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

周福清自幼勤奮好學，當時三台門均延師設塾以課子弟，講學時間亦有參差，原意是便利各塾就學子弟可相互聽講，以宏造就。周福清得以趁機進修，數年之中，收穫最大，因此亦被周氏族人譽為“收曬涼” （即乘便得利之意）。

他熱衷於走科舉取仕的“正路”。起初，周福清的仕途還算坦蕩，系“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 （第86名）、 “辛未科進士” （會試中式第199名貢士，殿試入二甲第三十九名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雖有地位，但是朝廷文官，沒有什麼權勢和油水。等到翰林院散館考試，方可放官，周福清考了二等第三十五名，能奉旨以知縣用，分發四川，選得榮昌縣，他最終以親老告近為由，獲准改選江西金溪縣知縣，於1874年正月赴任。 ^[3] 

在任金溪縣知縣期間，周福清“既不貪贓，尤不枉法。處理民刑案件務求真情實事，從不顢頇草率。抑且案無留牘，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不任當事人長期拖累。對胥吏衙役，防範周密，駕馭綦嚴，不容有少些隙漏為其所乘。”他也許不懂得官場上的“遊戲規則”，不會奉承拍馬，不會趨炎附勢，不會謅媚權貴，終於得罪了上司，由兩江總督沈葆楨上奏朝廷，革了他的七品芝麻官職，改選教職。周福清力圖東山再起，賣掉田地，於1879年遵例捐升內閣中書，是年九月到閣當差，“委署侍讀，截取同知，歷充方略館謄錄官、校對官，會典館校對官、協修官”等職，直至1893年初丁憂回紹興。

1881年周福清欣悉魯迅出生時，適值有一張姓官員見訪，遂為魯迅取小名阿張，又定本名樟壽，字豫山。周福清自己是翰林出身，也極想把兩個兒子（周伯宜、周伯升）和魯迅等輩培養成翰林，在台門口懸掛“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以遂他的非非之願。豫山，與“雨傘”互為諧音，小魯迅也不喜歡。於是，周福清改字豫才，也就是“豫章之材”，他殷切希望魯迅長人，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周福清有與一般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教育方法，主張子孫輩啓蒙先讀“鑑略”，以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大概的瞭解，還讓魯迅看《西遊記》《水滸傳》之類的古典小説。1889年秋，他以《詩韻釋音》兩部寄回紹興，並在寫給周伯宜的信中指示：“可分與張、魁兩孫逐字認解，審音考義”。1893年秋，周福清因賄賂浙江鄉試主考官的事敗露，被捕下獄，處“斬監候”，囚繫杭州花牌樓。 ^[1] 

科場案發後，上上下下打點，特別是快要秋審的時候，魯迅家都要賣掉一些祖遺的田地，當掉金銀首飾，以營救周福清的生命，致使魯迅家庭墜入困頓，也因此使魯迅有了出自肺腑之言：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1901年2月，刑部尚書薛允升援引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混亂歲月，外逃的囚犯在事定後能前去投案，悉於免罪的例，也奏準釋放周福清。4月9日，周家僱船至西興接他回家。也許是飽受“牢獄之災”的緣故，周福清的脾氣更差，上自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緒帝），下至本家子侄，他無不痛罵，連幫了他大忙的老同年薛允升也被罵為糊塗人，常常發無名火，鬧得全家雞犬不寧。1904年7月13日他死的時候，場面也是冷清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