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遺產案

1931年6月19日，素有“遠東第一富翁”之稱的上海房地產大鱷哈同撒手人寰。第二日，《申報》即在本埠消息一欄刊登了“哈同於昨日逝世”的消息。 ^[1] 

哈同去世後，留下了1.7億元的鉅額財產，其中包括460畝土地、1300幢房屋和價值百萬英鎊的金銀珠寶。哈同一生並無親生子女，在他死後10餘年間，其遺孀、管家、中外養子女以及垂涎其財產的各色人物相繼登場，打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遺產爭奪官司。 ^[1] 

哈同的父親是一名洋行職員，哈同5歲時隨父母到印度孟買居住，後來父親突然病故，哈同一家陷入了窘境。對於這段往事，哈同後來回憶説：“我小時候很苦，經常拾破爛、撿煤核兒、找瓜皮爛菜。”哈同20歲時，母親也去世了，無牽無掛的哈同便懷着發財的夢想經香港來到了遙遠的上海。 ^[1] 

當時上海已開埠近30年，有許多外國洋行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經人介紹，哈同到老沙遜洋行當了一名看門人。老沙遜洋行與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英美煙草公司並稱英商在滬“四大財團”，其主要業務是經營對華鴉片生意。青年哈同頭腦靈活，很快便得到洋行大班的賞識，被提拔為業務管事。 ^[1] 

哈同後來之所以進軍房地產，源自清朝末期的中法戰爭。1885年3月，中國軍隊在鎮南關(今友誼關)和諒山取得大捷，一時間法國朝野震動，內閣垮台，上海租界內的外國人特別是法國人紛紛離去，租界內的房屋十室九空，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精明的哈同瞅準了這個時機，説服老沙遜洋行大班逢低吸納，趁當前地價狂跌的大好時機，儘可能多地購進地皮。 ^[1] 

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新約》，法國意外地獲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和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中越邊境地區也向法國開放通商。中法戰爭以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而告終結，這個出人意料的結局讓“遷去者皆歸”，“沙遜租屋業轉盛”。 ^[1] 

哈同在中法戰爭中的處變不驚讓老沙遜洋行賺了個盆滿缽滿，也讓哈同看到了房地產生意的魅力。1886年秋，哈同與中法混血的羅迦陵成親，在妻子的幫助下，哈同正式投身房地產行業，由於“滬西一帶地皮，也被富商巨賈購來建築輪奐的宅第，由以前計畝論值，從而成尺土寸金，哈同夫婦成了其中大業主，生意益隆，利益益懋，索性設個‘哈同洋行’來集中管理，什麼業務都不做，專營地產，浸成鉅富”(高拜石《富商哈同———愛儷園50年興亡記》)。 ^[1] 

哈同夫婦發跡後，在南京路上築起了一座美麗的花園愛儷園作為寓所，即後來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哈同花園”。此外，在今天的南京西路、陝西北路、威海路一帶，哈同還建造了慈厚南里、慈厚北里、慈惠裏、慈惠南里等諸多以“慈”開頭的里弄，昔日兩手空空的猶太窮小子已成為腰纏萬貫的房地產大亨。 ^[1] 

哈同在留下鉅額遺產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份謎團重重的遺囑。 ^[1] 

這份遺囑是哈同夫婦以英國律師勞敦、葛立芬為證人簽署的，一式兩份，內容相同，簽訂的時間是1931年2月10日。遺囑規定，如果哈同死後7天之內其妻羅迦陵不死，則羅迦陵將繼承全部遺產；如果7日之內羅迦陵去世，那麼遺產歸遺囑執行人管理，由遺囑執行人監護繼承人成年後，按遺囑規定將遺產分割給各繼承人。這份遺囑規定，在扣除贈與其他養子女的款項以及包括喪葬費在內的一切開支以後，哈同的兩個養子大衞·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別獲得遺產的70%和30%。遺囑的執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覺彌和高易律師公館的律師拉亥脱。 ^[1] 

這份遺囑為什麼強調7日之內羅迦陵不死才能繼承遺產呢？難道羅氏也重病纏身、行將就木？ ^[1] 

原來哈同信奉猶太教，根據猶太教的習俗，丈夫去世後妻子一般在7日內殉節而死，所以哈同在遺囑中特地註明。當時羅迦陵還不足70歲，身體非常健康，也沒有殉節的打算，故順利繼承了哈同的全部財產。 ^[1] 

正當羅迦陵為獲得哈同全部遺產沾沾自喜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難題，原來根據英國遺產税法的規定，哈同留下的鉅額財產需繳納1700萬元的遺產税。羅迦陵一下拿不出這麼多現金，無奈之下只好將地處市中心的16處房地產作抵押，貸款1800萬元繳納税金。這筆貸款年息6.5釐，約定期限為10年，但直到羅迦陵去世也沒有還清。1949年後債權人還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扣押羅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財產。 ^[1] 

