方面，吞併大小勃律並且攻滅突騎施，塞北政權方面降服復國的後突厥，後又扶持回鶻剪滅後突厥。 ^[40-45] 

玄宗改元天寶後，因承平日久，國家無事，逐步喪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滿，開始追求奢欲、倦於政務。在天寶四載（745年）納楊玉環為貴妃後，玄宗更加沉溺酒色。這時宰相李林甫專權。李林甫雖然精於吏事，但打擊政敵不遺餘力。 ^[197] 

雖然政治趨於腐敗，社會風氣日益奢靡，但天寶年間經濟仍有發展。天寶十二載（753年），自長安向西萬餘里，仍是人户相望、桑麻遍野。天寶十四載（755年），全國統計户口有900餘萬户，5200餘萬口，達到唐朝統計户口的最盛。 ^[197] 

天寶元年（742年），玄宗在邊境地區設置十節度使。到他統治後期，邊地軍事力量膨脹，身任大軍區長官的節度使除軍事外，兼管民事，由於玄宗後期好大喜功，為此邊境將領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而募兵制的推行，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結合在一起，形成邊將久任、軍閥權重的局面。其中最大的軍閥是掌握重兵的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胡人安祿山。 ^{[47]  [197]} 

安史之亂示意圖(2張)

天寶十一載（752年）李林甫死後，楊貴妃族兄楊國忠為相。楊國忠與安祿山不和，激其反叛。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與史思明以詔討楊國忠為名，起兵十五萬反於范陽。史稱“安史之亂”。由於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軍弱不能戰。十二月，叛軍攻佔洛陽，唐軍退守潼關。同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率眾進軍河北平叛。天寶十五載（756年），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六月，唐軍兵敗潼關、叛軍攻佔長安。玄宗出奔四川，在馬嵬坡時，隨行士兵譁變，殺死楊國忠，並逼迫玄宗處死了楊貴妃。太子李亨分兵後隨即北上，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改元“至德”，是為肅宗。玄宗被遙尊為太上皇。李亨的稱帝，雖有擅立嫌疑，但在穩定人心、統一指揮平叛方面具有積極作用。 ^[197] 

（安史之亂圖冊參考資料 ^{[157]  [193]}  ）

平定安史之亂的主要將領(2張)

隨後，肅宗急調郭子儀回軍靈武，命其與李光弼等將領討伐安史叛軍。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等率領軍民堅守大運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陽（今河南商丘），在睢陽之戰中力阻前後叛軍數十萬人長達十個月之久。 ^[48]  同時，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殺父自立。九月，郭子儀大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史思明於是在范陽降唐，只有安慶緒固守相州（今河南安陽）。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叛，馳援安慶緒，與唐九節度大軍決戰於安陽。唐軍潰敗，史思明殺安慶緒。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在洛陽再敗唐軍，想乘勝西入關，被他的兒子史朝義所殺。 ^[197] 

寶應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張皇后想廢除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宦官李輔國、程元振保護李豫，逮捕張皇后、李系等。隨後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為唐代宗。即位當年，代宗便任命其子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統率僕固懷恩等大敗史朝義部叛軍。廣德元年（763年），唐軍直指范陽，叛軍將領紛紛舉州投降，史朝義自殺。安史之亂結束。 ^[197]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使得唐朝元氣大傷，由盛轉衰。此後，中央的權力大大削弱，節度使的權勢越來越大。此時均田制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現象日趨嚴重，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安史之亂後人丁鋭減，土地大量荒蕪。藩鎮勢力壯大，藩鎮割據的現象在代宗朝後逐漸形成 ^[130]  。 ^[197] 

安史餘部投降後，唐朝廷無力收回其兵權，仍然任命他們為當地節度使，其中李寶臣的成德鎮（治今河北正定）、李懷仙的幽州鎮（治今北京市城區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鎮（治今河北大名）並稱為“河北三鎮”，是最跋扈的藩鎮，名義上尊奉唐王朝，實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父死子代，長期割據一方，直到唐亡。 ^[197] 

安史之亂後，內地也普遍設立藩鎮。河北之外，中原藩鎮有些割據性較強、如淄青（治今山東東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義（治今山西長治）等。南方藩鎮軍隊較少，節度使基本忠於朝廷。 ^[197] 

在唐朝中晚期的大部分時期裏，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 ^[152]  。朝廷在藩鎮表面恭順的前提下，開始默認極個別藩鎮自主選擇節度使的權力 ^[132]  。各藩鎮間功能不同，也存在矛盾，如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藩鎮保證了內外勢力的均衡，東南藩鎮則提供財政支持。因此有研究指出，正是藩鎮間的相互制約使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後仍能延續百餘年 ^[157]  。

廣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虛攻佔長安，代宗出逃陝州，隨後起用郭子儀擊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儀等平定僕固懷恩之亂。代宗在位時，頗有志於朝政。他打壓權宦強臣，使其或死或貶，起用賢臣楊綰，並命劉晏改革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

大曆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宮紫宸內殿崩逝，太子李適即位，是為唐德宗。德宗任用楊炎為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税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税。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税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發展。 ^[131] 

德宗力圖平藩，不許藩鎮傳土地於子孫，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鎮叛亂，發生了持續五年的奉天之難。在平叛過程中，更有盧龍、淮西繼叛，各自稱王稱帝。前往平叛的涇原軍隊又發動涇原兵變，佔領長安，擁盧龍節度使朱滔兄朱泚為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和梁州（今陝西漢中）。在李晟等人陸續將兵變平息後，德宗對叛亂造成的危難心有餘悸，於是對藩鎮採取姑息態度，承認河北三鎮世襲特權，以使其取消王號，維持現狀。這次失敗的削藩戰爭，基本奠定了其後中央與藩鎮、藩鎮與藩鎮的強弱地位，以及各藩鎮之間盤根錯節的相互關係。 ^[197]  德宗回到長安後，一方面積蓄力量為削藩做準備，同時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 ^[192] 

不過，德宗在位時，用宰相李泌之策，聯合回紇、南詔，打擊吐蕃，也為後來的“元和中興”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駕崩，其子李誦登基，即唐順宗。順宗任用王叔文等，罷除了宦官掌握的“宮市”，試圖奪取宦官統領神策軍的權力，結果遭到宦官強烈抵制。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密謀下，在位不到兩百日的順宗被迫禪位於其子李純，即唐憲宗；王叔文、柳宗元等改革核心成員或被賜死，或被貶為遠州司馬。這次鬥爭被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或永貞革新。 ^[197] 

憲宗經常閲讀典籍實錄，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總結歷史經驗，勤勉政事。他注重發揮羣臣的作用，敢於任用能臣、賢臣為宰相。憲宗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很晚才退朝。憲宗在位十五年間，在政治上有所改革，政績較多。

在軍事上，憲宗剛明果斷，用人不疑，決心以法度制裁藩鎮，力圖中興統治。從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七年（812年），他在宰相李吉甫、杜黃裳、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先後派兵討平西川、夏綏、鎮海三鎮，勸導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順朝廷。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經過苦戰平定淮西吳元濟叛亂。此後，成德鎮的王承宗也輸納貢賦、請授官吏。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平定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各地節度使都由中央任命。 ^[192]  至此，跋扈的河北三鎮及淮西、淄青都接受朝廷約束，全國暫歸統一。 ^[197]  這一短暫的成就被稱為“元和中興”。

憲宗死後，唐穆宗即位，宰相短視，致使長慶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盧龍三鎮再叛，而元和以前長期割據的河南、河北和山東地區的其他藩鎮，繼續在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唐王朝直接統治的地區比元和以前有所擴展，但藩鎮問題並未從根本上解決。 ^{[192]  [197]} 

