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隊

和平隊的英文名稱是：The Peace Corps。

和平隊除了上述美國政府公開宣稱的目標外，和平隊作為美國對外關係的”軟實力”，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輸出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 奈將國家實力分為兩種：一種是”硬實力”(hardpower)，指”一國進行購買和聚合的經濟軍事能力”;另一種是”軟實力”(softpower)，指一國”通過文化意識形態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他認為，這兩種實力均至關重要，在信息時代，”軟實力”甚至佔據着更為重要的地位。其實，不僅在信息時代，即使在冷戰時期，儘管尚未有學者或政治家明確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但美國已有政治家認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並將其運用到美國對外關係領域，和平隊即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代表。

和平隊成立於1961年，是肯尼迪在總統競選中提出的，並被視為1960年總統大選中的一個亮點。按照肯尼迪的構想，和平隊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願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教師，醫生，護士，各種技術人員等”中等人力資源”，通過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發展，向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展現美國文化的精華，改變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強美國對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吸引力，並以此向這些國家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

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存在的種族問題，特別是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干涉和顛覆活動;以及美國外交官的低劣素質和不當行為。美國國內存在的種族問題顯然已經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形象。美國外交史學家斯帕尼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在這個絕大多數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國頑固地推行種族隔離政策，並對南方和北方黑人進行剝削，這公然地違背了它如此經常標榜的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民主原則。不發達地區的人民不僅要求得到作為國家的平等地位，還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權利;當他們聽到美國實行種族隔離時，就會聯想到過去只是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白人就把他們當做劣等民族一樣來看待的歷史。”幫助制定和平隊第一個訓練計劃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顧1960年的非洲之行時説：”小石城好像是美國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請一名加納學生在耶魯的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講，其中就談到亞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國經常被冒犯：房東拒絕出租房屋給他們，他們的家屬被禁止進入海灘，學校不接收他們的孩子，商店不允許他們試衣服。這名加納學生還特別提到，在聯合國的非洲外交官由於找不到合適的住所，蘇聯大使已經宣佈為他們提供房屋。更讓美國感到難堪的是，訪問美國的加納財政部長在餐館被拒絕提供服務，險些釀成外交爭端。而隨着非洲獨立運動的不斷髮展，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將在華盛頓和紐約建立大使館或領事館，但種族問題在國外產生的影響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對美國望而卻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總統將他派往德國而不是美國，以免冒丟掉性命的危險。和平隊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展示，美國並不是一個”怪物”，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白人是可以在和諧與公正的氛圍下，與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共同生活。

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堅持僵硬的冷戰思維，不承認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和中立主義，經常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如中央情報局策劃危地馬拉和伊朗政變，派遣軍隊到黎巴嫩，幫助訓練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體現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副總統尼克松訪問拉丁美洲時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個國家，都會遇到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預備的鮮花和美酒，更多的是來自民間反美示威羣眾的石塊，唾沫，臭雞蛋及爛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國當時國際形象的一個縮影。對此，和平隊的第一任行政長官薩金特·施萊弗曾憂心忡忡地表示，我們已經脱離了國際社會的主體，特別是在那些年輕的，沒有經驗的，處於貧困和被壓迫狀態的國家裏，”共產黨人……贏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聲，當共產主義在一些遙遠的國家昂首挺胸時，它看起來就不再是一個外部事務了。”

