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努烏梁海

“烏梁海”之稱出現於清代，其先世是中國史書中出現的“温良改”、“斡朗改”；唐代的“都播”、“都波”；元代的“禿巴思”、“禿八” ，後譯寫為“圖巴”。清代烏梁海人分為三支：居住於唐努山者稱為“唐努烏梁海人”，1921年始改稱為“圖瓦”；居住阿爾泰山者稱為“阿爾泰山烏梁海人”；環阿爾泰諾爾居住的稱為“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人”。

作為烏梁海人先民的都播人雖然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屬關係，但唐朝以前，該地區先後為匈奴、鮮卑、突厥等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區域。

公元647－648年，都播等部先後遣使請求唐朝在其地設置“唐官”，唐朝置堅昆都督府，隸屬於安北都護府管轄，正式納入我國版圖。

公元745年，回紇在唐朝的支持下建立回紇汗國，唐努烏梁海地區歸回紇汗國管轄，並一度在該地建立過行宮。

9世紀中期，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個邊疆民族黠戛斯稱雄漠北，唐努烏梁海地區成為黠戛斯屬地。

北宋時屬轄嘎斯地。南宋時期，唐努烏梁海地區屬西遼政權，稱謙謙州。

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國。次年遣其長子朮赤北征“林木中百姓”，降服了唐努烏梁海地區主要居民禿巴思人，並在該地設置了4個千户，歸成吉思汗直接管轄，後成為元朝嶺北行省的組成部分，稱益蘭州。出於蒙古內部權力之爭的需要，忽必烈對唐努烏梁海地區進行了苦心經營：派遣得力親信出任在該地區設置的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烏斯、昂可剌等“五部斷事官”，安排軍隊駐守屯田，徵收賦税等，使該地區成為禿巴斯族、蒙古族、漢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有效管轄也得到了考古資料的印證。

明代，唐努烏梁海地區歸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中期，蒙古達延汗擊敗瓦剌部，將唐努烏梁海地區納入到自己的統治之下。

明末清初，唐努烏梁海地區屬於喀爾喀蒙古扎薩克圖汗部和託輝特首領管轄，並是其常駐之地。1655年，清朝冊封喀爾喀蒙古扎薩克圖汗部和託輝特首領俄木布額爾德尼為扎薩克，唐努烏梁海地區由此納入到了清朝的版圖之中，清朝也由此開始了對該地區實施有效統治。

1655年始，清朝將唐努烏梁海地區納入到了其統治體系之下，並在1727年和沙皇俄國簽訂《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了雙方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邊界，但其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方式在1756年之前仍沿用了當地原有的統治形式。1756年，轄有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和託輝特部首領青滾雜卜反叛，翌年初叛亂平息，清朝開始調整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管理方式。1758年，清朝在該地設置唐努、薩拉吉克、託錦、庫蘇古爾四旗。 1762年，設置唐努烏梁海四旗總管，頒予“唐努烏梁海四旗總管之印”。1764年又編成克穆齊克旗，統歸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據《大清會典圖》記載：嘉慶年間，唐努烏梁海地區共有46個佐領，其中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五旗共有25佐領。清朝由此完善了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

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經濟管理大致以1758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前期有關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賦税、差役由隸屬於大清的地方官吏和託輝特部、厄魯特部首領接收和徵派，但清朝有權控制其範圍和額度。如1742年，清朝就下令免除了和託輝特貝勒青滾雜卜、厄魯特王公色布騰旺布擅自增加的貢賦。1758年後，唐努等旗開始直接向清朝繳納貢賦，乾隆時期的貢賦為每户三張貂皮，後根據略有減少並可以折價繳納。賦税之外，唐努烏梁海人也要當差服役，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漠北軍事重鎮中就有唐努烏梁海兵丁，兩月為期進行輪換。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貿易活動也納入到了清朝的直接管轄之下，如清朝多次頒佈聖諭禁止內地商民進入該地區從事貿易活動等。

為鞏固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清朝將針對邊疆民族地區而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則例》等頒行於唐努烏梁海地區，將唐努烏梁海人視同蒙古人。偷竊牲畜在以牧業為主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是常見的案件，1786年，乾隆皇帝頒佈上諭對唐努烏梁海地區偷竊牲畜案件的處理做了具體規定，並考慮到該地區的特殊情況在20年後再實施《蒙古律例》的有關條款。