在吐蕃的威脅下，外部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唐朝的內患也不斷加深。其中導致唐後期政治腐敗的更大問題是宦官專權，專權的基礎和危害均源自宦官握有兵權。 ^[197] 

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到唐玄宗時宦官權力明顯擴大。安史之亂爆發後，肅宗以宦官李輔國執掌禁軍。代宗時神策軍成為中央禁軍。德宗不信任朝官，設左右護軍中尉，以宦官擔任，統率神策軍。從此，由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神策軍地位在其他禁軍之上，裝備精良，有十五萬人之多，控制了神策軍等於控制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為監軍使、駐紮各個藩鎮，直接與中央聯繫，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朝廷還設置由宦官充當的左右樞密使，替皇帝裁決政務。兩樞密使、兩中尉號稱“四貴”，掌握軍政大權，成為政府實際統治者。自順宗以後至唐亡，除唐敬宗外，八個皇帝都是宦官擁立的；憲宗、敬宗均死於宦官之手；一個皇帝（昭宗李曄）曾被宦官囚禁。 ^[197] 

跋扈的宦官脅迫皇帝、蔑視宰相、欺凌士人、橫行朝野，必然與朝官發生衝突。由於宦官的機構在北面宮城，朝官的衙門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鬥爭被稱為“南衙北司之爭”。在皇帝支持下，朝官曾與宦官有過兩次大的鬥爭，一次是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參見“艱難復興”目錄），還有一次是文宗時的“甘露之變”。當時文宗起用李訓、鄭注，策劃了一個剪除宦官的計劃。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訓使人謊稱金吾廳後石榴樹上出現甘露，想在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等率眾宦官前往查看時將他們殺盡。仇士良在途中發覺有異，挾持文宗急入內宮，隨即派神策兵捕殺李訓、鄭注並眾宰相，血洗長安。文宗以後，再無皇帝主動對宦官採取大規模剪陳行動，從此，“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直到唐朝滅亡。 ^[197]  而後，宦官團結一致；以宰相為首的南衙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從而埋下了晚唐藩鎮、宦官相沖突的種子。 ^[49] 

安史之亂後，君權多弱，相權又不專，導致朝官內部爭權奪利、各結朋黨，排斥異己。憲宗在位時已經關注朝官結黨傾向，多次與宰相討論朋黨問題。憲宗以後，出現了影響朝政四十餘年的所謂“牛李黨爭”。“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李黨”以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兩黨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見相似的官員相結而成。雖然在科舉置廢、藩鎮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見和措施，也可分出優劣，但總體看，黨爭的主要表現還是以人劃線，此進彼退，互相傾軋。穆宗時，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本當入相，卻八年不得調動，而牛黨引牛僧孺為相，造成李、牛積怨加深。唐文宗李昂時，牛李兩黨鬥爭日趨激烈，在朝議事，爭吵不休；進退官員，唯黨為是，以致文宗嘆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直至唐宣宗時，兩黨領袖或貶或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 ^[197]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擁立潁王李炎為皇太弟。不久後，文宗崩，李炎即位，即唐武宗。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貶黜牛僧孺、李宗閔，澄清吏治，發展經濟，有志於革除積弊，出現了較好的政治局面。 ^[197] 

首先，對於宦官有諸多不滿的武宗，吸取文宗失敗的教訓，改用了疏遠、冷淡的手段對付宦官。 ^[49]  會昌二年（842年），仇士良煽動神策軍譁變，被武宗與李德裕聯手挫敗。仇士良惶恐謝罪，被剝奪了軍權，被尊崇為觀軍容使。不久後，仇士良主動請辭，被迫致仕。因此，武宗統治時期，宦官勢力遭到遏制。

其次，武宗朝對外擊潰回鶻烏介可汗及其部眾，肅清北疆；對內剛柔並濟，使藩鎮降服。他挑選了恭順朝命的雄武軍使張仲武繼任盧龍節度使，同時堅決派兵討伐不尊朝旨的昭義鎮劉稹叛亂。 ^[197] 

在宗教問題上，武宗崇信道教，並且為打擊僧侶地主的勢力，他於會昌五年（845年）下詔拆毀佛寺，令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沒收奴婢十五萬人及大量寺院土地。 ^[139]  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鞏固了中央集權。但在拆毀寺院的過程中，經濟損失也不小。 ^[140]  這一事件被稱為會昌滅佛。此外，景教等宗教的傳播也受到限制。

會昌六年（846年），武宗因丹毒發作而駕崩，宦官選擇光王李忱繼承皇位，是為唐宣宗。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無能之人，但等到即位以後，卻表現出勵精圖治的願望。他貶李德裕於崖州，抑制宦官勢力，打擊權貴，勤儉治國，注重選拔人才。文化上，再次尊崇佛教。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今甘肅敦煌）人張議潮領導沙州等地人民起義，驅逐了河西地區的吐蕃守將，並派使者攜十一州地圖户籍入朝，歸順唐朝廷。經過多年奮戰，使河西走廊的瓜、沙等十一州重新迴歸唐朝，吐蕃勢力被徹底逐出河西、隴右之地。 ^[123]  此後“西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餘里，户口百萬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歸”。 ^[124] 

河西肅清後，唐王朝無西顧之憂，而在武宗、宣宗統治時期，唐朝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安穩，使本已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局面。但他們無法解決日益複雜的社會矛盾。 ^[192] 

唐宣宗統治末期，經濟、政治衰退，國內亂象頻生 ^[160]  。大中十三年（859年），宣宗駕崩，其子李漼即位，即唐懿宗。當時唐與南詔在四川、雲南、廣西一線發生了戰爭，政府財政也發生嚴重困難，經常預徵兩三年的賦税。江淮一帶又遇到連年水旱，農村十室九空，農民大量逃亡 ^[174]  。待到懿宗甫襲位，國內積累的矛盾便爆發，全國出現大規模的民變。大中十三年（859年）至鹹通元年（860年）的裘甫起義和鹹通九年（868年）至鹹通十年（869年）的龐勳起義拉開了唐朝滅亡的序幕，史稱“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159]  。 ^[192] 

鹹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死，其子李儇即位，為唐僖宗。僖宗在位期間，權宦田令孜把持朝政，政局日益混亂。乾符二年（875年）初，出現了王仙芝起義，起義軍自濮州（今山東鄄城北舊城）起兵，屢敗唐軍，至乾符五年（878年），起義軍首領王仙芝死。然而就在同時，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黃巢的力量不斷壯大，並一路轉入南方，於廣明元年（880年）發動北伐，十二月抵達長安附近。僖宗倉皇逃亡蜀地。至中和四年（884年），在各鎮節度使的夾擊下，黃巢起義方才平息。 ^[174]  這次起義使唐朝的經濟重地江南地區遭受了巨大的打擊，宦官所管理的禁軍也損失過重，而宰相與宦官間仍鬥爭不斷。此外，這次起義後，超強藩鎮開始出現，打破此前各藩鎮間的均勢，以兵力壓制羣藩，最後導致唐朝滅亡。 ^[197] 

文德元年（888年）僖宗死後，其弟壽王李曄即位，即唐昭宗。昭宗繼位後，決定遷都洛陽。 ^[172]  乾寧五年（898年），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等人發動政變，軟禁昭宗，強迫其退位為太上皇，扶立太子李裕即位，年號光化。天覆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聯合神策軍指揮使孫德昭襲殺劉季述，迎昭宗復位。 ^[173] 

在這一時期，宣武軍節度使朱温與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成為風雲人物，在朝廷各樹黨派。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勝利。天覆三年（903年），朱温入宮盡誅宦官 ^[120]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發兵攻陷長安，挾持昭宗遷都洛陽，之後將其殺害，立輝王李柷為帝，即唐哀帝 ^[104]  。天祐二年（905年），朱温大肆貶逐朝官，並將三十餘位朝臣殺死於白馬驛（今河南滑縣），投屍於河，史稱白馬驛之禍 ^[175]  。