美國駐外使館工作人員的素質更是加深了人們對美國的惡感。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外交人員有50%不會説任何一種外語;1960年，美國新參加工作的外交人員70%沒有受過外語培訓。在新德里，沒有一個美國外交人員能説印度土語;在巴黎，美國大使甚至不會説法語。而且，美國外交人員專業知識貧乏，對所在國的文化一竅不通，整天沉迷於上層社會的宴會和舞會。對此，20世紀50年代末風靡美國的《醜陋的美國人》一書作者呼籲：”我們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參加這個行列的人必須受過良好的教育，經過仔細甄拔工作勤奮，熱愛事業的職業外交家。他們必須心甘情願地捨棄舒適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區———寶貴的健康。他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去推行由一個頭腦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他們必須精通駐在國的語言，他們必須比當地人更清楚這個國家的問題。”在談到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認為，戰後良好的生活條件使得美國人不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美國人不能食用當地的食物，也不能過當地人的生活，他們在第三世界國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當地人的不滿。而這一點卻正是共產黨人的強項，他們與美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湯因比認為，”如果今天在國外代表美國的是征服美國西部的那一代美國人，這一差距將會彌合”。肯尼迪在美國總統競選中也激烈地抨擊那些真正”醜陋的美國人”，譴責這些人”缺乏同情心……卻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標誌着疾病，貧窮，文盲和無知的國家裏代表我們，可是他們在這些問題上並不與我們一致，也不去對它們作鬥爭”。肯尼迪希望改變美國對外關係隊伍的人員結構，讓那些能夠體現美國優良特性的人充實到美國外交隊伍之中，重新樹立起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説的，”在我看來，和平隊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強調我們美國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這是美國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誠的部分，這些特性激發了我們很多國際政策”。因此，肯尼迪對和平隊寄予了厚望。他在接見第一批即將踏上異國他鄉的志願者時説：”有數以億計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們將只與其中一小部分接觸。但是，在那些國家裏，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們的強烈印象，取決於他們的判斷，取決於你們的表現。你們將成為青年美國人特殊組織的一員，如果你們在對自由承擔義務，增進各地人民的利益，為你們的國家和它最好的傳統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夠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

另外，在美國決策者看來，和平隊還具有向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展現和輸出美國價值觀念的功能。和平隊的首任長官薩金特·施萊弗認為，在核武器時代，戰爭可能帶來的破壞限制了對軍事力量的使用。因而他指出：”我們必須重新發現和使用一直使我們最強大的力量———美國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們民主生活的生命力：龐大的私人志願組織網絡，從父母—教師協會到紅十字協會等社會組織的工作，我們的工會組織，我們的服務俱樂部，我們的商業企業，我們的鎮，市，縣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們的聯邦項目如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們的個人自由，自由言論，自由選舉。這些奠定美國的力量，這些民主行動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充分認識或被我們充分介紹。”

和平隊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國的這些”軟”性實力：美國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同時還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價值觀念體系。”和平隊志願者……以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的行動所體現出來的精神代表着我們的社會。”也正因為如此，國務卿臘斯克非常貼切地形容和平隊：”和平隊不是對外政策的工具，因為那樣對待它將湮滅它在對外政策上的貢獻。”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曾擔任肯尼迪總統高級幕僚的小施萊辛格在談到和平隊的作用時也説：”看到那些志願人員把謙遜，友好，勤懇和樂觀精神的榜樣傳到窮鄉僻壤去，人們會問，對於迄今尚未接近過民主思想的地方，他們難道不會帶去民主社會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嗎？對於未來的尼雷爾們和塞古·杜爾們，也許還有未來的恩克魯瑪們和卡斯特羅們，難道不會從他們的生氣勃勃和獻身精神中受到啓發嗎 “

作為民主黨內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萊弗十分重視公眾外交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在談到美國的冷戰對手時説：”對於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哲學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進共產黨帝國內部的和平演變……我們應該利用一切機會緩和國際緊張狀態，同共產主義世界建立一種新型的公眾與公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政府間富於建設性的談判達成協議。”在另外一個場合，施萊弗又談到，”槍炮並不能改變世界，這是這個血腥的世紀所得出的偉大結論之一。美元也不能改變這個世界，單純的良好願望同樣不能。今天能夠改變世界的與過去已經改變世界的是同樣一種事物：一種思想，以及對這種思想承擔義務的，具有奉獻精神的個體的服務……和平隊就是奉獻於這種精神的一個羣體”。

施萊弗同樣篤信美國的榜樣作用，有着強烈的天賦使命思想，他認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隊志願者並不僅僅是作為志願的和熟練的工人，”而是作為最強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範：自由的和承擔義務的男男女女可以跨越甚至超越文化和語言的界限，風格迥異的傳統和財富的巨大不平衡，古老的敵對和新興的民族主義”。在1963年發表的一系列演講中施萊弗多次強調：”引導我們和平隊志願者前進的精神同他們所具備的技能同樣重要……他們不僅被要求去幫助那些年輕國家的人民取得經濟獨立;他們還被邀請去重申我們對所有人民所承擔的基本義務———一個公正和自由的社會;他們還被邀請去展示我們民主社會的革命天性。這比擊敗共產主義或者贏得新的財富資源甚至對世界人民的影響更為重要。”

