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贖買

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確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即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在一定年限內讓資本家從企業經營所得中獲得一部分利潤，逐步把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企業。這種贖買政策，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前實行“四馬分肥”，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後，對私股實行定息辦法。此外，還給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安排工作，他們的原有工資不降低。贖買政策的實行，不但減少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阻力。而且有利於逐步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歷史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幾年的探索，到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導下，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進行。農業一般經歷了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幾個階段，完成了由個體農業向集體農業的轉變。手工業一般經歷了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幾個階段，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黨和政府貫徹“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大體經過了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公私合營)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黨和政府創造性地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及完成以後，國家先後以“四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為和平贖買的代價，付給私營工商業者30多億元，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這種做法，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在中國8個主要城市裏擁有24個紡織、印染、麪粉和機械工廠的榮毅仁説：“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有利於發揮私營工商業在國計民生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利於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有利於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有利於發揮民族資產階級中大多數人的知識才能技術專長和管理經驗，有利於團結那些原來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實行和平贖買的原因：1、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經濟形式非常嚴峻，2、和平贖買政策可以減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阻力，3、工商業資產階級力量比較大，用和平方式可以團結他們投入到三大改造中，4、我黨當時經濟知識相對還比較匱乏，用和平贖買方式有利於維持工商業的發展，為改造的完成服務。

1949年3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氾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毛澤東的講話表明，革命勝利後，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

1952年9月，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醖釀、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央提出要在10到15年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上日程，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在思考如何將資本主義工商業轉變為社會主義企業。

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發生性質上的變化，變成新式的資本主義。中央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思路逐漸清晰起來，向和平贖買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10月20日，劉少奇在給斯大林的信裏説，中國的私人工業都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需要銀行提供貸款。我們設想可能10年以後採取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稱之為“獻廠”方式)。並表示這只是一種設想，而且是將來的事，不是當時就要做的事。

10月25日，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結束後，周恩來同一些資本家代表座談時説:“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説得很完整，但總的來説，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中國經過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後，不會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轉變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現在談‘獻廠’，沒有必要。”周恩來強調談“獻廠”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有害，主要考慮當時資本家都有顧慮;他同時強調和平轉變，提出“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這一提法，是對毛澤東“新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向和平贖買又接近了一步。

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中南局的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説:“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採取贖買的辦法。”至此，中國共產人關於和平贖買的概念基本形成。

1953年春，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帶領調查組，先後到武漢、南京、上海等民族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城市進行調查，主要是想調查“五反”運動之後如何開展資產階級工作的問題。但調研中，反映公私合營以及加工、訂貨、 統購、包銷等經濟工作的情況非常多，李維漢及時調整調研方向，把目光集中到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來。5月，調查組寫出《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調查報告，5月27日報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調查報告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成分是共同綱領五種經濟成分之一，是我們向資本主義提出的一種過渡形式，經過三年來的努力和鬥爭，已有相當發展。公私合營是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較少，但其中1952年的工業生產總值已較1949年增加5.8倍”，“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等形則有很大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 (其中一部分將由低級向高級展)，是利用和限制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幹部、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也是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環節。抓住了這個主要形式和主要環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利於領導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其他部分”。

報告明確向中央提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調查報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親自給李維漢打電話，説要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調查報告在恰當的時間，為毛澤東正在尋求解決的重大問題提供了恰當的答案，而且同他的思路不謀而合。

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 (參加會議的還有10個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上，討論並基本同意了李維漢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李維漢根據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向政治局會議提交了題為《關於利用、限制和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審閲時作了不少修改，一個重要修改，是把題目中的“改組”，改為“改造”。當時毛澤東把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同對資本主義商業的改組是區別開來的：對工業，採用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兩種方式加以改造;對商業，則是 “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毛澤東準備把這個文件作為黨的決議提交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後來又覺得還不太成熟，為了慎重，改為李維漢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報告。

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全國財經會議兩次討論，作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從指導思想上確定下來了。從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利用、限制資本主義的方針，到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確這為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更加完整和系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採取“和平贖買”的方針已基本確定。

9月7日，毛澤東在頤年堂約請陳叔通等10位黨外人士座談。毛澤東在強調堅持“穩步前進，不能太急”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針和步驟的同時，回答了工商界最關心的利潤分配問題，並解釋説，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為國家的税收、資本家的股息和紅利、工人的獎金和福利、企業的公積金四個部分(“四馬分肥”)，分別佔34.5%、20.5%、15%、30%。第二天，周恩來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作了一個補充:“關於資本家的所得，還可以再多一些，如能達到25%上下就更合適一些。”後來大致是按25%這個比例分配的。

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針傳開後，許多工商業者感到震動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嚴重牴觸情緒，少數人則以“三停”(停工、停夥、停薪)、抽逃資金、破壞生產等手段抗拒社會主義改造。

為了穩定工商業者的情緒，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澤東兩次邀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陳叔通、李燭塵、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等和出席全國工商聯會議的全體執行委員分別在頤年堂、懷仁堂進行座談。針對大部分資本家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忐忑不安的思想狀況，毛澤東生動闡述了和平贖買政策，給他們描繪了社會發展的趨勢。他説:“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 (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15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這部分利潤，是工人生產的利潤中間分給私人的部分，有説一年四五個億的，有説沒有這麼多的，大概是一年幾個億吧，十年就是幾十個億。我們實行的就是這麼一種政策。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麼一筆賬:工業方面有25億元，商業方面有8億元，合計是33億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復時期3年共18年，工人階級替資產階級生產的利潤就會超過這個數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採取1949年對官僚資本那樣全部沒收、一個錢不給這個辦法好呢，還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階級替他們生產一部分利潤，而把整個階級逐步轉過來這個辦法好呢?這是兩個辦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採取的這個方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宣傳教育，並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説，這樣的辦法比較好。”

毛澤東的講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與會的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懷疑和顧慮，堅定了他們愛國守法、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把自己的命運同國家的前途結合在一起的信心。他們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改造的時代洪流，帶動、影響一批工商業者成為擁護總路線的進步骨幹，成為協助中國共產黨順利推進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重要力量。經過3年的努力，到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順利完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