朱温本想等統一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征討淮南楊行密失利，故決定提早稱帝。 ^[50]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哀帝禪位，唐朝至此滅亡。 ^[51]  在隨後的五代十國時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所建的後唐和李昪建立的南唐都自稱是唐朝的承繼者而用“唐”作為國號 ^[121-122]  。

因致力於“拓境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顯，唐朝在邊疆各地廣置羈縻府州進行管理。隋末，東突厥勢力發展迅速。貞觀四年（630年）唐朝出兵擊敗東突厥，取得陰山以北至大漠的廣大地區。唐朝又攻滅漠北的薛延陀，於其舊地設安北都護府（今蒙古國杭愛山以東），統管漠北鐵勒諸部的都督府州；並於漠南地區設單于都護府（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以北），統轄漠南突厥諸部的都督府州。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後突厥興起後，唐朝勢力退出漠北地區。 ^[168] 

唐滅東突厥之後，西域的伊吾七城降唐，唐於其地置西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以後又據有西域的多處地區，先後置龜茲（今庫車）、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葉（在今吉爾吉斯北部）四鎮，並將西域都護府移至龜茲，稱為安西四鎮。唐朝攻滅西突厥後，在東起阿爾泰山、西至鹹海的西突厥舊地設數十個羈縻府州。在中亞，唐朝的勢力還進入阿姆河流域。天寶十載（751年），唐軍兵敗怛羅斯之戰，唐朝的勢力退至葱嶺以東地區。 ^[168] 

在東北部，唐朝攻滅高麗（即高句麗），於平壤設安東都護府，下轄一些羈縻府州，轄境包括今烏蘇里江以東及黑龍江下游，南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後因統治不穩，唐朝將安東都護府移至遼東（今遼寧遼陽）。天寶以後唐朝廢除安東都護府，放棄了遼東地區。 ^[168] 

在西南部，唐朝招降西南各族，在今川西南與滇東北一帶，先後置南寧州都督府（治今雲南曲靖）、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賓）及姚州都督府（治今雲南姚安），疆域一度擴至今緬甸東北部。但吐蕃、南詔相繼崛起，使唐朝在西南的統治不穩，最終以天寶初年後南詔永久性佔領姚州都督府治地告終。 ^[168] 

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設安南都護府（治今越南河內）。 ^[168]  後在都護府基礎上置靜海軍，由節度使兼領都護。終唐一代不廢。

總之，在唐高宗龍朔（661年－663年）年間，唐朝疆域達到極盛：東起朝鮮半島，西達鹹海以及呼羅珊地區（唐在中亞有羈縻州安息州），北包貝加爾湖至葉尼塞河下流一帶（唐在極北處有羈縻州玄闕州），南抵越南順化一帶 ^[52]  。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前期所置的羈縻府州逐漸喪失，周邊的邊疆王朝與邊疆政權的疆域也不斷擴大。為平定接連發生的叛亂，唐朝將防守吐蕃的軍隊東調平叛，西面邊防空虛。吐蕃乘機向東面和北面擴展，先後奪取唐朝的川西北、甘東南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又佔據北庭、安西地區。吐蕃對唐朝在西部、西北部的統治形成嚴重威脅 ^[168]  。晚唐時，沙州人張議潮起兵收復河隴地區，趁吐蕃內亂，於鹹通七年（866年）擊潰吐蕃，重新打通絲綢之路 ^[179]  。

安史之亂前，唐代地方分州、縣兩級。 ^[187]  此外，唐朝開創了中國行政區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這些道沒有實際的權力。唐代城市等級主要是總管府、都督府、節度使等，府以下為州、縣。貞觀十四年（640年），全國共設三百六十州（府），下轄一千五百五十七縣。開元年間又將山南、江南各分東西，並增置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設州、府，州、府下設縣，開元末年，全國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53-54]  [187]} 

唐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很多，為有效管理突厥、回鶻、鐵勒、室韋、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分別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以及大量隸屬於六大都護府的都督府和羈縻州。

（區劃圖冊參考資料 ^[105]  ）

唐朝官制基本承襲隋制而又有所發展。中央機構由政事堂（後改中書門下）、台省、卿監、南北衙衞軍（見“軍事”目錄）及東宮官屬幾個部分組成：

唐朝官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一般職官系統之外，另有使職差遣（臨時派某官辦某事，事畢輒罷）。以他官行宰相職事的同平章事就具有這種性質。中央重要的使職還有翰林學士和宦官四貴（左右中尉和二樞密使）。 ^[186] 

到了唐後期，中樞機構和行政事務兩方面都出現了變革。在提升皇權和追求行政效率的過程中，“中書門下”與“使職差遣”的作用日益增大；原有機構與新設實際辦事機構並行；“官”與“職”分離。這些變化直接影響了五代和北宋的政治制度。 ^[199] 

唐朝的科舉有制舉和常科。制舉為選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試，科目繁多，不常設。常科有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其中秀才應舉者少，明法、明書、明算招考的是法律、書法、算數等專門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經、進士則是常科乃至科舉制中最主要的科目。明經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於進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試難度及社會地位均低於進士科，以致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説法。 ^[199] 

參加考試的人有兩種：出自各類學校的稱“生徒”，學成直接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未入學的稱“鄉貢”，需先參加州縣考試合格後，再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明經科考試主要是“帖經”，考的是背誦經典的能力，相對比較簡單。進士科考試科目從唐初到玄宗不斷變化，最後固定為三場：帖經、雜文（主要是詩賦）、對策。考試科目的變化與政治形勢、文化風尚，以及統治者的好惡均有關係。 ^[199] 

常科及第，只獲得出身即入官資格，要想獲得官職，還必須參加吏部舉辦的“銓選”。銓選的標準有四：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判語），其中的“判”是官員必備的處事能力。完整意義上的官員選舉制度，包括獲得入官資格的“舉”和取得官職的“選”。明經出身，成為中下級官吏的較多；進士出身，則有更多的機會出任高級官吏。唐憲宗以後，進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經佔有絕對優勢。到唐末，進士科出身者被稱為“衣冠户”，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199] 

唐朝的科舉制雖已確立，但仍不完善，具體表現為：

儘管如此，科舉制的確立還是起到了抑制門閥、選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興盛的人事保證。它所具有的不問出身背景、公平競爭的特色也被後世繼承和發展。科舉制總結了歷代選官制度的經驗教訓，創設了一套更為完善的人才選拔機制，極大地擴展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普遍推行的選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199] 

唐朝明確規定國家的正式法律形式為律、令、格、式四種。《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訴訟程序）；令是積極性的、正面性指導人們行為的法規，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規範為主體的單行法規；式是國家行政事務的具體操作程序、公文的格式。唐代幾次大規模的立法活動都是同時修訂律、令、格、式，説明這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 ^[170] 

除了律、令、格、式四種法律體系外，唐朝還曾編制稱之為“六典”的典章彙編。唐末又曾將律、令、格、式以及有關的制敕以刑事法律為主體，彙編為“刑律統類”。 ^[170] 

唐律根據隋《開皇律》修撰而來。唐高祖時制訂《武德律》，到太宗朝完成《貞觀律》。唐高宗永徽年間對唐律進行了修訂，形成《永徽律》，並進行全面註釋，寫成《律疏》。傳世的《唐律疏議》，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一般認為即《永徽律疏》。 ^[153]  之後，玄宗朝又有《開元律》等。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 ^[171]  ，成為中華法系後世法典的藍本。

唐朝法律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55] 

因隋煬帝楊廣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亂導致全國人口鋭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户，李唐統一全國後户口開始逐步恢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户數恢復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 ^[60-62]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户380萬。 ^[63]  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户615萬，約3714萬人。 ^[64]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户數9619254，口數52880488，為官方户口統計的峯值。 ^[65]  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户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户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學者分析，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峯值達6000萬左右。 ^{[46]  [66]} 