然而，在向發展中國家推銷和平隊時，為減少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疑慮和説服發展中國家接受和平隊，肯尼迪和施萊弗都希望人們不要將和平隊看做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和機構。肯尼迪在簽署建立和平隊的行政命令時特意強調，”和平隊並不是被設計為對外政策，對外宣傳或意識形態衝突的工具，它的目的為在世界發展這一宏偉事業中，使我們的人民更充分地承擔他們的義務”。施萊弗也希望人們不要將和平隊與美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冷戰聯繫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強調和平隊的利他性。他説：”在當前事務中，他們並不被期待代表美國官方的觀點，他們沒有得到指示;很自然，他們是謹慎的。他們是相當自由的男男女女，是自由社會的產物，被派往國外服務，以如此的奉獻精神和技能去做分配給他們的工作，通過這一示範，將培養他們的社會的本來面目展現給東道主。”不過，施萊弗私下也承認，”我們不能對世界的現實視而不見，和平隊是美國對外政策努力的一部分，即使它有特殊的作用和獨立的身份”。

可見，美國決策者建立和平隊的初衷就是要通過和平隊志願者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通過向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提供某種幫助，展現美國社會的優良文化傳統，為美國贏得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好感，最終達到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的目的。

和平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有以下兩個顯著特點，這兩個特點有助於實現美國決策者創建和平隊的初衷：第一，和平隊隊員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的，他們只從美國政府那裏領取基本的生活費用，其數額較所在東道國社會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隊還向志願者提供全部的醫療費用及往返美國與東道國的交通費用。除此之外，兩年的和平隊工作結束後，志願者還能夠領取6000美元，用於迴歸美國社會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隊志願者並不從第三世界國家領取任何工資和津貼，第三世界國家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即可。這種基本上是免費提供的工作人員，不僅易為第三世界國家所接受，更容易為美國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好感。

第二，和平隊志願者大多數是工作在東道國的基層社會，特別是邊遠及落後地區，有些地區甚至連所在國的大學畢業生都不願去。如佔志願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隊教師，除少數是在城市教大學外，大多是在農村教中小學或職業學校;醫生或護士則是活躍在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層醫院;而那些技術人員更是深入到農場，畜牧場，建築工地和工廠。和平隊志願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觸的基本上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公眾，從志願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這些公眾。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和平隊成立以前美國對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對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因素，將關注焦點部分地轉向了第三世界的公眾，轉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國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國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從而避免重蹈以前”贏得了政府，但卻失去了人民”的覆轍。這種”公眾外交”正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兩個方面只是實現和平隊爭取第三世界國家民心的基本條件。和平隊能否取得第三世界國家的認可，能否改變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形象，能否增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吸引力，更主要還要看它的工作成效，即它是否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積極變化，或滿足當地人民的基本需要，或對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和平隊的工作成效如何，不僅關係到這個組織能否在第三世界國家立足與發展，更關係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涉外志願者組織是否具有存在價值。從和平隊的工作性質來看，其工作成效確實難以量化。而且，從1961年到2005年的44年間，和平隊工作過的國家和地區先後達136個，工作的領域也涉及教育，農業，衞生保健，社區發展，家庭經濟，小企業經營管理等多個方面。在不同時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和平隊工作的不同領域，其工作成效也有很大的差別。例如，20世紀60年代的歸國志願者，在被問及他們的工作對東道國的發展發揮多大作用時，他們的回答往往是含糊不清的，有的志願者乾脆拒絕回答;也有些志願者認為，和平隊的工作成效不會馬上顯現出來，也許要過上很多年才能發揮作用，所以不能根據現在的情況對和平隊的價值作出評判;很多志願者對自己的工作成效持肯定態度，但也承認，他們只是對自己所在的社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東道國的影響則談不上;另有部分志願者認為，和平隊的工作成效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除非志願者在某個地區的工作能夠一直持續下去，否則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成效也會很快消失。然而，同樣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埃塞俄比亞的96%的和平隊志願者認為，他們的工作對”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文化或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類別志願者的不同感受，説明了和平隊工作的特殊性。

美國政府和國會對和平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成效也很關注，他們不定期地委託美國大學或民間評估機構到第三世界國家對和平隊的工作進行評估。從美國大學或民間評估機構發表的評估報告來看，儘管和平隊的工作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的來看，和平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給東道國帶來了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和平隊實施的技術類項目中。