唐努烏梁海地區遠離清朝京師，清朝雖然賦予該地一定的自治權利，管理方式不同於內地，但並沒有放棄對該地民政事務的管理。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山川地理、四至方位、田地和牧地畝數、各旗佐領地域的劃分、牧地紛爭的處理、户口的統計和社會狀況的調查等在《大清會典圖》和其他史書中都有明確的記載。1907年清朝為邊疆開發而進行的全國邊疆地區的綜合調查和1909年全國範圍的户口調查等都將唐努烏梁海地區納入調查範圍。此外，清朝在唐努烏梁海地區賑濟災荒、抑制官員的勒索、興辦教育事業等活動也見於史書記載。這些情況反映着唐努烏梁海地區已經被納入到了清朝有效民政管理的範圍內。

早在1726年清朝就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過唐努烏梁海地區的中俄邊界。1727年中俄兩國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了唐努烏梁海北部地區的中俄國界。1772年，清朝批准了欽天監官員測繪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地圖。唐努烏梁海地區與俄國的邊界日常守衞和防禦的重任由定邊左副將軍負責，而烏梁海兵丁和屯田的清軍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巡查中俄邊界、駐守卡倫、防範外敵進犯、平息內部反叛等是其主要職責，史書中經常見到唐努烏梁海官兵拿獲越界俄羅斯人送交烏里雅蘇台將軍的記載。

為確保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社會安定，清朝嚴格的邊境管理制度和封禁政策。設置卡倫，將和託輝特部和唐努烏梁海人居地分開，制定進出制定，限制出入人數，以減少糾紛的發生。制定封禁政策，規定內地商人和唐努烏梁海人之間的貿易僅僅限於烏里雅蘇台一城，時間為三天等種種限制。

總之，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是直接而有效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末。

17世紀初期至70年代，沙俄多次派遣使者進入唐努烏梁海地區，試圖引誘和託輝特部降俄，這是沙俄勢力進入唐努烏梁海地區的開始。

1727年，通過談判，清朝和沙俄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了唐努烏梁海地區北部沙賓達巴哈以東中俄國界，使沙俄向克穆齊克河流域及其以東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公開擴張得到了遏制。但是，沙俄向唐努烏梁海地區擴張的野心並沒有消失，而是利用沙賓達巴哈以西中俄邊界長期沒有劃定的時機，從西部向唐努烏梁海地區繼續擴張。

1860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逼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歷來屬於中國的山河湖泊和設在中國境內的卡倫指為分界標誌，為更多地割佔中國領土製造了條約根據；1864年強迫清朝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屬於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部分領土割佔（今屬阿爾泰共和國）；1869年迫使清朝簽訂了《烏里雅蘇台界約》，將原屬烏里雅蘇台將軍轄地的唐努烏梁海西北4萬平方公里的優質草地割讓給俄羅斯，同一年又迫使清朝簽訂了《科布多界約》，將原屬科布多定邊左副將軍轄區的烏梁海十佐領割佔。

阿穆哈河地區雖然被沙俄侵佔，但薩彥嶺以南、沙賓達巴哈至博果蘇克一線以東的唐努烏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國的領土，沙俄開始改變策略，通過掠奪性貿易、非法開採金礦、非法移民等途徑向唐努烏梁海地區滲透。儘管唐努烏梁海人民不斷掀起反抗鬥爭，但沒有遏制住沙俄勢力的滲透勢頭。至清朝滅亡的1912年，沙俄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工商和礦業達到了80家，居民點多達166個，移民有5000餘人，確定了烏辛斯克邊務官管理移民事務，以及設立教堂和學校。

1912年，中國北疆出現了外蒙古獨立的危機，其影響也波及到唐努烏梁海地區。同年初，在沙俄商人的唆使下唐努烏梁海地區發生了搶掠內地商號的事件，內地商人紛紛逃離該地。2月，在沙俄慫恿和支持下，唐努旗副都統貢布多爾濟宣佈屬下的三旗“獨立”，並請求沙俄出兵佔領唐努烏梁海地區各要地。貢布多爾濟的行徑並沒有得到屬下的贊同，薩拉吉克、託錦兩旗即表現出強烈反對，不過各旗卻聽從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團的招撫。局勢的變化雖然為沙俄提供了機會，但唐努烏梁海各旗加入外蒙古反叛集團卻打亂了沙俄吞併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計劃，因為沙俄想直接佔有該地區，而不是讓其“獨立”。