現代學者們普遍認為唐朝的人口峯值出現於天寶十三載至十四載間（754年-755年），因學者考慮到佃農、隱户、奴僕、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納入户口統計的人而對唐朝人口峯值有不同看法。 ^[67]  唐朝史學家杜佑認為天寶年間户口峯值為1300至1400萬户；現代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總人口數約為6300萬 ^[69]  ；施建中認為，天寶年間唐朝總人口約有6000至7000萬人 ^[205]  ；凍國棟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户數大約為1430至1540萬户，對應人口7475至8050萬人 ^[68]  ；王育民認為天寶年間的人口峯值約為8050萬 ^[5]  ；葛劍雄認為天寶十四載（755年）左右的人口峯值約在8000至9000萬之間；陳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峯值是9254萬人；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更認為唐朝人口最高峯時約有2000萬户，人口總數達1.4億人 ^[66]  。

唐初，徵收賦税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本，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繳納同等數量的絹粟。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農大量存在，並且都佔有一定數量土地的基礎上的一種賦税制度。自高宗以後，土地兼併日益發展，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成為地主的佃户。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户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掛丁户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導致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 ^[207] 

到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税制，實行兩税法。一年分夏秋兩季收税，將徵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為主，以户税和地税來代替租庸調。 ^[142]  兩税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税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是中國賦税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 ^[143] 

唐朝農業生產工具與技術較前代有新的進步。標誌着古代中國耕作農具成熟的曲轅犁就出現在唐朝。唐代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筒車。

唐朝的水利工程修建達到了一個高峯：唐初，有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巖湖、鏡湖等。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749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鬥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鬥僅五文。唐朝後期，由於人口南遷，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56-57] 

唐朝“安史之亂”後，北方社會生產遭到破壞，人口不斷南流。此後直到五代時期，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參見詞條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 ^[141-142]  。

唐朝手工業較前代有很大的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着有益的作用。 ^[46]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重要部門之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制。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雜户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不發達。唐朝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唐後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和製茶業。

唐代時，陶瓷藝術得到發展。其中，越州窯的青瓷色澤青翠，被稱讚為“似冰似玉”；邢州窯的白瓷“似銀似雪”， 均是馳名天下的產品。而江西景德鎮的瓷器製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譽。此外，以黃、綠、青三色釉陶製作成馬、駱駝、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動活潑，色彩鮮麗，尤為這時期陶瓷生產的特色。堪稱傑作。 ^[147]  唐三彩不僅在遼宋金元明繼續發展，而且還傳播到東北亞地區，衍生出“新羅三彩”“奈良三彩”。 ^[145] 

（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146]  ）

唐代的茶文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出現了“茶聖”陸羽。陸羽編纂了世界上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為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144] 

唐朝商業比前朝發達，刺激着手工業進步，也加強着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 ^[46] 

唐朝中期，由於人口增加，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十分繁榮，城市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首先，城市數量增加，分佈廣泛，尤其是南方城市發展很快。西域、東北地區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其次，城市人口總量有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認為，隋唐時期城市人口總數達到了中國農業時代的一個高峯，“遠遠高於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現了一批大城市，甚至還有人口達百萬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數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長安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為重要。東都洛陽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僅次於西京長安。 ^[206]  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長安城周長七十餘里，人口約一百萬，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組成。全城佈局整齊，道路寬闊，樹木成蔭。城中有東西兩市，是全國最繁華的商業區。通過絲綢之路，各國商人們還通過長安把百貨運銷到中亞、西亞等地。 ^[147] 

隨着商業的繁華，以兩京為中心的全國交通也很發達。以陸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陝西鳳翔），東到宋州、汴州，有寬闊驛道，沿途都有客店供應商旅食宿，並出租車驢，供給商旅乘騎和運輸。再由此出行、南往荊襄、北達太原，東北至范陽，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涼，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遠路，不必自備行李食糧，也不用擔心盜匪打劫。至於由官府設置的水陸驛館，全國計有一千六百餘所，驛館寬大明敞，配備有驛丁，免費供應酒食住宿、還提供馬匹、船隻，供官吏乘坐和傳遞政府的文書之用。 ^[147] 

此外，水運和海上交通也很發達。沿運河交通點的許多地方發展成為繁盛的集鎮，其中地處運河與長江會合點上的揚州是東南水陸交通的樞紐，商業最為繁盛，是南北百貨薈聚的大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集散地。東與日本、朝鮮，南與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進行着大宗的貿易。南方的廣州，更是進行海外貿易的大都會，每年經常有許多外國商船來此。大曆五年（770年）前後，進出口船隻，高達四千餘艘。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這裏設置市舶司，商船進口，要徵收停泊税和收購政府所需的貨物，然後才聽憑與商人貿易。由於國際商人來往很多，有的且長期居留，政府特地設置“番坊”進行管理。 ^[147] 

唐代對外貿易繁榮，交流密切。除傳統的北方絲路以外，還有草原絲路、青海絲路（唐蕃古道）、西南絲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海絲路和東海絲路）。 ^[156] 

唐朝建立後，出台了自己的鑄幣政策體系。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58]  ，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物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體系。 ^[59] 

唐朝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兩税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191] 

隨着商業的發展，唐後期已普遍出現了供商人貯存和批發貨物的邸店，以及承辦商人貨款的櫃坊。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户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此外，唐後期還出現了一種信用券，稱為“便換”，亦稱“飛錢”。商旅只要付錢給各道設在京師的有關機構和商號，取得半聯憑券，回到本道後就可以持券取款。飛錢的出現對於遠途到京師做買賣的商人提供了貿易上的便利。這些都與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147]  這些都説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內容，恢弘的氣勢，雍容的風度，昂揚向上、堅定執著的進取精神，生動自然、兼容幷蓄的開放性格，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豔麗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獨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經濟的繁榮、國勢的昌盛、國內交通的發達和中外交往的頻繁，不僅給唐代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和開放寬鬆的創造環境，而且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並激勵人們去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文化。 ^[174]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新高峯，其中最繁盛的是詩歌。僅《全唐詩》就收有二千三百餘人的近五萬首詩篇，其內容豐富體裁多樣、作者眾多。 ^[208] 

唐詩的發展階段一般被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88]  唐初以陳子昂和“初唐四傑”等人為代表；盛唐有高適、岑參的邊塞詩，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詩氣魄宏大、豪邁奔放，號稱“詩仙”；杜甫的詩雄渾凝練、格調嚴謹，其人號稱“詩聖”，詩作被贊為“詩史”；中唐有“大曆十才子”，之後白居易改革詩歌，採平易語言，多敍事成分，開創“元和體”，影響最大。其他著名詩人還有元稹、韓愈、孟郊、劉禹錫、李賀、杜牧、李商隱等。 ^[208] 

唐朝後期，出現了與音樂搭配、句式長短不等的“詞”。詞一開始就具有抒情和豔麗傾向。 ^[208] 

唐代文學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學創作的發展，其表現是“古文運動”，主要發動者和參加者是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反對駢文，主張改革文風和語言，以散行單句作文，貫徹“文以載道”思想。其中韓愈的散文氣勢豪壯、論理清晰、簡潔生動，對後世影響很大。 ^[208] 

唐代是我國古典小説的成型期，創作高峯在中唐。因為是文人“徵異話奇”後“錄而傳之”，所以這種小説也稱為“傳奇”。唐傳奇主要有三類：神怪故事、戀愛故事、俠義故事，它主要是滿足市民階層的需要而發展。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 ^[183]  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奠定了後代小説文學發展的基礎。 ^[208] 

