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中國

我的悲哀的中國！

我的悲哀的中國！

你懷擁着無限美麗的天然，

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

你身上排列着許多蜿蜒的江河，

你身上聳峙着許多鬱秀的山嶽，

但是現在啊，

江河只流着很嗚咽的悲音，

山嶽的顏色更慘淡而寥落！

滿國中外邦的旗幟亂飛揚，

滿國中外人的氣焰好猖狂！

旅順大連不是中國人的土地麼？

可是久已做了外國人的軍港；

法國花園不是中國人的土地麼？

可是不準穿中服的人們遊逛。

哎喲！中國人是奴隸啊！

為什麼這般自甘屈服？

為什麼這般萎靡頹唐？

滿國中到處起烽煙，

滿國中景象好悽慘！

惡魔的軍閥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憐的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錢！

卑賤的政客只是圖謀私利啊，

哪管什麼葬送了這錦繡的河山？

朋友們，提起來我的心頭寒，

我的悲哀的中國啊！

你幾時才跳出這黑暗之深淵？

東望望罷，那裏是被壓迫的高麗；

南望望罷，那裏是受欺凌的印度；

哎喲！亡國之慘不堪重述啊！

我憂中國將淪於萬劫而不復。

我願跑到那崑崙之高巔，

做喚醒同胞迷夢之號呼；

我願傾瀉那東海之洪波，

洗一洗中華民族的懶骨。

我啊！我羞長此沉默以終古！

易水蕭蕭啊，壯士吞仇敵；

燕山巍巍啊，嚇退匈奴夷；

同思往古不少轟烈事，

中華民族原有反抗力。

卻不料而今全國無聲息，

大家熙熙然甘願為奴隸！

哎喲！我是中國人，

我為中國命運放悲歌，

我為中華民族三嘆息。

寒風凜冽啊，吹我衣；

黃花低頭啊，暗無語；

我今枉為一詩人，

不能保國當愧死！

拜倫曾為希臘羞，

我今更為中國泣。

哎喲！我的悲哀的中國啊！

我不相信你永遠沉淪於浩劫，

我不相信你永無重興之一日。 ^[2] 

1924年夏，蔣光慈從莫斯科回國，無邊的、濃重的黑暗使他原先在蘇聯留學時那種歡欣的、嘹亮的歌喉喑啞了，看到中國的黑暗現實而感到悲哀，於是寫下此詩。《阿英書話·哀中國》：“當光慈初回國的時候，我問他回國後的感想如何，他即告訴我他是大大的失望！大大的失望！一入國門，便是一身冷汗，一陣狂喊，一口心血，《哀中國》一集便孕育在這個時代了。”這也正如詩人所悲歌：“我的祖國，我的愛人，我的家園，他們所給我的，唉，只有哀感。” ^[3-4] 

《哀中國》閃爍着革命的思想、真誠的激情，義正辭嚴地控訴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暴行。詩人的思想，在那黑暗如磐的年代裏猶如閃亮的火炬和戰鬥的鼙鼓，勇敢、堅定、振奮人心。同時，詩歌靈活自如地運用了大量的疊句、對句和排比句，加上每節句數相等的排列格式，一節一韻的聲響，這就使得全詩格外具備了一種澎湃激盪的聲勢，較好地表現了詩人痛苦憂憤的情感。

全詩六節。第一節，詩人用對比轉折的格式哀嘆祖國：“蜿蜒”的江河發“悲音”，“鬱秀”的山嶽“寥落而慘淡”。哀嘆建立在“俯瞰式”的掃描上。第二、三節，哀嘆深入一層，具體展開了祖國的苦難和黑暗：“外邦”步步迢，“軍閥”“互相攻打”，“政客”“圖謀私利”。在這概括的描述中表達的理念卻十分明白：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官僚政客都是罪魁禍首。第四、五節，思想更進一層，先從橫的世界範圍看中國的危急後果：像高麗、印度一樣的“亡國之慘”迫在眉睫；後從縱的歷史的歲月追索這種局面中民族性格的病態：“而今全國無聲息”，“熙熙然甘願為奴隸”。詩歌由上兩節的現象描述轉入到縱橫結合的原因與結果的探索分析。最後一節，除了呼應第一節再次哀嘆並自省外，預言了中國的未來：“不相信你永遠沉淪”，“無重興之一日”。詩歌思想從前幾節的現實轉向將來，又推進一步，表達了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完成了題旨。

