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弘仁

唐弘仁1918年出生於湖南醴陵北鄉八步橋，1938年畢業於長沙第一中學，194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

1942年大學畢業後唐弘仁的願望是當一名新聞記者，廣泛接觸社會，深入瞭解苦難的中國及廣大勞苦大眾。為此，他毅然退回了被人們認為是“金飯碗”的某銀行的聘書，奔赴了當時的文化重鎮桂林。當時，全國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田漢、歐陽予倩、梁漱溟、千家駒、陽翰笙、胡風等先後聚集在這座文化名城，這裏的文化空氣十分活躍。

由於種種原因，唐弘仁到桂林後未能踏進進步報紙《大公報》和《廣西日報》的大門，而是懷着矛盾的心情進入了反動的《掃蕩報》。1943年， 他辭職離開了《掃蕩報》。

1945年底，唐弘仁奔赴陪都重慶。在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曾經在《掃蕩報》工作過的唐弘仁先在《新民報》擔任助理編輯，隨後又進入與《新華日報》密切配合的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機關報《民主報》。進入《民主報》是唐弘仁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在《民主報》工作，他在革命實踐中積累鬥爭經驗，磨礪革命意志，從而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的薰陶。

1946年5月，民盟中央總部遷往南京，《民主報》的主要負責人和部分骨幹相繼離開重慶，唐弘仁等留下繼續辦報。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發動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戰爭。1947年，唐弘仁擔任《民主報》主筆，負責撰寫社論。他每天寫一篇社論，以表達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張，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在這種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由邵子南、田伯萍介紹，於1947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1947年6月1日，國民政府出動軍警，在重慶市逮捕青年學生、文化教育界人士和新聞工作者200餘人，《民主報》包括唐弘仁在內的40多名職工和部分民盟成員同時被捕。被捕的人先在羅家灣“漱廬”關押。後唐弘仁等成為特務組織的“重點關照對象”，被轉移至石灰市看守所關押。

1947年12月，石灰市看守所將唐弘仁等30餘人轉移至重慶市磁器口渣滓洞集中營（“江姐”江竹筠1948年6月被捕後也被關在這裏）進行長期監禁。

1949年3月，經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張瀾與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羣交涉、談判，國民黨被迫從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無條件釋放包括唐弘仁在內的22名政治犯。

新中國成立後，唐弘仁一直從事統戰工作，歷任政協第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政協貴州省第四、五、六屆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中國民主同盟貴州省主任委員。

唐弘仁工作之餘，撰寫了20多萬字的回憶錄和詩詞，如《風雨回憶錄》《回憶史良同志》《往事遺痕》等，主要內容包括：《渣滓洞集中營回憶錄》、《記者生涯》、《旅英遊覽雜記》、《言論選編》、《人物追思》及詩詞等。

1994年， 唐弘仁離休，定居貴陽市。

2009年在貴陽逝世。 ^[1-2] 

唐弘仁1942年大學畢業後時的願望是當一名新聞記者，廣泛接觸社會，深入瞭解苦難的中國及廣大勞苦大眾。為此，他毅然退回了被人們認為是“金飯碗”的某銀行的聘書，奔赴了當時的文化重鎮桂林。當時， 全國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田漢、歐陽予倩、梁漱溟、千家駒、陽翰笙、胡風等先後聚集在這座文化名城，這裏的文化空氣十分活躍。

由於種種原因，唐弘仁到桂林後未能踏進進步報紙《大公報》和《廣西日報》的大門，而是懷着矛盾的心情進入了反動的《掃蕩報》。

但是，唐弘仁自定兩條原則：一是不參加國民黨；二是隻當一名新聞記者，不寫議論政治的文章。在採訪時，他結識了《大公報》《廣西日報》《力報》等報社的知名記者，並和他們一起，利用手中的武器，向黑暗勢力作鬥爭。1943年， 桂林一宗大貪污案被揭露， 震驚了社會各界。唐弘仁和進步記者聯合跟蹤採訪，採訪文章在《大公報》《廣西日報》《力報》 等報刊以頭版頭條或以重要新聞刊出，而唐弘仁所在的《掃蕩報》卻一概不予刊登。他憤然辭職，離開了《掃蕩報》。

1945年底，唐弘仁奔赴陪都重慶。當時的重慶，相繼舉行了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和舊的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團在重慶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異常激烈。來到重慶後，唐弘仁仍想進新聞界。重慶的新聞界天地廣闊，較大的報紙有代表中共的《新華日報》、代表中國民主同盟的《民主報》、代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等。在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曾經在《掃蕩報》工作過的唐弘仁先在《新民報》擔任助理編輯，隨後又進入與《新華日報》密切配合的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機關報《民主報》。進入《民主報》是唐弘仁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在《民主報》工作不久，他便和共產黨員、《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邵子南、記者田伯萍交上了朋友。他們常帶他去採訪，參加一些重要社會活動，在革命實踐中積累鬥爭經驗，磨礪革命意志，從而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的薰陶。