由於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説唱方式宣講佛經故事乃至歷史故事，其底本稱“變文”，還有“講經文”等。這一文學形式因近代敦煌文書的發現而為人所知。代表性作品有《目連變文》《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秋胡變文》等。變文對後世民間講唱文學有重要影響。 ^{[184]  [208]} 

唐朝開始有了“戲劇”一詞，唐朝的戲劇主要是“全能戲、歌舞戲、參軍戲、傀儡戲”，唐朝的戲劇受到西域戲劇的影響，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劇的營養，形成了唐朝戲劇，並且傳播到朝鮮半島、古日本等。

西域戲劇，主要是龜茲戲劇，龜茲本地樂器“篳篥”是主奏樂器，他們改良了源於西亞的“豎箜篌”和“曲項琵琶”，唐朝時期傳入中土並且風行各地，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西域戲劇裏常用的道具“披帛綵帶、纓絡花繩”也被唐朝戲劇採用。

在公元7世紀左右，古印度的戲劇梵劇也伴隨着印度佛教傳入唐朝，梵劇《舍利弗劇》《彌勒會見記劇本》後來曾在新疆出土。

唐代的繪畫藝術吸收西域“暈染法”，在各類題材上都有發展：宗教畫仍然較多，有“畫聖”之稱的著名畫家吳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宗教壁畫三百餘壁，形成“吳帶當風”的獨特風格；人物、動物畫具有很高藝術水平，閻立本畫帝王像，張萱、周昉畫貴族婦女都很傳神，代表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韓幹畫馬也能曲盡精妙；山水畫突破“人大於山”的侷限。形成李思訓父子的青綠山水和王維的水墨山水畫，後者奠定了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基礎。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畫是反映當時繪畫水平的寶貴資料。 ^{[89]  [208]}  此外，韓滉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

（繪畫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115]  ）

唐代壁畫事業特別發達，現存敦煌壁畫全部排列起來可長達25公里。以圖像形式闡明一些佛經思想內容的“經變畫”構圖複雜、富麗堂皇。 ^[208]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細膩生動。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駿，是聞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造像豐滿圓潤、莊嚴慈祥，高達17.4米，耳長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軀，形象柔和生動；四川樂山大佛也令人讚歎。墓葬出土的各類陶俑三彩俑與石刻畫極大豐富了人們對隋唐雕刻藝術的認識。 ^[208] 

初唐書法多學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書字體柔圓；歐陽詢吸收北方書法風格，楷書筆力嚴整，自成一體，名作有《九成宮醴泉銘》。二人與褚遂良、薛稷並稱“初唐四大家”。盛唐時筆意漸肥。顏真卿一掃“肥俗”之弊，筆法遒勁、方正渾厚，影響深遠。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廟碑》；晚唐書法名家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顏柳二人的書法被稱為“顏筋柳骨”，其風格影響後世，分別形成了“顏體”與“柳體”。此外懷素、張旭的草書也很有名。後世在敦煌發現的幾萬件經卷，多為“經生”抄錄；墓葬出土的幾下方墓誌出自眾多書手刻工，這些發現是隋唐書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見證。 ^[208] 

唐以前，紀傳體正史多由私家修撰。從唐朝開始，朝廷設立史館，置史官專修史書，而以宰相總監。 ^[208]  中國“二十四史”中有八種為唐人所修：《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則為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所編著。這些史書雖還保存濃厚的世族家譜的形式，但對於3、4世紀之交到7世紀初約三百餘年間中國社會的複雜混亂的史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後代研究這一段歷史有了基本的線索。 ^[190]  唐朝史官還負責修撰當代史的“國史”，曾先後遞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肅宗一百四十餘年的“國史”一百餘卷。這種官修史書制度為後世各朝所效法。 ^[208] 

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撰寫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對唐以前的史學作了全面總結。他在書中強調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張據實“直書”，反對“掩惡”和“虛美”。書中討論了各種體裁史書的得失，以及編寫史書的方法。另外，他還提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這些卓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影響。唐代後期的宰相杜佑則著有《通典》200卷，記錄歷代典章制度，開創了政書體通史的新體裁。他編此書的目的是從制度上總結歷史中的治亂經驗，以消除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弊端。杜佑認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將《食貨》作為《通典》首篇，這是很有見地的。在《通典》影響下，後世出現了《通志》《文獻通考》等政書體通史系列著作。 ^[208] 

唐代是中國儒、佛、道三教並盛的黃金時期，共同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91]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在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到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唐太宗時，玄奘去天竺取經，帶回許多佛教經典，並譯成漢文。由於與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接觸，所以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獲得創造性的發展。十三宗派中的禪宗被認為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標榜，而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禪宗特有的判教説。佛教心性論是唐代儒學發生變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並對唐宋儒學發展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90]  [190]} 

道教內部上清派、樓觀派、正一派、靈寶派等派別則在相互融合中推進了道教教義學説和儀軌制度的建立，道教主要借鑑吸收佛教的思辨哲學以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而佛教則對道教的法術齋醮有所借鑑。 ^[90] 

此外，襖教、伊斯蘭教、摩尼教、景教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這些宗教信仰給以後中國，乃至東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極大影響。 ^[190] 

唐代舞蹈承襲隋朝，繼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漢族傳統樂舞和北朝各民族樂舞，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唐代舞蹈。社會各階層的羣眾性舞蹈活動普遍，觀賞舞蹈表演成為人民藝術生活的一要，形式華麗、規模宏大的宮廷燕樂舞蹈也大量湧現。盛唐時，宮廷中設置了完善健全的太常寺、教坊，管理宮廷樂舞等事宜。唐玄宗時又從坐部伎及宮女中挑選出一大批技藝最高的樂工、舞伎，設立了梨園，專事歌舞的排練和演出。

唐代舞蹈形式豐富多彩，除中原江南人民創造的舞蹈外，還流行流行西域的“胡樂”“胡舞”。唐朝廷的“十部樂”中，有六部為西域樂；舞蹈中的“胡旋舞”等也來自西域。 ^{[136]  [208]} 

唐代中後期的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陸羽精於茶道，著有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對中國茶業和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仙”。 ^[185] 

唐朝建築氣魄宏偉，嚴整開朗，使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時期。唐代皇宮大明宮即是例證。當時日本的平安京亦效仿唐長安、洛陽的城市佈局、建築風格進行設計建造。現存的唐代木結構建築保存較完好的有山西的佛光寺、天台庵、廣仁王廟、南禪寺等。

（以上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189]  ）

唐朝造船業發達，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種大小船隻。其中“開巷為圃”、規模龐大的“俞大娘航船”是唐代商業繁榮的表現。 ^[133]  而唐代的海舶（如南海舶）體積更大，經常往返唐與南海各國之間，説明了唐代與南海各國貿易、文化往來的頻繁。 ^[133]  唐人李皋在隋時宇文愷製成使用輪軸轉移的巨型戰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對巨型戰艦加以改造，增加行速，堅固耐用。 ^[190] 

數學方面，唐代主要總結前代成果，編選了《十部算經》作為學校教材。 ^[208] 

唐代的雕版印刷術得到發展，大約在中晚唐逐漸應用於印製曆書、字書、術數書、佛像經咒等各方面。 ^[208]  1953年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有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的《陀羅尼經咒》一方；在甘肅敦煌曾發現鹹通九年（868年）雕版印製的《金剛經》。 ^[190]  二者均為已知較早的印本書籍。

印刷術的發明對文化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 ^[208] 

醫藥學方面，唐人完善了“分科”的醫學教育治療體系。號稱“藥王”的孫思邈所著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前人藥方大成；王燾《外台秘要》對婦人、小兒立專章論述，還引進了印度眼科技術。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頒行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此外藏族醫學經典《四部醫典》也具有很高的醫學水平。 ^[208] 

