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衞在擔任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長時，就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七七事變後，汪精衞集團以“主和派”的身份出現。主要成員周佛海、陳公博等宣揚“抗日必亡”的論調。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後，周佛海、陶希聖成立了藝文研究會，進行反共降日宣傳。1938年春，高宗武到香港與日本秘密談判，試探對日妥協的途徑與條件。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本代表影佐禎昭等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宜》。協議規定了所謂中日實現和平的六項條件。11月29日，汪精衞在河內發表臭名昭著的“豔電”，公開響應日本近衞第三次聲明，要求國民政府立即與日本開始所謂和平交涉。5月6日，汪精衞抵上海，公開亮出和平運動的旗幟，恢復《中華日報》作為宣傳喉舌。7月9日，汪精衞發表了《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據觀念及前進目標》廣播演辭。這個講話被日本政府和汪精衞集團視為“開始實際和平工作的宣言”。8月28日，汪精衞集團在滬召開了偽國民黨六大，確定與日和平反共為基本國策。大會正式授權汪精衞積極進行和平運動。12月，汪精衞集團為了獲得日本支持，成立偽中央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賣國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秘密諒解事項》。1940年1月，汪精衞發表《共同前進》的文章和題為《和平運動之前途》的廣播講話，宣稱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攜，是中日的共同目標。因此，必須在外交上，在國防上，與日本採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實行有無相通，短長相補。同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正式標舉起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將所謂和平運動推向高峯。汪精衞集團的和平運動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在和平反共的的幌子下，為其叛國罪行開脱，將中國主權拱手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其二是作為日本帝國主義誘降重慶國民政府的活動一部分，在統一和平的幌子下，實現所謂渝寧合流。汪精衞集團的和平運動貫徹始終，直至偽政權垮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