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容川

唐容川（1846-1897），清代醫學家，即唐宗海。經方家也同時是中西醫匯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容川。四川彭縣人。著有《中西匯通醫書五種》(1884)，於血證的論治有獨到之處。

著《中西醫匯通醫經精義》兩卷（1892），認為西醫長於“形跡”，中醫長於“氣化”，在內科的治療方面，中醫的優越性確為西醫所不能及，主張“損益乎古今”，“參酌乎中外”，並試圖用西醫解剖、生理等知識來印證中醫理論，對此後中西醫匯通論者影響較大。他重視氣血説，著有《血證論》8卷(1884),受楊西山《失血大法》影響，討論氣血水火關係以及血證與臟腑、脈證死生、用藥宜禁等問題。提倡止血、消瘀、寧血、補血四大治血證原則，較為實用。另有《本草問答》兩卷(1893)，議及本草學理論，比較中西藥學之異同與短長。《金匱要略淺注補正》9卷(1893)和 《傷寒論淺注補正》7卷（1893） 則是對陳修園《金匱要略淺注》和《傷寒論淺注》兩書的刪補、正誤，併合中西醫之説而成。以上五書合稱《中西醫匯通醫書五種》。唐宗海在維護中醫，融合西學的同時，認為宋元以後的醫學水平不如《傷寒論》以前。

另附人物小記：

清朝末期，四川醫家唐容川，千里迢迢來到上海，接觸了當時這個大城市的許多醫家，相形之下，他的醫術還高人一着。在醫家中，每有疑證問他，他都會一一作答。凡人身臟腑經絡，明為觀火；且談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醫的形態結構印證中醫氣化。有一次，上海鄧甚章醫生遇到一例奇難雜證，束手無策，便延請唐容川診治，一經用藥，妙手回春，沉痼頓除。人們都感到驚訝，上海中醫藥界也為之震動。鄧甚章更是甘拜下風，奉之為津樑。尤其在他讀了唐容川的醫著更是愛不釋手，嘖嘖讚歎説：“仲景之書是鎖，這就是鑰，真鴻寶歟”。並且，特為唐容川的《傷寒論淺注補正》一書作序。

唐容川從小刻苦學習，研讀方書，知識淵博，精通《易經》，擅長醫學，中進士前已經是“名聞三蜀”。著有《血證論》、《中西匯通醫經精義》、《本草問答》、《金匱要略淺注補正》、《傷寒論淺注補正》等，後合訂成叢書《中西匯通醫書五種》。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在於對血證的研究和在中西醫匯通道路上所作的努力。

唐容川小時候，由於父親體弱多病，在治經之餘，也就“習方書”，親自調治父親的病。但過了些日子，父親病情惡化，突然吐血，接着又轉為下血，這是他從未遇到的難題。於是，他遍覽方書，遇到有關血證的記載，便反覆琢磨，並積極請教在這方面有研究的人。聽説本鄉楊西山寫的《失血大法》，得血證不傳之秘，他的門徒爭相抄錄，私為鴻寶。唐容川便多方購求，好不容易得一覽。但他看後大失所望，認為這本書議論方藥，未能精詳，用它治病，也少有成效。因此，他反過來鑽研經典醫著，廢寢忘食地學習《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著作，觸類旁通，豁然心有所得，掌握了治療血癥的要旨。他還鑽研了其他各家學説，既吸取他們的所長，又指出他們做得不夠的一面。如他對李東垣的認識是：東垣重脾胃，但只知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對朱丹溪的認識是：治病以血為主，所以用藥偏於寒涼，但不知病在火髒宜寒涼，病在土髒宜甘緩一類藥。此外，他對黃元御、陳修園等，也都有正確的認識。由於他擅於汲取前人的經驗，加上自己在實踐中的摸索，逐漸總結出一套治療血證的經驗，用於臨牀，療效較好，“十愈七、八”。這時他父親雖然因血證病死了，而他妻子不料又得了血證。他便親制方劑，結果，把妻子的血證治好了。由此，他深深感到，大丈夫雖不能立功名於天下，敬有一材一藝，稍微可以補救一下。為了彌補在血證研究上的傳陋，他決心編一部有關血證的專書。於是，他將失血證精微奧義，一一探究出來。有的伸古人所欲言；有的補前賢所未備，力求理足方效，於一八八四年寫出了《血證論》一書。書寫成後，他回顧自己研究血證的經歷，不禁感慨萬千地説，他悟醫道晚了些，所以未能救治父親。然而猶幸的是能著出此書，可以救天下後世之人了。由此可見，他為能救後世血證患者而感到自慰，以彌補他未能救治父親的傷痛。