唐初的天文學家兼數學家李淳風所定的“麟德歷”相當精密，並註釋了魏晉南北朝時的《算經》。玄宗時，僧人一行發現恆星位置變動的現象，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還與他人造出黃道遊儀，以觀測恆星。一行制定的“大衍曆”曾傳至日本。 ^{[190]  [208]} 

唐初，許敬宗編有《西域圖志》。中晚唐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總志；賈耽首創沿革地圖繪製體例，即“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所繪《海內華夷圖》近10米見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國地圖。《海內華夷圖》以一寸折百里，在縮尺繪圖學上又發展了一步。 ^{[190]  [208]} 

孫思邈在《丹經》中談到硫磺的“伏火”方法，第一次把火藥的配方記錄下來。唐朝後期，火藥開始應用於軍事領域，出現了最初用火藥製造的武器“火箭”。後來，火藥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對整個世界文明發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117] 

唐朝梁令瓚造天球儀，是世界機械天文鐘的開端。 ^[208] 

唐初沿襲北周至隋施行的府兵制，並在貞觀年間進行整頓，規定中央十二衞（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左右金吾衞，東宮六率即太子左右衞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是管轄軍府的最高軍事機關，每衞各領40至60個軍府。軍府改稱“折衝府”，由折衝都尉統領。府下以200人為團，50人為隊，10人為火。府兵原則上從富户強丁中徵發，21歲服役，60歲退役。服役期間免課役，但要自備衣裝、武器、糧料。 ^{[186]  [209]} 

府兵本質上屬中央禁軍。除戰時出征外，平時輪流到京城和邊防要地宿衞，而以到京城宿衞為主。到京城後，由十二衞將軍分領；出征則由朝廷另外命將統率；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將帥無法擁兵自重。 ^[209] 

唐代前期，有630餘府，其中京城所在的關中有261府，20萬兵力，約佔全國軍府的40%以上，形成“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佈局，強幹弱枝、居重馭輕，有利於對全國的控制。唐初府兵地位較高，富室子弟積極從軍，唐太宗又注意府兵訓練，使府兵具有較強戰鬥力。 ^[209]  在此基礎上，有效保障了唐初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和國家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遼闊疆域的基礎。 ^[210] 

唐高宗後期至武則天統治時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普通農户受田不足或得而復失，自備資糧成為均田農民的沉重負擔；加上府兵地位下降，富室大户逃避徵發，或僱人代役，致使避役、逃役嚴重，軍府人員不足，甚至“無兵可交”。與此同時，邊疆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突厥再次興起、契丹等不斷南下，吐蕃開始與唐對峙。在這種形勢下，只靠亦兵亦農、定期服役、臨時徵發出戰的府兵已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需要設置長期駐紮在邊疆的軍隊。於是徵發的府兵不得不向招募的職業兵轉化。 ^[209]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採納張説建議，招募壯士13萬人，充當中央宿衞軍。次年又補選府兵、白丁12萬人，統稱“長從宿衞”（後稱“彍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從各種因公遷到邊疆的人家及當地客户中招募丁壯為“長征健兒”（後又稱“官健”），由國家供給衣糧，充實邊疆各地軍鎮。天寶八載（749年），命折衝府停行發兵文書，府兵制廢止。募兵制使邊防軍強大起來，對維護邊疆穩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將師握兵坐大的弊病，形成了“外重內輕”的格局。 ^{[209]  [210]} 

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軍隊多由“官健”組成。這些官健以從軍為職業，父子世代為兵，是藩鎮割據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央軍隊由“長從宿衞”（彍騎）代替輪番宿衞京城的府兵，後以北衙禁軍為主。北衙禁軍中左右神策軍勢力最大。神策軍鎮守京師及西北，受中央管轄，自德宗後長期為宦官掌控；地方（邊防）軍隊由“長征健兒”（官健）代替輪番鎮防的府兵。以上變化意味着由招募制的職業兵取代了徵兵制的義務兵，對後代的兵制產生了重大影響。 ^{[186]  [209]}  此外，藩鎮兵中的牙兵也給唐朝社會、政治造成很大的影響。

唐朝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對周邊民族採用羈縻政策，並通過冊封、和親等多種方式，與突厥、回鶻、鐵勒、契丹、靺鞨、室韋等民族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上的聯繫 ^[174]  。唐太宗還被四夷各族尊為天可汗 ^[10]  。南詔、渤海等國通過派遣使臣、子弟入唐，學習唐的制度、文化，使這一時期邊疆、內地各民族呈現大交融局面 ^[181]  。

隋唐更替之際，東突厥常年南下襲擊漢地，唐初北方割據勢力紛紛聯籠突厥抗唐，使東突厥成為唐初的一大邊害。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遣李靖、李勣二將分路征討，次年降服東突厥，小可汗突利投降，大可汗頡利被俘，東突厥汗國覆亡。大量突厥人遷入唐朝，唐太宗將降眾安置在靈武至幽州一帶，設置羈縻府加以管轄。東突厥的滅亡與歸順震動了西突厥與西域各國，一些西域小國紛紛改投唐朝，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西突厥西抵波斯，北並疏勒，控制了絲綢之路。貞觀十四年（640年），唐軍攻克高昌城（新疆吐魯番），設安西都護府。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平焉耆，次年（648年）平龜茲，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統管于闐、高昌、焉耆、龜茲四鎮。唐高宗時期，西突厥在唐軍數次打擊下覆亡。西域至此成為唐朝的勢力範圍。 ^[93] 

唐高宗永淳二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祿在漠北稱汗，東突厥復國（史稱後突厥）。後突厥連年入侵北部邊疆。武則天試圖通過冊封、和親的手段試圖改善突厥人與契丹人的關係，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天寶三載（744年），唐與回紇聯軍滅亡後突厥。後突厥附唐者不少於萬餘帳。 ^[180] 

貞觀前期，唐朝為牽制東突厥，曾與北方的薛延陀結盟。東突厥滅亡後，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東突厥故土。薛延陀臣服於唐，卻暗中在擴大自己的力量。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試圖恢復東突厥，擁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薛延陀與新恢復的東突厥進行多次交戰。為了避免薛延陀勢大，太宗派李勣在貞觀十五年（641年）戰勝薛延陀。貞觀十八年（644年），趁唐太宗征伐高麗時，薛延陀擊敗東突厥並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出中原。隨後，高麗尋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與唐朝直接戰鬥。貞觀十九年（645年），夷男死後，他的兒子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貞觀二十年（646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天寶三載（744年），回紇與唐聯合攻滅後突厥，“盡有突厥故地”，收降其大部分部眾 ^[180]  。唐玄宗封回紇首領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天寶四載（745年），回紇擊滅後突厥，成為雄踞漠北的強大汗國。回紇與唐朝關係一直比較良好，因參與平定安史之亂及收復長安、洛陽等地有功，唐朝待回紇禮讓三分，先後把三位公主嫁給回紇可汗。貞元五年（789年），回紇更名回鶻。回鶻還與唐進行大規模絹馬貿易，回鶻的經濟文化有很大發展。從太和六年（832年）起，回鶻連遭自然災害的襲擊，內部動亂，勢力大衰。9世紀中期，回鶻內亂，在黠戛斯的攻擊下汗國崩潰，回鶻餘部分為四部分：一部分南遷，與唐朝發生衝突 ^[94-95]  ，戰敗後接受唐朝安置。其餘部分分別西遷，一支進入河西走廊，史稱“河西回鶻”；第二支遷至新疆東部，史稱“高昌回鶻”；第三支遷至新疆西部與中亞，以後建立喀喇汗國（即黑汗王朝）。 ^{[96]  [168]  [174]} 