1946年5月，民盟中央總部遷往南京，《民主報》的主要負責人和部分骨幹相繼離開重慶，唐弘仁等留下繼續辦報。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發動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戰爭。1947年，唐弘仁擔任《民主報》主筆，負責撰寫社論。他每天寫一篇社論，以表達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張。他在《好話説盡》社論中寫道“如果真的要談‘負責任、守本分、顧禮義、知廉恥’，以及端正人心，發揚正氣，我們認為就要先從國民黨當局自己做起，如果真正要青年不受野心家的誘惑、操縱、不趨於消沉，我們認為也最好是先由國民黨當局自身做起。因為今天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奸陰欺詐，正是國民黨當局自己；滿口民主和平，一肚子獨裁火藥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除了國民黨當局及其豢養的反動派外，是沒有人花言巧語誘惑青年的。”他撰寫的《不要做歷史的罪人》《民死主義的經濟政策》《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可怕的漲風》《取消特務組織，保護愛國運動》《喪盡信用、失盡人心》《為民主奮鬥到底》等社論中，矛頭也直指國民黨當局。因此，《民主報》 和《新華日報》便成為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唐弘仁就是在這種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由邵子南、田伯萍介紹，於1947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2] 

1947年3月，國民政府先是逼迫《新華日報》停刊，迫使中共中央駐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撤回延安，接着將《民主報》作為第二個打擊對象。有人多次奉勸已被列入名單的唐弘仁離開重慶，但他仍然堅持鬥爭不肯離開。3月中旬，《民主報》被查封，國民政府搶走《民主報》和民主同盟總部許多資料，並宣佈《民主報》為非法報紙，予以取締，限《民主報》和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職工3天內一律搬出駐地。唐弘仁和報館職工向重慶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恢復《民主報》的辦報權利。6月1日，國民政府出動軍警，在重慶市逮捕青年學生、文化教育界人士和新聞工作者200餘人，《民主報》包括唐弘仁在內的40多名職工和部分民盟成員同時被捕。唐弘仁被捕的罪名是“詆譭、攻擊政府，暗中策動學潮”。被捕的人先在羅家灣“漱廬”關押。

在“漱廬”，當特務對被捕人員的審問一無所獲時，他們又搞了一個“和平問題座談會”。唐弘仁在座談會上説：“和平，很好！老百姓當然都希望和平，因為他們都在餓着肚子過日子，都不想餓着肚子打內戰。政府的態度有點矛盾，口頭上大講要和平，而實際又在天天打內戰，迷信可以取勝。但我看這一仗是打不贏的，除非派蔣委員長親自坐飛機到美國去借原子彈。不過，我聽説美國的原子彈並不多，不過一兩顆，一兩顆原子彈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又説:“政府還有一個辦法，便是把學生、新聞工作者抓起來。但抓起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人有什麼用呢？抓起我們對講和平有什麼好處，也並不能保證打贏這一仗。”於是，唐弘仁等成為特務組織的“重點關照對象”，被轉移至石灰市看守所關押。特務們企圖以提前釋放相誘，或以嚴刑拷打相威脅，對關押人員進行個別談話，以期各個擊破。在敵人威逼利誘面前，唐弘仁和戰友們互相鼓勵。一次，看守所所長在戰友們面前謾罵侮辱共產黨，唐弘仁則針對所長假裝懂英文的弱點，用英語大罵他是畜牲。

1947年12月，石灰市看守所將唐弘仁等30餘人轉移至重慶市磁器口渣滓洞集中營（“江姐”江竹筠1948年6月被捕後也被關在這裏）進行長期監禁。渣滓洞環境極其惡劣，敵人肆無忌憚。為了不在獄中浪費光陰，唐弘仁組織幾個同志秘密學習俄語，後被奸細告密。在搜查行動中，他機智地躲過了敵人的搜查。

1949年春節後，難友們利用廢牙刷或木頭、竹節制作紅心與短箭，刻上“革命”“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寧死”等，相互鼓勵。難友汪進儀和餘祖勝製作一顆“紅心”送給了唐弘仁，並説：“我們想刻上‘跟黨走’‘革命到底’，並刻上英文‘共產黨萬歲’。”後來這顆珍貴的“紅心”被唐弘仁帶出了渣滓洞，解放後由重慶市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紅心”的作者汪進儀和餘祖勝，卻在解放前犧牲於敵人對關押者的大屠殺中。

臨近解放，特務監管更嚴，且尅扣糧食，製造麻煩。因長期監禁，營養不良，普遍身體虛弱。一次， 他在獄中突然昏倒，跌斷3顆門牙，流血不止，過了一個多小時才甦醒。許多難友把自己家中好不容易送來的藥品、營養品給他送來，表示慰問。這時， “江姐”江竹筠因遭受敵人嚴刑拷打，3次昏倒在審訊室裏。消息傳開，大家紛紛給“江姐”作詩、寫慰問信，唐弘仁帶病聯絡和傳遞詩文。唐弘仁和難友們還經常串聯合唱《正氣歌》《團結就是力量》《國際歌》《你是一個壞東西》等，一室唱響， 各室共鳴。

1949年3月，經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張瀾與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羣交涉、談判，國民黨被迫從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無條件釋放包括唐弘仁在內的22名政治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