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尚法

唐代的經生書無疑受到當時社會的書法藝術觀念的左右。而且由於經生們的社會地位低下，即使其中有書法出眾獨具一格的字體，也不像身在官場的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字那樣，為社會讚賞和推崇；相反，經生們為了把自己抄寫的商品比較容易地轉換為經濟收入，在字體上必然要追逐時尚、宗法名家；而且在抄寫的書籍篇幅裏要儘量做到字體規則劃一。書法史裏關於“唐人尚法”的評論，可能並不包括經生書，但是，無論是唐代還是後世的經生書，其“尚法”的程度都遠遠地超過了一般的手寫字體。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裏指出：“經生書是繼承章程書（就是正書）的嫡統的，以書法而論，往往可能入品的，它們的毛病，只是寫得太多太熟，也太拘於成法。”然而，這種整齊劃一的字體，對於書籍用字來説，比其它書法字體更適用一些。當雕版書的商品生產出現時，寫版的工作自然多半由職業抄寫的經生們擔任。

在唐末和五代的戰亂之後，宋代早期的經生們（或者按照雕版印刷的行話，應叫做寫工）沒有同時代的書法名家的楷書字體可仿，自然要追仿前代的名家楷書（筆者以為，在書法藝術的領域裏也是如此）。於是，在宋版書上，出現了尊崇了唐代書法家的字體的客觀事實。在宋代，已經有一部分刻書人着意追求雕版印刷品的品質，並且不自覺地追求着印刷書籍的文字閲讀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