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周秉德(3張)

周秉德，是周恩來之弟周恩壽6個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來的侄女，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

周家一直是男丁興旺，女性稀少。以周恩來這一支而言，祖父親兄弟5人，沒有女性；父輩親兄弟4人，又沒有女性；到了周恩來自己這一輩是親兄弟3人，還是沒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個周家的人都十分高興。周恩來的四伯母楊氏居住天津，還特意請人幫她寫信到哈爾濱，表示對這位孫女降臨人間的祝賀；周恩來的二弟周恩溥為這位侄女的出生寫下了“吾家添丁，周門大喜”八個字；周恩壽還特意跑到吉林，找時任吉林省教育廳長、也是周恩來南開的同學幫女兒起名字。這位廳長再三考慮，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頌》辭裏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中的兩個字作為她的名字。可以説，她是當時周家人的掌上明珠。

隨着東三省的淪陷，父親周同宇（周恩壽）帶領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國成立之際，12歲的周秉德隨父母來到了首都北京，來到了開國總理、也是她親伯伯的周恩來身邊。

因為新中國剛誕生時，經濟上還非常困難，所以，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一般基層行政工作者，他們都是隻工作而不拿工資，每月僅發少量的津貼。各位領導人在身邊的子女和嫡系親屬都由組織上安排他們的生活。周恩壽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貼不高，他要養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就把周秉德留在了周恩來身邊。

周秉德的父親是周恩來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黨的外圍工作。1949年舉家來到北京，正式參加革命工作。周恩來找到弟弟的領導，提出一個“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職位要儘量低，待遇要儘量少。“父親做的是工會、倉庫的一般科員，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兩間西曬、不通風的小平房，加起來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進了伯父周恩來的家，一直到1964年結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那是1949年6月她12歲的時候。她還記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興地拉着她的説：“來，來，讓我看看你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嗯，都有點像！”把她安頓在中南海豐澤園住下來後，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邊的小書屋，也與毛主席一家毗鄰而居。

有時候在外邊玩，就碰到李敏，那時候李敏還叫嬌嬌，她們幾個“海”裏的同齡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後來，江青和李訥從蘇聯養病回來，帶回兩部小自行車，她們都用這兩部自行車學着騎，很是熱鬧。週末春藕齋辦舞會，她們這羣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們一起跳交誼舞。

她們在“海”邊玩時捉到小魚小蝦，李敏、李訥説拿回去給我爸做湯吧，一起去“進貢”，毛主席高興地吩咐拿去做湯。“湯做好以後，我們陪他吃頓飯，桌子上有紅燒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從小沒吃過苦瓜，我看着挺鮮綠的，就夾了一塊吃，一吃覺得苦就不願意吃。他説：‘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幹革命。’”至今她還珍藏着“毛伯伯”寫給她“好好學習！毛澤東”幾個大字。

周秉德稱呼伯母鄧穎超“七媽”，因為伯父在大排行裏排老七。她在一生沒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邊生活了15年，鄧穎超曾説：“秉德與我們的感情最深。”但他們姐弟們並沒有因此得到嬌縱。周秉德平時住在學校，她上的是師大女附中幹部子弟班，學校裏大家都住在一個大房間的上下鋪。“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月七塊錢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難得有什麼肉，經常是燉茄子、燉白菜，有一點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襖，夏天有時候發條裙子那就是很高興的事了。”