吐蕃興起於7世紀初，在贊普松贊干布的統治下國力漸強，統一青藏高原。 ^[168]  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嫁入吐蕃，與松贊干布結婚。 ^[100]  此時唐蕃關係和睦，促進了民族交流。隨後吐蕃的興起，使唐的邊疆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自高宗朝起，吐蕃與唐時戰時和，並取代西突厥，成為影響西域形勢的重要力量。 ^[174]  唐中宗時，金城公主下嫁贊普赤德祖贊，將唐朝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吐蕃。唐德宗時，唐蕃相繼舉行清水之盟、平涼之盟，但未能徹底解決彼此矛盾，直到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達成“長慶會盟”，雙方劃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從此不再有大規模戰事。唐蕃會盟碑還保存在拉薩的大昭寺。 ^[100]  9世紀中葉後，吐蕃發生內訌，吐蕃王朝趨於瓦解。 ^[168]  唐蕃接觸基本結束。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76-177]  ）

隋末唐初，雲南的民族繁多，主要有白蠻和烏蠻，其中烏蠻不斷向洱海地區遷徙，征服了當地白蠻，先後成立了六個實力較強的部落，被稱為六詔。唐朝中期，在吐蕃威脅下，五詔常依附吐蕃。唐朝為削弱吐蕃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則大力扶助傾向唐朝的蒙舍詔（即南詔，大致位於今雲南巍山），以牽制吐蕃。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詔首領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六詔，建立了南詔國，被唐朝封為雲南王。 ^{[161]  [159]} 

南詔是在唐朝支持下建國的，和唐朝有密切的關係。國王繼位，都受唐朝冊封。唐玄宗曾經把宗室女嫁給皮邏閣的孫子鳳迦異。其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制度也深受唐朝影響。天寶十載（751年）與天寶十三載（754年），南詔不滿唐邊將殘暴，起兵反抗，兩次擊敗前來征討的唐軍，並且開始依附吐蕃。在安史之亂中，南詔會同吐蕃搶佔土地，俘獲了唐西瀘縣令鄭回。閣邏鳳讓鄭回教王室子弟讀書，拜他為相，後來還讓鄭回為樹立在太和城的南詔德化碑起草碑文，説明南詔和唐的友好關係，也備述腐敗的唐朝對南詔的壓迫，表示反唐出於不得已。唐德宗時，南詔王異牟尋因不堪忍受吐蕃壓迫，重新歸唐，於貞元十年（794年）與唐在點蒼山會盟。 ^[100]  此後南詔與唐朝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唐朝後期，南詔不斷選送子弟到成都學習。長期拜相的鄭回將漢族文化大量傳入南詔。太和三年（829年），南詔一度攻入成都，擄去工匠數萬人。這些工匠對南詔手工業的發展有着重大影響。南詔人學會了織綾羅的技術，織工精美，與蜀地不相上下。南詔城邑建築也大多模仿唐朝，如現存的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千尋塔，就是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形式和結構近似長安的大雁塔。 ^{[159]  [161]} 

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詔王世隆稱帝，發動了大規模的對唐戰爭。但這一戰爭使唐朝虛耗，南詔也因而疲敝。戰後，兩國又恢復和好關係，直至天覆二年（902年）南詔滅亡。 ^[161] 

西北地區的吐谷渾曾在隋大業五年（609年）被隋軍佔領，隋末復國。吐谷渾因夾處於吐蕃和唐之間，又與吐蕃同處青藏高原這一特殊地緣上，早年慕容伏允採取親蕃疏唐的外交政策。唐太宗幾進召見未能成功，於貞觀八年（634年），派兵西征，次年李靖擊敗吐谷渾，親唐的慕容順繼位並對唐稱臣。死後，慕容諾曷缽繼位，唐遣送弘化公主和親。龍朔三年（663年），吐蕃滅吐谷渾，諾曷缽率眾遷至唐安樂州（今寧夏中寧）。 ^[97] 

唐初，唐朝還招降了西南的甘南、川西等地的党項部落，設數十處羈縻州縣，西面達今四川阿壩與青海的阿尼瑪卿山。以後党項人俯仰於唐朝、吐蕃之間，叛服不常。 ^[168] 

南北朝以來，高麗（即高句麗，南北朝後被稱為高麗）勢力逐漸強大，地跨今中國東北地區與朝鮮半島北部。高麗在擊敗隋朝進攻（參見詞條三徵高句麗）後，對於繼起的中原王朝唐朝持恭順態度。高麗榮留王高建武於唐朝建立的第二年，即武德二年（619年）便遣使來朝。武德五年（622年），唐麗互相遣返流亡人口。武德七年（624年），唐冊封高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武德九年（626年），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兩國向唐朝控訴高麗阻攔他們入朝，高祖派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前往調解。 ^[162]  總之，國力尚未強大的高祖時代，唐麗保持着和平局面。 ^[166] 

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遣使去高麗，收葬隋時戰死者的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高麗擔憂唐朝進攻，開始在遼東建千里長城。貞觀十六年（642年），高麗西部酋長淵蓋蘇文殺高建武，立高藏為王，自立為莫離支，聯合百濟攻新羅。太宗遣使勸高麗罷兵，淵蓋蘇文不聽。太宗認為淵蓋蘇文弒君虐民，侵略鄰國，而高麗據有的“遼東”（即今東北地區遼河以東至朝鮮半島北部）為“舊中國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決心將對高麗的征伐作為中國統一戰爭的最後部分。 ^[163]  貞觀十四年（644年），唐軍水陸並進，夾攻高麗。次年，太宗親率六軍赴前線督戰，雖取得較大戰果，但因一時不能滅其國，故撤回。以後太宗雖屢擬再次派兵進攻高麗，終未成功。乾封元年（666年），淵蓋蘇文死，其子弟發生內訌。唐高宗以援救淵蓋蘇文子泉男生的名義大舉攻伐高麗，於總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滅高麗。以其地設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餘縣，隸置安東都護府。這一建置後來時存時廢，到上元二年（761年）終於廢除。 ^[162] 

唐太宗時代開始，唐朝在對外關係方面出現了積極進取的趨向，表現其將積極調停藩國間爭端的態度。因此，東北的奚、霄、契丹等東胡各族紛紛於貞觀二年（628年）遣使歸附。這大大加強了唐朝在東亞的地位。 ^[166]  安史之亂後，活動在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擺脱唐朝的控制。唐末以後實力逐漸強大，成為了後來的遼朝。 ^[168] 

聖曆元年（698年），東北靺鞨首領大祚榮在忽汗河（今牡丹江）上游建“震國”。唐玄宗後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乃改稱“渤海國”。在唐朝與高麗爭鬥時，渤海國乘機向四周拓展，極盛時在南面與新羅分界，西面與契丹相接，西南面在遼東與唐朝相鄰。 ^[168]  渤海按唐制建立政治、經濟制度，全盛時轄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文化深受唐朝文化影響，享有“海東盛國”的美譽。 ^[167] 

唐代經濟發達，社會、科技、文化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其開放的勢態，有力地加強了內地與邊疆的聯繫，“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賈耽《四夷道》記載，從長安“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為營州（今遼寧錦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今山東）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為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為安西入西域道，六為安南通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於是“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於夷落”。 ^{[92]  [169]} 

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記載，向唐帝國朝貢過的國家，在當時已經滅亡的大概有三百餘國，唐玄宗時期仍存在的有七十餘藩。

倭國（武周時期改稱日本）與唐朝往來密切。貞觀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創設班田制；落實户籍和記賬制度，參考《唐令》寫成《大寶令》法典；遵照洛陽佈局規劃平安、平城二京。奈良正倉院至今還保存着很多唐朝的文物。除龍朔三年（663年）的白村江之戰外，兩國關係長期處於和平之中。日本先後派遣了遣唐使19次，實際成行15次，使團規模達數百人，團中除使臣、水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 ^[98]  代表的來唐日本人有留學生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與僧人空海和圓仁。空海著有《文鏡秘府論》與日本第一部漢字字典《篆隸萬象名義》。圓仁尋覓佛法而走遍唐朝多個道郡，帶回日本大量佛學經文器具。百濟藝僧味摩之將在唐學到的荊楚儺舞傳至日本，時稱吳伎樂。日本人還利用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旁，創造了片假名。 ^[178] 

