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七君子事件

1833年漢諾威王國制定了憲法，國家法學者和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達爾曼（Christoph Friedrich Dahlmann）是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在國家議會第二議院的代表，他參與了這項工作。憲法規定漢諾威屬於德意志聯邦中相對自由的憲法國家，君主和臣民之間存在的並非統治關係, 而是法律關係 ^[5]  。國王不再有專斷和絕對的權力, 應遵守制定出來的法律。1837年6月20日，英國國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同時也是漢諾威國王去世。在漢諾威，威廉四世的兄弟恩斯特·奧古斯特接管了政府。

1837年7月奧古斯特上任後，他覺得自己不受國家基本法的約束，而憲法是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制定的，他想修改它。達爾曼是憲法的幕後推手之一，百年校慶之時他最初試圖説服大學參議院抵制國王的主張。這一嘗試失敗了。11月，達爾曼再次試圖説服整個大學反對國王的主張，並寫了一篇抗議文章。然而，只有其他六位教授願意簽名：法學家威廉·愛德華·阿爾佈雷奇特（W.E.Albrecht）、神學家和東方學家格奧爾格·海因裏希·奧古斯特·埃瓦爾德（W.E.Albrecht）、歷史學家格奧爾格·戈特弗裏德·格爾維努斯（Georg·Gerinus）、民族學家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以及物理學家威廉·韋伯（W.E.Weber）。在抗議文件簽署時，數百名學生在幾天內製作了數千份副本並將其發送到德國各地。

國王為了體現自己作為“強力”君主的形象，不得不採取強硬行動：12月4日，這七名教授在大學法庭接受了質詢；1 2月11日, 當國王和調查者以威脅的口吻詢問, 他們簽署抗議信是否出自本意時, 他們再次表示:“我們毫不隱瞞, 相反, 我們使我們的親人、朋友和同事們都相信, 我們基於法律完成了我們最後唯一能做的事。” ^[5]  12月14日，他們被免職。達爾曼、格爾維努斯和雅各布·格里姆因涉嫌在國外傳播“反政府言論”而不得不在三天內離開哥廷根。根據指示，其餘人員在獲釋後仍被允許留在哥廷根。

對於這座城市和哥廷根大學來説，七名教授的抗議最初導致了不良後果，因為他們在資產階級，尤其是學術界的聲譽最初急劇下降，把傑出的教授請到哥廷根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學生們也更喜歡選擇其他大學繼續學業。在1847/48年的冬季學期，他們的人數達到了可怕的低點，只有582人入學。 ^[1] 

時任哥廷根大學哲學院長、著名教育學家赫爾巴特同樣反對國王的主張，但是他沒有參與抗議文件的簽字活動並在七名教授被國王免職後與他們斷絕了來往。他認為抗議行動不會有結果，只會損害大學。他認為：“評價德國人的政治生活能做出什麼樣的改善，能改善多少，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説大學精神不能模仿政治生活，因為大學的本質在科學中”。他隨後便受到了學生罷課的抵制。他的精神因此被嚴重打擊，事後著有《對哥廷根危機的回憶》，在其1841年死後發表。 ^[2] 

奧古斯特國王宣佈廢除憲法後，雅各布·格林激動地寫道:“公法教師和政治教師從自己的信仰和法學研究中, 獲得社會生活的原則;歷史教師不憚其煩地説明, 憲法和政府對於人民的幸福和痛苦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5]  不過Norbert Kamp認為，雅各布·格林不希望“參與政治煽動”，而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置身於政治爭端之外。格林兄弟並不認為自己與任何政治陣營有密切聯繫。Steffen Martus明確表示，格林兄弟表達的觀點本身與自由主義要求無關：“格林兄弟並不是民主憲法政策的先驅。令他們煩惱的是與王室言和的象徵性力量，這消除了基於人民代表的義務。”在明確提到政治定位時，他繼續説道：“即使在最近，我也看到自由主義者，在有必要卑躬屈膝的地方，在他們的優勢發揮作用的地方，毫不猶豫地將最自由的無情付諸行動。” ^[4]  被解職之後，格林寫下了《談談我的解職》。他寫道:“世界上到處都有能夠公正地思考並教給別人以正義的人, 但是隻要一致行動的時候, 他們就作了疑惑和膽怯的俘虜, 向後退卻……但是, 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將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高興, 那是對我巨大的安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