哈同去世後，首先對其遺產繼承提出異議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愛士拉·阿道爾·哈同來到上海，向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提起訴訟，要求繼承哈同的遺產；次年3月，又有一名來自伊拉克的哈同遠房親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們獅子大開口要繼承全部財產，否認羅迦陵的繼承權。法庭認為哈同已加入英國國籍，是受英國保護的公民，按照英國法律哈同遺囑有效，其中國妻子繼承有效。 ^[1]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孫(也有侄子説)愛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説)兄弟來到滬上，再次向英國駐滬法庭遞上了訴狀，聲稱根據伊拉克法律，哈同遺產應由他們12人平均繼承，但鑑於羅迦陵年老孤寡，又與哈同結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給她四分之一作為照顧，但法庭同樣駁回了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1] 

鉅額財產的誘惑鼓舞着伊拉克軍團的鬥志，羅迦陵去世後，愛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別向汪偽政權法院及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但均未成功。對於此事，長期在哈同花園編撰書目的李恩績在其《愛儷園夢影錄》中作了詳盡的描述：“一方面是老東家(指哈同)的嫡親胞侄。據説照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建的伊拉克國家法律，老東家的全部遺產，應該歸他們血統最近的胞侄承繼。老太太(指羅迦陵)就算與老東家是配偶，因為沒有血親關係，所以半點兒份也沒有。大概伊拉克國還停留在宗法社會的時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1] 

哈同夫婦沒有親生子女，但他們收養了幾十名中外養子女，最後正式承認的有22位，中外各佔一半，其中中國籍的大都隨羅迦陵姓羅，外籍養子女則隨了哈同姓氏。 ^[1] 

1937年9月30日，羅迦陵又簽了一份遺囑，為了與以前的哈同遺囑相區別，這份遺囑被稱為“第二遺囑”。遺囑內容擬定得極為詳盡，除向社會、宗教界及政府捐贈外，中外養子女、洋行職員和花園老職工、羅迦陵親信的僕人、隨從都分到了相應的款項，她寵愛的管家姬覺彌一人獨得了400萬元的龐大產業。 ^[1] 

哈同遺囑與羅迦陵遺囑最大的區別是對待中外養子女的態度不同，羅氏遺囑中各位養子女分配的遺產數額基本一樣，而哈同遺囑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長子大衞·喬治·哈同由於劣跡斑斑受到羅迦陵的嚴厲懲戒，不僅被剝奪了養子的資格，就連分給他的14萬元遺產也必須在其惡行改善後才能撥付，否則不享有繼承權。6名中國養子中除去早逝的長子羅友良，剩下的羅友蘭、羅友山、羅友啓、羅友仁和羅友翔均擔任了新成立的羅氏慈善事業基金委員會理事，而外籍養子女則無可置喙。 ^[1] 

由於“第二遺囑”是羅迦陵死後由其中國養子羅友啓發現的，所以外籍子女認為是假冒的贗品，不予承認；中方養子女則認為遺囑有羅迦陵的親筆簽名，是真實有效的。李恩績的《愛儷園夢影錄》對此事也有記述：“中國養子女們所根據的是老太太的遺囑，後來稱為第二遺囑。這遺囑也是個英文本，一共有9頁，真所謂洋洋萬言……當時在旁人看來，這第二遺囑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應該有效。但據外國養子女們説，這遺囑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這假遺囑的人，還該負刑事責任。” ^[1] 

圍繞着“第二遺囑”的真偽，中外養子女之間又展開了訴訟，但經過兩次庭審以後，法庭並未作出裁決。正在這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進公共租界，並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園隨即被日軍接管，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 ^[1] 

在這場遺產爭奪戰中，外籍子女以長子大衞·喬治·哈同為首，中方則以羅友蘭擔當領軍人物。 ^[1]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師公館的策劃下，大衞·喬治·哈同與大部分中國養子女達成了一份和解協議，協議約定中國籍養子女承認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遺囑為唯一合法有效遺囑，其他遺囑均無法律效力；作為回報，大衞·喬治·哈同分給他們部分財產。此協議由高易律師公館擔保，大衞·喬治·哈同還當場支付了部分款項，這份協議後來由於抗戰勝利並未完全執行。 ^[1] 

抗戰結束後，與大衞·喬治·哈同簽訂協議的中國籍養子女紛紛發表聲明，稱協議是在遭逼迫的情況下籤訂的，應屬無效，重新要求按照羅迦陵的遺囑執行財產分配。與此同時，姬覺彌、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指定的遺產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謂的合法材料，要求執管羅迦陵的全部遺產。 ^[1]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國民黨要員吳國楨、潘公展的調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終於在1946年達成了協議，承認哈同遺囑合法有效，承認第二遺囑中捐贈政府的部分有效，大衞·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給中國養子女們比上一次更多的財產作為補償。 ^[1] 

具體分配方案是：將遺產中尚存的金銀珠寶估價後，88%分給大衞·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12%分給羅氏兄弟；大衞·喬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畝，佔總數的58.3%，房屋15萬多平方米，佔總數的48.2%(包括除羅弼·維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養子女分配數在內)；羅弼·維多·哈同分得土地60餘市畝，佔總數的13.3%，房屋5萬多平方米，佔總數的13.7%；羅友蘭等分得土地70餘市畝，佔總數的17%，房屋6萬平方米，佔總數的19%；姬覺彌等其他人分得餘下的土地50餘市畝，房屋4.7萬平方米。 ^[1]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據和解協議宣佈此案結案，長達16年的哈同遺產繼承案至此塵埃落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