1966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調查協會對和平隊在菲律賓的工作進行了調查和評估，結果”發現了志願者影響的明顯跡象，接受我們調查員採訪的92%的地區確實引進了教學設備和新的教育技術，在53。1%的和平隊社區創立了獎學金，並以各種方式的物質援助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條件。比例較小的和平隊社區認可了和平隊其他的創新：社區發展項目(51。3%)，各種方式的志願者組織(42。3%)，娛樂設施(38。9%)”。該調查隊得出的結論是：”志願者確實對所在社區產生了影響。”而同期康奈爾大學的調查報告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康奈爾大學的評估組對活動在秘魯安第斯山區的和平隊進行了追蹤調查，認為有志願者工作的社區比沒有志願者的社區發展要快三倍，”和平隊項目對其所針對的社區確實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後，隨着布蘭奇福德”新指針”的實施，和平隊更加強調志願者的工作經驗和技能，強調滿足第三世界國家的迫切需要，和平隊的工作效果更加明顯，也更加實在，給東道國的一些地區帶來了可觀的變化。一份調查顯示，僅1978年，由於和平隊志願者的努力，18780人受到包括健康，教育和企業管理等專門領域的培訓，這使得他們有可能在上述領域就業，並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專門訓練的人力資源的需求;182600人接受志願者的理論和職業技能培訓，主要涉及英語，數學，動力機械，鉛管品製造，木工工作，打字等方面;為實施對當地人民的糧食，飲用水供應及就業安置，志願者完成了180項包括營養，經濟計劃，環境等方面的調查，併為490項水資源發展項目提供了技術支持;建立了270塊示範或試驗田，向當地的農民展示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技術;建造及改良了390座魚塘;為250項公共基本設施工程提供技術支持;為82200頭家畜接種疫苗。

上面的數字只是和平隊可以量化的工作，但在和平隊所從事的各類項目中，活躍在各級各類學校講台上的志願者數量是最大的，然而他們的工作恰恰是最難以量化的。因為你很難確定這些美國教師的教學水平有多高，他們的學生學得有多好，和平隊從事的基礎教育或職業教育給當地的經濟發展，政治文化帶來了多大變化等等。但有些單純的數字大致也能説明一些問題，如對於和平隊工作從未間斷的加納來説，從1961年至1991年，大約有67。5萬名加納人曾經受過美國和平隊志願者的教育，這一數字大約是加納人口的5%。此外，在加納的白領階層中，很難找到一個人在其學習生涯中沒有遇到過和平隊的教師。

和平隊教師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擴大了教育範圍，尤其是為數以十萬計的窮孩子提供了上學的機會。特別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不僅缺少從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師，而且政府也不能為本國的基礎教育投入更多的財力和精力。在這種情況下，和平隊教師就成為填補這些新興國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1962年，300名和平隊志願者充實到埃塞俄比亞中等教育領域後，使得埃塞俄比亞從事中等教育的教師人數翻了一番;在其他6個非洲國家，和平隊志願者也佔擁有學位的中等學校教師人數的一半。塞拉利昂教育部長甚至認為，如果沒有和平隊教師的到來，他們的學校很大一部分要關門。正是由於和平隊志願者在上述新興國家的教育領域中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平隊在這些國家的地位也最為穩定。

和平隊志願者除了傳授英語，物理，數學等科學知識外，還帶去了美國的教學方式，尤其是鼓勵學生打破課本的教條和框框，採用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特別是強調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客觀地講，不同教學方式的融合，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知識的掌握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此外，志願者來自世界上教育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他們發揮着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如廣播電視教學，多媒體教學，網絡課程等現代教育技術和教育手段的作用。

如前所述，儘管無法將和平隊在第三世界國家教育事業中的貢獻同其社會發展直接掛鈎，但是大眾教育水平的提高，對於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誠如1980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所指出的，”在早期，沒有石油但發展快速的國家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民……更好的教育能夠幫助最窮的人們從貧困中解脱出來”。從某種角度看，和平隊從事的教育工作就是發揮着這樣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隊畢竟不同於世界銀行，也不同於美國政府的國際開發署，它不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技術或設備支持，因而不可能直接導致第三世界國家GNP的增長。它的視點在於那些被一般發展援助機構所忽視的鄉村和小城鎮，在於增強人們的自立能力，幫助相對弱勢的羣體增加農作物產量，改善生活條件等等。因此，和平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個體或某一地區這一層面上，和平隊所帶來的主要是微小的量變。然而，正是這種微小的量變，卻能帶來美國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的理解和好感。