唐玄宗開元中期，鑑真和尚應日本僧人之邀，五次東渡日本，均告失敗，至天寶十二載（753年）第六次航行方才抵日。日本天皇授“傳燈大法師”，後又造唐招提寺命鑑真主持，教法大行，號“過海大師”、“唐大和尚”，為日本國傳戒律之始祖。其隨行弟子恩託、如寶、法力等又精於塑造佛像與建造寺塔，故於日本醫學、雕塑、建築等頗有影響。鑑真東渡，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傳播以及佛教在日本的興盛。

9世紀末以後，遣唐使雖然停止，但又出現了中國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經濟交往保持繁榮。 ^[178] 

位於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武王扶余璋在武德四年（621年）就遣使獻馬，後被唐朝冊封為帶方郡王、百濟王。當時百濟與高麗和親通好，共同對付新羅，阻礙新羅和唐朝交通與進貢事宜。唐太宗即位後，致書百濟武王，明確指出新羅是唐朝的藩臣，要求百濟和高麗立即停止對之侵伐。太宗的堅定態度制止了百濟大規模討伐新羅的行動。 ^[166]  但高宗時期，百濟對新羅仍侵擾不停。在屢次下詔威嚇無果及新羅的一再請求下，高宗於顯慶五年（660年）派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率水陸大軍十萬討伐百濟，新羅亦出兵相助。同年，蘇定方進圍泗沘城，百濟王扶余義慈等投降，百濟滅亡。 ^[99]  隨後，唐朝分其地為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立當地首領為都督、刺史、縣令。命右衞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統兵防守。但在唐軍主力撤退後，百濟復國運動興起，龍朔三年（663年）唐軍於白村江之戰大破倭國與其支持的百濟復興勢力，百濟全境成為唐朝的羈縻地區。 ^[162] 

新羅真平王金白淨在武德四年（621年）就向唐朝遣使朝貢。唐高祖派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回訪，自此朝貢不絕。武德七年（624年），高祖遣使封金白淨為樂浪郡王、新羅王。金白淨死後，唐太宗派使者參加其葬禮。此後的新羅王世代受唐冊封，如貞觀九年（635年）太宗遣使封金白淨之女金德曼為王。 ^[164]  唐太宗伐高麗時，命新羅接應，新羅派兵五萬攻高麗南界。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羅真德女王金勝曼派其弟、國相金春秋等入唐，太宗賜以新撰的《晉書》等，特加優待。顯慶五年（660年），成為新羅王的金春秋率軍與唐軍聯合，攻滅百濟。龍朔三年（663年），唐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都督府，任命文武王金法敏為都督。 ^[162] 

高麗滅亡後，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隨着唐軍和親唐百濟貴族的撤退，新羅逐步從唐朝控制下奪取百濟、高麗故地。唐高宗派兵擊敗新羅，迫使其認罪，但默認新羅控制百濟故地，併為之遷移安東都護府治所至遼東。唐與新羅恢復友好關係。垂拱二年（686年），新羅神文王金政明遣使來唐，求得唐禮一部，以及雜文章。新羅參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禮儀典制。7世紀末，留學生薛聰利用漢字創制“吏讀”，用以表示朝鮮語的助詞和助動詞，對朝鮮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渤海國渡海攻擊登州，唐玄宗派留在長安的新羅王族金思蘭回國發兵攻渤海以助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明確將浿水（今朝鮮大同江）以南之地移交給新羅治理，使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的大部分。新羅與唐往來最密，即使是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往蜀地，新羅仍派使者前去朝見。雙方一直保持來往，直到會昌（841年－846年）年間新羅自身社會動盪不安以後，才斷絕了來往。 ^[162]  唐末，新羅人在80年內在中國科舉登第者有58人。在唐的新羅人為數很多，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羅坊”。在兩國交往過程中，不少物產、藥材、手工業品和書籍也得到交流。 ^[174]  而唐末在唐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供職、後以“國信使”身份東歸新羅的新羅王京人崔致遠被認為是朝鮮半島漢文學的開山鼻祖。其詩文別集《桂苑筆耕集》既是古代朝鮮半島最早的漢文典籍，也是唐代文學寶庫中珍貴的文學別集，代表了唐代朝鮮半島文人漢詩文創作的最高水平。 ^[165] 

唐玄宗時，由於唐朝國力的強盛，吐蕃在西域的擴張受到連續挫敗，甚至與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大食”）聯合也不能佔得絲毫的便宜。首先在開元三年（715年），吐蕃與阿拉伯帝國共同扶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打唐朝屬國拔汗那國。監察御史張孝嵩、安西都護呂休擊敗吐蕃、阿拉伯聯軍，奪得拔漢那。開元五年（717年），突騎施聯合吐蕃和阿拉伯帝國攻打四鎮，被唐朝再次擊敗。

此後，阿拉伯帝國仍舊執着地向中亞進行擴張。由於地理上的巨大優勢，更因為唐軍這個時期在青海和吐蕃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而無暇顧及西域，阿拉伯的影響力慢慢的體現出來，軍事加上宗教的影響使得唐朝原本在西域的屬國慄特諸國紛紛倒向了阿拉伯一邊。為了對抗阿拉伯在西域擴張，唐朝利用突騎施打擊阿拉伯。開元十一年（723年），阿拉伯呼羅珊的將軍穆斯稜興兵攻東拔汗那，突騎施奉詔出征，大破之。開元十二年（724年），阿拉伯哈里發葉齊德二世逝世，繼任的哈里發希沙姆再次派兵攻東拔汗那，圍其都渴塞城，爆發渴水日之戰，阿拉伯軍大敗，康、石諸國重新歸順於唐。天寶十年（751年），唐將高仙芝挾滅石國之威，與阿拉伯軍展開怛羅斯之戰。唐軍戰敗。但此時呼羅珊陷入混亂，阿拉伯忙於平亂，對於進一步擴張有心無力。而此後唐朝方面由於安史之亂，國力大損，也只能放棄中亞。

唐代由阿拉伯至中國的海上交通較之以往大為擴展，其直接航行的路線是自巴格達起，經波斯灣東出霍爾木茲海峽，穿過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尼科巴羣島繞馬來半島，由南海而至廣東的廣州，或嶺南的交州，福建的福州、泉州，或北上江蘇的揚州。 ^[211]  這些貿易活動使綠寶石、胡椒、伊斯蘭教等傳入中國。

唐朝時期的中國人思想開放，沒有固步自封，善於吸收各民族各國的優秀文化，西域的樂舞藝術、古印度的佛教、梵劇、古日本、古朝鮮的文學和唐朝的互相滲透、融合，才出現了豪放、富麗的唐朝文學。文化上的兼容，對外開放上十分活躍，世界各地的人云集到首都長安，世界各地派使者到唐朝學習，把長安作為文化盛都。

開元、天寶時期，大量外國人及周邊少數民族充斥長安，長期與漢人雜居，相互習染，社會風氣一度甚至出現了“胡化”苗頭。但唐朝不但沒有禁止，反而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將胡風夷俗，融聚為中華文明，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盛唐文化。當時世界各地的人云集到首都長安，各地使者到唐朝學習，把長安作為文化盛都。

唐朝至少在盛唐以前，經濟上高度繁榮，詩人們能夠外出遊歷。社會自由發達，女性地位明顯提高，思想上改變禁錮，顯出開放的性格，有相對自由地選擇婚戀的權利。

（唐朝世系表主要參考資料 ^{[116]  [11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