有時候週六要回家，看到別的同學有車來接，她卻得自己坐公交車回去，中間還得倒車。回去後小姑娘心情有點不平衡，就跟伯母説：“你看人家都有車來接……”伯母説：“你記住了，你就是普通學生，將來長大了，你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因為伯伯是總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權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從小的這種“平民”教育，給他們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學校讀書，平常給他們兩毛錢，倒公交車上學。一旦嘴饞吃個冰棍把錢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學。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學生們要拆洗被子，他們看見別的孩子家裏有車來接，就找老師要了個信紙、信封，給伯母鄧穎超寫信，信上寫道：“七媽，我們放假了，請派車來接，因為有行李。”下午衞士叔叔騎着自行車來了，找到他們後，把被子都馱起來，到校門口找了兩輛三輪車拉回家。回去後七媽稍顯自責説以後要惦記着去幫他們運回行李，但又教導他們説：“要車的口氣還真不小！但車是伯伯工作用的，你們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裏看書，不料，伯父看見後批評她説：“解放軍戰士在打掃庭院，你怎麼能一個人在這裏看書？”她一聽馬上把書擺下來，和叔叔們一塊打掃衞生。伯父很少批評她，這是讓她記憶猶新的一件事。從此，她便知道，自己雖然是總理的侄女，但跟戰士們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後來周秉德隨夫到貴州，那裏的條件非常艱苦。“曾經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後不相信，他們互相議論起來就説，她不可能是周總理的侄女，周總理的侄女怎麼可能跟我們一樣受這份罪？如果是什麼親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在周秉德的記憶裏，伯父總是特別匆忙，走路快，吃飯快，難得能跟她們好好聊天。有時候伯母鄧穎超會派“任務”給他們，讓他們孩子們到二門去迎他回家，這樣他就可以下車和他們一起走上幾百米路，活動活動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時候身體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她到頤和園聽鸝館休養。“伯父一般是沒有空去遊園的，但因為伯母的緣故，他也去頤和園看她，有時我們會在傍晚時陪他去。”周秉德回憶説，“他進園前囑咐衞士一定要去買票，進園也從來不清場，誰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長廊的時候，他還指着上面的畫給我們講故事。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長廊的每一幅畫都不一樣，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伯母怎麼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還不肯休息。周秉德説：“伯母想了個辦法，凌晨五六點的時候，把我六歲的妹妹叫起來，紮好小辮子，到伯父辦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園看花。因為伯父的辦公室大人不可以隨便進去，讓小孩子去就好辦了。對小孩子他也説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門一看，車子、衞士都準備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佈置的。他們一起去中山公園看花，和遛鳥的老頭聊天。所以他經常上午睡幾個小時，他的早飯就是我們的中午飯。”

談起周總理在萬隆會議逃過的一劫時，周秉德説：“參加萬隆會議，他其實抱着不一定回得來的思想準備。‘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本來是衝着他去的，剛好緬甸總理臨時約他到仰光會面，所以他才沒有乘坐這架飛機。”

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毛巾睡衣服拿過來，我一看衣服上有幾十個補丁，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震驚和內疚。”

很多人好奇電影上週總理去世時，鄧穎超在他額頭親吻的鏡頭是否緣自真事。“他們倆好到什麼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親自到河內弔唁，當時還在打越美戰爭，大家都擔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來。伯母在客廳裏等着他，伯父一進門，伯母就説：‘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我們懸着的心總算落下來了。’緊接着又説：‘我在電視上看見你跟那麼多年輕的姑娘又是擁抱又是握手，你也要親親我，抱抱我。’伯父馬上就跑過來摟着親她了，當着護士、秘書的面。他們關係非常好，所以那樣的鏡頭就不足為奇了。” 周總理在世的時候，也曾跟侄女講自己的戀愛故事。對她進行婚戀教育的時候，伯父講到自己在巴黎的戀愛經歷，原來與“七媽”結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那個女孩子叫張若茗，兩個年齡相仿，先後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天津的五四運動中，他們一個是男生學生領袖，一個是女生學生領袖，共同組織了覺悟社。那時覺悟社的同志們説，如果今後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的話，他和張若茗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後來張若茗被組織誤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組織，專心讀書。而周恩來立志振興中華，認為自己的人生伴侶也必須得經得起考驗。他對張若茗明確表示，兩人的關係到此為止。轉而與意志堅定的戰友鄧穎超頻繁通信，還向她求婚。

“他對我説，找終身的伴侶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標要一致，這是最重要的，其餘都是次要。”周秉德説。 ^[3] 

隨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後，周秉德於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給她打電話，説伯父約她去中南海吃飯。她還是像往常一樣興沖沖去跑過去，但那天她一見到伯父便覺得他跟往常不一樣。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卻穿着睡衣睡褲。伯父説：“你也看出來了，我有點病，明天要住院了。”當時她不知道伯父已經得了癌症，她一聽還高興，説：“您平時那麼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這一次，他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説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個坤錶，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裏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終於在中南海西花廳再見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個衣服架子，但眼睛還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後一次見到伯父，至今回憶起來還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剛好在上海出差，早晨從廣播聽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當即暈倒（在地）。馬上買了機票，戴着黑紗回到了西花廳。我以為伯母會在牀上躺着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裏，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沒哭，還對我説：‘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説，“我們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伯母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

