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

本書是關於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準確地説，是關於唐代政治體制變革的研究。從所針對的問題來説，表面上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但提出問題的角度卻與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於傳統的職官制度史。政治體制是一個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國家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進而取代傳統的職官制度史，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取向 。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來説，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進展。在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唐長孺、谷霽光、陳仲安等前輩學人以及內藤乾吉、礪波護等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在職官、軍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論著發表。《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是在廣泛吸收學術界相關實證研究和理論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政治體制的整體運作機制及其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 ^[1] 

由於隋唐時期國家法令（律令）規定的官僚系統基本制度框架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處於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間基本處於平等制衡的關係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於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統以尚書省所屬六部為主體，尚書六部是國家最高行政部門，所有其它的省（如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及寺監、諸衞、東宮、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體事務的部門，甚至御史台的監察職權也是圍繞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歷史時期監察系統相對穩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為概括這種體制的一個普遍採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從制度演進及其時代特徵的角度，主要有利於解決唐代政治體制與此前政治體制的區別，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政治體制發展的落腳點問題。但是，這兩個概念並不能解決唐代政治體制向宋朝制度演進的問題。北宋的政治體制是唐代中後期政治體制發展變化的結果。北宋政治體制也不僅僅是“使職差遣制”能夠概括的，“使職差遣制”與“三省六部制”並不在一個層次上相對應。“中書門下體制”的提出，試圖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體制向宋朝制度演進的整體軌跡問題，以及唐代中後期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問題。

政治體制的演進、官僚系統的運作、國家政務的運行，是《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關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個基本層面。以“中書門下體制”作為《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的標題，就是試圖在這三個層面上加以展開。首先，“中書門下體制”是唐代政治體制（同時也是整個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代表了唐代中後期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並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礎。其次，“中書門下體制”以中書門下宰相機構（而不是三省）為中心，以使職（而不是尚書六部）為行政主體，整個官僚系統形成了新的運作機制。再次，“中書門下體制”下主要國家政務的申奏和裁決，形成了新的運行機制，體現為不同於三省制的文書形態和運作程式。

在不斷積累的學術實踐中，新的制度史研究範式也在醖釀之中。吳宗國先生在談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體會時，指出“我們着重研究各個時期實際運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關制度記載的條文上，以便真實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實際情況和政治體制發展變化的脈絡。”對於制度發展變化的研究視角，除了以往研究中關注的皇權和相權的矛盾、內廷和外朝的矛盾、決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吳宗國先生更多地強調體制變化，“從政治體制如何適應統治形勢變化的需要，分析探討政治權力的分化與重組等問題”。《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即是沿着這樣的思路，試圖對唐代政治體制的運作機制及其發展變化進行一個總體的描述和分析。

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間政治體制的變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個敍述框架。因為無論是記載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會要》、《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等歷史文獻，還是自宋朝以來人們對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沒有提供這樣一個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論是宋人還是今人，在沒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斷髮展變化的前提下，企圖以一種模式來概括唐朝政治制度。這種做法的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給人們描述的是一個不存在於唐朝任何一個時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體制總體變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認識到，“各種制度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顯著特點。而這種變動不僅是一些具體制度的變動，而且牽涉到從三省體制到中書門下體制這樣重大的政治體制的變動”。在此前提下，需要進一步尋求新的敍述框架和研究範式。

為此，《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進行了探索，力圖建立一個有利於描述唐代政治體制總體變化的敍述框架。

首先，根據國家政務運行中最高層機構（如果我們不把皇帝看成是一個機構的話）及其運行機制的變化，把唐代政治體制分為前後期兩種不同的形態，前期稱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後期稱為中書門下體制（或中書門下使職差遣制），變化的關節點為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其次，重視把握制度變化的時間性，將嚴格的時間定位引入制度史（嚴格地説是制度運行機制的變遷史）的研究。也可以説，這是對人類學所注重的歷時性研究的借鑑。對政治體制發展變化軌跡的探尋，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時間的確定。只有對各項制度確立和變革時間以及有關制度變革法令出台的時間進行詳盡周密的考釋，並通過對這些時間點的串通分析，整個政治制度變化的軌跡才能詳細而立體地呈現出來。這方面，在吳宗國先生的指導下，我們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書中已經進行了摸索。《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在結構上並不以時間點的劃分為主線，但制度變化的時間座標，仍是貫穿《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的一條暗線。

再次，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就不能停留在有關制度記載的條文上，而必須回到日常政治活動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動及其中制度體現的記載，就是作為實物史料留存下來的當時實際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為主的各類文獻中的上下行文書。所以，通過對公文書具體形態和應用場合的分析，將文書形態與制度結構和制度運作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覆原特定時期制度運作的基本程式。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是受到西方史學中“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的啓發。通過對文書的結構和運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關官職在官僚體系複雜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關官職所承擔的政務環節在上下貫通的政務運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還沒有完全達到的目標。

最後，由於史料並沒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釋整個政治體制變化軌跡的詳盡記載，而留存下來的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書實物史料和保留在碑誌和文集中的一些經過轉寫的文書資料，因為體現出不同時期的體制特徵，恰恰成為分析體制變化的依據。從體制變化大局方面説，公文形態的變化是分析政治體制變遷的有效視角。尤其是對於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悄然發生着的制度變遷，從公文書形態及其運作機制的變遷入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總之，《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在對公文形態變遷與政治體制演進綜合研究的基礎上，把唐代中後期的政治體制定義為“中書門下體制”，這是在總結學界長期以來關於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斷深入的結果。在相關研究的學術積累中作出過貢獻的學者，連同他們的學術觀點，書中將具體引用和介紹。由於《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是在博士學位論文《公文運作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北京大學歷史系1999年）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我的導師吳宗國教授自然是這項研究的宏觀設計者和具體指導者。我深知《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許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書中的錯誤自然應由我個人負責。但我相信，它卻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體現。

《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對唐代政治制度的具體研究，許多地方是基於對典籍文獻的重新解讀，故在引證時多有與通行本（包括中華書局點校本）之標點斷句不同者。對此，書中未能悉數標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説明。 ^[2] 

劉後濱，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副院長。曾訪學於哈佛大學。長期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詩與唐史等課程。學習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唐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著有《巍巍無字碑：武則天的治國謀略》、《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合著）、《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貞觀之治》（合著）、《隋唐頂級文臣》（合著）等。2007年8月起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文化中國”欄目主講《貞觀天子李世民》，引起廣泛關注。 ^[1] 

總序

序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一、唐代三省制研究的學術積累與新問題的呈現

（一）、三省制研究基本面向的奠定

（二）、三省制基本問題的展開與新問題的呈現

二、本書的研究取向

（一）、從公文形態的變遷看制度的演進

（二）、隋唐政治體制演進的基本線索及“中書門下體制”的歷史定位

第二章 唐以前的公文形態與制度變遷

一、從蔡邕《獨斷》看漢代公文形態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一）、《獨斷》有關公文書內容的文獻考釋

（二）、漢朝奏事文書形態的演變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二、奏案的形態與魏晉南北朝的政務申報與裁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