《血證論》是唐容川最有價值的著作。全書綜合了各種血證的證治，包括血證總論和一百七十餘種血論，還選錄了二百餘方。論證用藥頗有獨到之處，是中醫學史上有關血證的專著。此書解放後有排印本出版，影響頗大，評價頗高。有人認為該書所説的都是實事實理，有憑有驗。尤其他強調採用“去瘀生新”治療血證的原則，對後人很有啓發。

唐容川所處的時代，西醫開始大量傳入中國，唐容川為了保護和發展祖國醫藥學，抵制否定中醫的逆流挺身而出，第一個提出“中西匯通”，試圖尋找中西醫學術之間匯通的途徑。他認為西醫有所長，中醫豈無所短。比如西醫詳於形態結構，而略於氣化；中醫精於陰陽氣化，而繪“人身臟腑真形多不能合”。因此，他主張儘管中西醫產生的地域不同，學術體系不同，但可以去彼之短，用彼之長，以我之長，益彼之短，互相匯通，達到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寄望五大州萬國之民，都無夭折。

在中西醫匯通中，唐容川是採取保護和發展祖國醫藥學為前提。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論調，認為中醫只能用藥，不懂“解剖去病”，以此專門找中醫的岔子。唐容川拍案而起，奮筆寫了《七方十劑》一文加以反駁。他説，《靈樞》、《素問》、針灸，雖無剜腸剔骨之險，卻有起死回生之妙。華佗已有剖析之法，後人因為畏其難，就少用了。實際上，“剖析”是“粗工”，不及針刺之妙，而針法微涉不如方藥之詳。仲景獨以方藥治病，是最為恰當的。現在，有些人，偶爾見到西醫剖析見效，就“奉為神奇”，而不知道“其是失參半”。他用了自己親身見過和治過的病例加以説明。四川有個人腦後頸上生了一個瘡，俗名叫“對口瘡”。此瘡發於督脈，督脈上頸貫腦。頸之能豎，是由於督脈之力。這個部位的瘡，中醫認為是不能割的，而西醫不曉得，竟把它割去，敷上藥，説很快就會長肉的。誰知病人立即頸折，舉不起來，三天就死了。又如陝西有一個人腹部臌脹。西醫將其剖腹治療，流出兩碗水，從表面上看，病人的膨脹好象消了。但是，不久又發，發了又剖、剖了又發。如此連剖三次，連發三次，一直未斷根。唐容川認為，這是西醫不講五行之過，只知放水，而不知水怎麼來的緣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為當時總理衙門總辦陳蘭秋治病的情形。這人肌膚甲錯，肉削筋牽，陰下久漏，小腹微痛，大便十天一次。脅內難受，不可名狀。腰內也如此。前陰縮小，右耳硬腫如石。唐容川診視後，説：“這是腎系生癰，連及脅膜，下連小腹。因此時時作痛，又下陰穿漏。這是內癰的苗頭。應以治腎係為主。”陳蘭秋聽後勃然大怒，説道：“西醫也説我的病在腰筋髓內，所以割治了三次，但不能止漏。無藥可治。現在你的診斷與西醫同，該不是也束手無策了？”唐容川告訴他説：“你出入各國衙門，常常接近西方人，就知道西法千古所無。其實並非這樣，就拿你的病來説，西醫只知道在腰內，但你的耳朵為什麼發硬，前陰為什麼收縮，大便為什麼不下，他們肯定不知道。”陳蘭秋説：“是這樣。”唐容川解釋道：“西醫不知腎系即是命門。生出板油連網，即是三焦。腎開竅於二陰，故前陰縮而大便秘。三焦經繞耳，命門位當屬右，故見右耳硬腫，周身甲錯，是由於腎系三焦內，有幹血死膿。”之後，他按仲景提示的方法治療，就把陳蘭秋的病治好了。為此，唐容川深有感受地説：“中國經數聖試驗準確，定出形性氣味，絲毫不差，為最精”。這些議論説明，唐容川西學中用，對西醫甚瞭解，而深入學習經方。唐容川的言論在當時面對“重西輕中”的潮流中，維護中醫經方理論，起積極作用。

總而言之，他在研究血證之餘，在中西醫匯通方面絞盡心血，可是由於人世界觀的侷限性，往往採用機械、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進行研究，結果收效不大。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敢於大膽引用西醫的知識來印證和解釋中醫，匯通中西醫學，這種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説，無論是從他的治學精神以至醫學理論等等，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