與此同時，詩歌還有一條主體抒情的線索貫穿全詩各節。在詩的各節都有詩人站出來直接抒晴的句子：第一節，詩人用了“我的悲哀……”這樣的疊句直呼心中的哀嘆。第二、三節，詩人在兩節的後三句抒發了他對中國人“頹唐”的不滿和對現狀的“心頭寒”。第四節，在揭示亡國之憂後，表明自己要“喚醒同胞的迷夢”，洗他們的“懶骨”的願望。第五、六節，詩人發出了“為中華民族三嘆息”。《哀中國》既有對“你”——祖國的描述，又有“我”——詩人的直接抒發，不足的是這兩條線索尚未取得水乳交融般的效果。 ^[4] 

武漢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皇甫積慶《新詩鑑賞辭典》：《哀中國》作為一篇早期政治抒情詩，顯示了蔣光慈——一個最早開拓者的成就與不足。沒有疑問，放在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觀察，這些成就與不足對於後來的政治抒情詩作者來説有一定的啓發的作用。 ^[4] 

中國內地作家錢杏邨《中國新興文學論》：《哀中國》寫成於國際帝國主義在積極的壓迫的殖民地的中國，作成於“二七”和“五卅”，和“沙基”等等慘案發生的期間，作成於中國軍閥作了國際帝國主義工具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使作者不得不變易了他的愉快的情調，而成為悲憤的哀音，而滲入了傷感的情調，不得不使他把詩歌的尖端要素，集中於帝國主義的打倒。 ^[5]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田本相《蔣光慈的創作道路》：《哀中國》較之《新夢》的詩風有一顯著的變化，《哀中國》把《新夢》中反抗的戰歌更加發揚了起來，形成了它的基調。詩人從一個充滿了自由、光明和革命氣氛的蘇聯回到“黑暗萃聚”的祖國，這是一個從新世界到舊世界的變化，這個變化必然對詩人產生強烈的影響。無論是《哀中國》還是《新夢》，或反抗黑暗，或歌頌光明，都顯示着蔣光慈不愧是一個“革命的歌者”。 ^[5] 

蔣光慈（1901—1931），現代詩人和作家。原名蔣光赤，又名蔣俠僧。安徽省六安縣人。“五四”運動時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曾去蘇聯留學。在莫斯科學習期間，開始學作新詩。1925年從蘇聯回國後，曾任馮玉祥的蘇聯顧問的翻譯和黨領導的上海大學教授。同年出版了第一本新詩集《新夢》，1926年出版了小説《少年漂泊者》，1927年出版了短篇小説集《鴨綠江上》。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後，他根據耳聞目睹的材料寫成了表現工人階級英勇鬥爭的優秀作品《短褲黨》，還出版了另一本具有反帝反封建鬥爭精神的詩集《哀中國》。1928年與錢杏邨、孟超等，組成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不久，又主編《時代文藝》、《新流》、《拓荒者》等文學刊物， 宣傳“革命文學”。以後又先後出版過長篇小説《最後的微笑》、長詩《哭訴》、中篇小説《麗莎的哀怨》、詩集《戰鼓》。後去日本。1929年回國後出版了詩集《鄉情》。這時貧困多病， 仍主編《海風週刊》，並完成了以革命時期農村階級鬥爭為題材的優秀中篇小説《田野的風》（又名《咆哮的土地》，1932年出版）。1931年6月30日病逝於上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