20世紀50年代，在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眼裏，美國大兵，企業家和富有的旅行家構成了美國人的主體，他們的形象代表着美國的形象，即美國人是什麼樣子，看看上述這些人就可以得出答案。因而，在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眼裏，美國人富裕，傲慢，難以接近，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則是霸道，蠻橫無理的，其推行的對外政策是維護少數富裕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少數富人的利益的。這樣的美國人或美國的形象顯然不是肯尼迪所希望看到的，肯尼迪建立和平隊的主要意圖之一就是希望通過和平隊志願者所表現出來的奉獻精神，改變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人和美國的基本看法或印象。從根本上講，和平隊志願者與第三世界國家人民以往所看到的美國人是有很大區別的。他們不是傳統的美國大兵，更不是趾高氣揚的，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和平隊志願者與上述美國人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什麼地方呢 正如20世紀60年代的泰王國外交部長他那所解釋的，和平隊志願者”不是與我們的人民一起生活在賓館裏，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農民的小棚屋裏，與他們共享食品和茅舍”。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也認為，樹立這樣的形象也許正是和平隊最持久的貢獻，”它體現了我們所代表的不是一個自私的社會，而是一個關心其他人的社會”。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希望透過和平隊志願者，讓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看到美國及美國人的另一面。

和平隊志願者初到第三世界國家時，當地人對志願者的行為並不完全理解。志願者們在第三世界國家經常被當地人問及：”你們到這裏來的使命是什麼 “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和平隊志願者放棄在美國的富裕舒適生活，來到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到很不理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區，當地人懷疑這些志願者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就是美國新教傳教士。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志願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現逐漸改變了當地人對志願者的看法。坦桑尼亞的和平隊志願者經常被當地人稱讚，他們認為美國人比英國人好多了。印度的教育工作者也認為，和平隊志願者比富布賴特學者更有價值，因為志願者總是試圖多做些事情，而富布賴特學者則是儘量少做。

對於和平隊開展工作的大多數地區人民而言，志願者可能是他們接觸到的第一批美國人，因而志願者的形象基本上就是美國人甚至美國的形象。和平隊為他們展示了美國人”樂善好施”的形象，給當地人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並使當地人對美國及美國人心存感激。如20世紀60年代，和平隊在塞拉利昂幫助一個部落修建了一條公路，這是一條几千年來第一次把這個國家的一個少數民族部落與外界聯繫在一起的公路。在慶祝該公路建成的典禮上，一位部落酋長興奮地對施萊弗説：”施萊弗先生，你的和平隊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我們從不知道存在着的世界，我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輛汽車，外面的人也從沒有想過要幫助我們。我們以前聽説過美國，但現在我們知道美國意味着什麼。”對於這個部落而言，美國就是願意無私幫助他們的國家。

和平隊工作強調與當地人民的合作關係，特別是布蘭奇福德的”新指針”實施後，東道國官員更加深入地參與到和平隊項目中，和平隊在東道國的管理人員也以當地人為主。到1979年，和平隊志願者80%的活動是在東道國政府機構和官員的指導下進行的，75%的和平隊志願者經常同當地的管理人員商討工作。197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0%的和平隊志願者與東道國的同事一起工作。

1980年，東道國為和平隊項目撥出的配套資金達到了500萬美元。對於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已經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了。和平隊與東道國成功的合作得益於和平隊的工作成效，同樣得益於東道國對和平隊及其志願者的理解。與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公司或在拉丁美洲的聯合果品公司等相比，和平隊無疑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加深了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和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好感。多米尼加發展部部長在談到和平隊的這一功能時説：”當和平隊來到我們的國家，他們帶來了一縷清新的空氣。他們來到這裏與我們的人民打成一片，他們與我國人民肩並肩地勞動，他們彌合了鴻溝，打破了障礙，由於他們所做的這些工作，他們為我們的人民鋪平了理解的道路。”哥斯達黎加總統卡多佐·奧迪奧也認為，儘管和平隊在幫助哥斯達黎加社會發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帶來的是理解，那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正在建立不同於以往的相互關係的基礎，我確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這樣的國家裏，和平隊志願者有助於替代曾經到達過這裏的軍人(指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內政的美國軍隊———引者注)，呈現美國人民的另一面”。