周秉德回憶：多少年來，我們一直過着極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親是周恩來的親弟弟，對父親的工作安排，伯父曾專門指示他的領導對其工作安排：職務要儘量低，薪水要儘量少。我們的父母先在兩間小平房裏居住，後改為六十平米的樓房裏住到過世，他們多年擠公共汽車上下班。

我們姐弟六個人，我曾離開北京去了三線陝西，在貴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鈞、四弟秉華按照伯父的精神、放棄了青年們首選的考大學的機會，都去當了兵。而文革中，總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陝北、內蒙古插隊。後來，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當了兵，那時青年們最佳出路是當兵，總理知道後，又嚴令他們倆脱下軍裝，回到了上山下鄉的農村和牧區。秉建在內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調回北京。

周秉德説，伯父要求我們要和全國老百姓一樣過簡樸日子。我們都是在伯父的教導下，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走過來的。在我們周家兄妹中，我們就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人當大官，沒有人經商掙大錢，沒有小車子、大宅子。

周秉德説，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富強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們兄妹六個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樣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樂。除六妹外，我們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閒不住，經常到各地學校、團體奔走呼籲，傳承紅色傳統、宣講周恩來精神。

我時時在想，那些貪官污吏吃一頓飯一擲萬金，受賄數以百萬計，他們對得起那些為新中國拋頭灑血的烈士嗎？對得起伯父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嗎？

我們做為紅色後代，更感到紅色傳統不能丟，尤其是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對社會風氣不正、貪污腐敗，我們多麼需要有個強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認為，周恩來精神就是強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説。

周秉德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的大女兒。1949年夏天，12歲的周秉德生平第一次見到她鼎鼎大名的伯父周恩來，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無兒無女，多年來一直把自己對兒女輩的感情全部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而親侄女來到身邊自然更疼愛萬分，他們把這個漂亮的小姑娘儼然當成了自己的女兒。小秉德從此也開始了在這個中國最神秘的紅牆大院裏長達15年的生活。

回憶起那段紅牆之內的童年歲月，周秉德覺得那真是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當時最讓她興奮的，是早年間只能在照片上見到的毛主席，到了這裏竟成為了她的鄰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周恩來日理萬機，並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他總是來去匆匆，走路特別快，衞士比他年輕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着他。秉德和他見面最多的時間是在飯桌上。偶爾有機會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園。工作之餘，為了讓伯伯散散心，秉德有時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説周恩來最喜歡唱“洪湖水浪打浪’，還很喜歡海棠花。西花廳後院種了十幾棵海棠，每逢春天滿院海棠盛開，十分漂亮。

50年代正好逢上留學蘇聯的熱潮。剛初中畢業的周秉德聰穎優秀，本來完全可以選擇當時絕大部分幹部子女所走的路：高中畢業後赴蘇聯留學。而初三時看完前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的秉德熱血沸騰，當下小做出了一個讓周圍人都大吃一驚的決定：她要報中等師範專科學校，日後做一個電影中瓦爾瓦娜那樣的農村教師。那時的周秉德還只有15歲。“當時老師同學們都很吃驚，勸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廳向七媽説了自己的想法，她卻立即表示支持，在飯桌上不斷地鼓勵我。伯伯一直埋頭吃飯沒有吭氣只默默地聽着她們的對話。七媽問他説你怎麼不表態？伯伯説：‘她得有點獨立思考。你也説，我也説，不是壓力太大了嗎？將來她要後悔起來都沒辦法。’這件事情後來回想起來，別人告訴我伯伯其實心裏肯定還是想讓我讀完高中念大學，或者能留蘇也很好，但他又不能明確地跟我説，因為他一發言就會成定論。伯伯其實是也在觀察我到底這樣做是不是真的經過深思熟慮，但他從來都是要求我要獨立思考，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

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秉德被分配到離城20裏外一個小學做老師。但3個月後，區裏就把她抽調去搞運動了。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無休止，她搞宣傳、做文秘，以致幾度想再上大學的計劃都被完全打亂了。周秉德笑了笑説：“我的青春大好年華，幾乎都全部都在運動裏度過了。”

2018年4月，參與並主講第二十三次長安街讀書會：不忘初心 學習恩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