1913年，沙俄沒有答應出兵的請求，而是派遣官員加緊實施移民計劃，試圖達到事實上佔有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目的。自此沙俄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加，俄國警察也被派遣到了該地區。與此同時，沙俄採取威逼利誘等手段迫使唐努烏梁海各旗向其遞交“保護”申請。1914年7月，沙俄決定對唐努烏梁海各旗實行“保護”，並委任格里戈裏耶夫為烏梁海邊區事務專員，開始採取各種措施確立其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唐努烏梁海地區事實上已經淪為沙俄的殖民地。

1916年，沙俄的殖民統治遭到唐努烏梁海人的抵制，克穆齊克旗總管派人向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求救。1917年，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在唐努烏梁海地區設置佐理專員，但和沙俄的交涉沒有結果。同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但並沒有動搖沙俄勢力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殖民統治，卻為中國政府收復該地區提供了機會。 ^[1]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唐努烏梁海地區的俄國勢力發生動盪，白俄試圖以此地區作為反對前蘇聯共產黨革命的據點之一，而前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游擊隊則對舊俄勢力發動進攻。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波及唐努烏梁海地區，唐努烏梁海居民及中國內地商人損失慘重。面對這種形勢，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採納烏里雅蘇台佐理專員陳毅之建議，決定武力收復唐努烏梁海。

1918年8月，駐烏里雅蘇台佐理專員陳毅和駐庫倫大員公署秘書長嚴式超等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令武力收復唐努烏梁海。軍隊兵分兩路，西路軍於1918年9月下旬出發，由嚴式超率庫倫衞隊第三連及駐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衞兵各一排，由烏里雅蘇台向西進發，經科布多後，向北進抵烏蘭固木，進而攻克汗達垓圖山口，以收復克穆齊克旗。東路軍於1918年11月14日出發，由駐庫倫大員公署秘書黃成土序領庫倫騎兵四團一個排和50 多名外蒙古地方軍，由烏里雅蘇台出發，北進經精奇裏克，先抵唐努旗，再進攻克木畢齊爾的舊俄白軍。

1918年12月下旬，黃成土序率東路軍到達唐努旗總管駐地薩穆噶勒，收復了唐努旗山南地區。但西路的進軍卻不如東路軍順利，此時流踞於唐努烏梁海的舊俄白軍對中國軍隊進行頑抗。1919 年1月21日，黃成土序率部前進，於1月下旬佔領克穆齊克旗在唐努山南70 餘里的地區的卡倫多處，擊敗頑抗俄軍。1919年1月31日，嚴式超率西路軍由烏蘭固木向北前進。2月4日，中國軍隊抵達克穆齊克旗的齊齊爾哈那卡倫附近。但克穆齊克旗之舊俄白軍勢力仍不撤走。1919年2月26 日，黃成土序率領部分士兵，沿汗達垓圖山口東小道前進，8 月28日，抵達加大。嚴式超則率軍於2月28日進駐汗達垓圖大道壩口。中國軍隊與舊俄白軍於加大激戰9小時，互有傷亡。1919年6月初，克穆齊克旗人民發動反俄起義， 當地居民聚集數百人，持獵槍木械，“羣起與俄為難”。6月16日，中國軍隊在當地居民配合下，擊敗舊俄白軍，於6月23日收復克穆齊克旗。7月12日，嚴式超正式成立中華民國駐唐努烏梁海佐理專員公署。中華民國政府任命嚴式超出任唐努烏梁海佐理專員。隨後，外蒙古地方部隊打敗了駐克木畢齊爾的舊俄白軍，並收復了克木畢齊爾。至此，被沙俄侵佔七年之久的唐努烏梁海地區重新迴歸中國。1920年12月21日，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發佈大總統令，任命黃成土序為唐努烏梁海參贊。

唐努烏梁海地區雖然重歸中國，但其分離的趨勢並沒有消除，主要表現是布爾什維克黨已經在該地區建立了政權組織，並和唐努烏梁海地區各旗訂立了“脱離保護條約”。1919年冬，薩彥嶺以北地區納入俄國蘇維埃政府控制之下，翌年蘇俄紅軍即表示要進軍唐努烏梁海地區。同年，中華民國駐唐努烏梁海地區長官嚴式超和蘇俄政權代表舉行了會晤，但雙方在有關該地區主權問題上意見根本對立，而中國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的駐軍很少，面對蘇俄的大軍壓境不敢據理力爭，俄國移民趁機作亂，形勢十分嚴峻。1921年初，蘇俄紅軍和白俄勢力陸續撤走，唐努烏梁海地區局勢暫時求得平靜。

1994年9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

2001年7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根據條約第六條，雙方在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的地段維持現狀。

締約雙方根據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繼續就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問題進行談判。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雙方在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的地段維持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