可以説，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於美國頻頻派遣軍隊干涉他國內政，中央情報局利用暗殺，政變等手段有很深刻的印象，並對此深惡痛絕。和平隊的出現多少可以減弱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熱衷於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印象，這也是以往美國任何援外機構或官員所難以做到的。因此，儘管和平隊有過被第三世界國家驅逐出境的經歷，但是被逐的原因基本上是由於該國與美國外交關係出現問題，或和平隊作為一個政治足球成為國際政治的犧牲品，很少因為和平隊本身的工作而被驅逐出境的。即使在1965年美國武裝干涉多米尼加事件中，多米尼加人民在高呼”美國佬，滾回去”的口號時，還特別加上一句”和平隊，留下來”。在他們看來，和平隊志願者與其他美國人是不一樣的。

和平隊及其志願者以其實際行動體現着這部分美國人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愛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受援國對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好感。然而，這種理解和好感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在私人生活的範疇內，愛心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但在公共事務中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發展中國家人民對和平隊志願者的理解與好感並不完全等於對美國的理解和好感，他們往往會將和平隊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區分開來。

1979年，薩爾瓦多人非常明確地對當地的志願者表示，雖然他們不滿美國干涉薩爾瓦多內政，但他們相信，和平隊是”懷着良好的意圖，去幫助他們並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不是代表美國政府及其政策的”。一般來説，美國政府在其對外事務中的霸權行徑及在國內的種族政策，往往會抵消和平隊志願者所帶來的正面作用。在西亞和北非，穆斯林青年經常對和平隊志願者表示，他們喜歡美國，但是不喜歡美國政府。從和平隊項目中受惠較多的加納人和尼日利亞人也認為，和平隊是美國對非洲大陸所有政策中唯一對非洲人有利的，所以他們只認同和平隊，對於美國對非洲的其他政策，他們並不認同。這樣，和平隊志願者通過辛勤努力所換取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的理解，往往被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所抵消。這正是後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所擔心的美國”軟實力”的流失。

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平隊的終極目標是服務於美國的對外政策，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儘管和平隊不會像美國國務院那樣，公開為美國對外政策進行辯護;也不會像國際開發署那樣，利用手中的資金和其他經濟資源服務於美國對外政策;它也不會像美國之音等傳媒那樣，公開宣傳美國的政治價值觀念;更不會像美國軍隊那樣，為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隨時出手。和平隊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一支”隱性”力量，這種”隱性”的力量與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不同，它不是通過秘密活動如暗殺，金錢收買，策反甚至策動軍事政變等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通過公開的，從表面看來是”利他性”的活動中，加強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吸引力。作為美國對外政策中的”軟實力”，和平隊對美國外交的貢獻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和平隊作為美國外交的”軟實力”，服務於美國的外交戰略。和平隊志願者作為美國文化的載體，把美國文化及其價值觀念滲透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並幫助這些國家抵禦共產主義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傳播。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代表的喬治 舒斯特認為，美國在冷戰中有三大任務：一是維持一個共同的軍事防禦體系;二是”從兩方面去抵消俄國的宣傳影響，即顯示美國人民對和平所承擔的重大義務，同時告訴貧窮國家的人民，美國擁有無比的技術力量，只要辦得到，美國隨時準備把這種力量交給需要援助的各國人民使用;三是使其他國家熟悉美國民主所維護的那些準則”。而和平隊正是通過人員交換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人格化的報道———經驗和了解兩個方面的交流，從而使得美國有機會向其他國家人民介紹其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優越性，讓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產生興趣，並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家也能擁有這樣的文化，社會制度等等。

另一方面，和平隊工作有助於幫助美國瞭解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背景，從而使得美國的外交決策更具有針對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魯門政府的國防部長助理，曾長期擔任亞洲基金會主席的羅伯特·布盧姆認為：”為了有效地執行我們的國家政策，對有關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瞭解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為了使我們的政策有效，這種環境也是我們必須加以影響的要素之一。”因而，絕不能把和平隊單純地看做是一般的對外援助，它是聯繫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一種媒介，也是美國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一種途徑。而且，如果能夠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角度來看美國，就可以更好地瞭解美國對外政策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