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天

周澤天，男，滿族，京籍。祖籍遼寧。2000年在北京從事媒體行業，曾先後在人民日報社海外版、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中國日報社專題部、經濟日報社新聞發展中心、經濟日報社《經濟》雜誌、新華社《財經國家週刊》等媒體工作。2018年09月在國家信息中心全國聯合誠信服務平台、全國聯合誠信數據庫工作。 ^[1-7] 

2000年07月，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

2001年09月，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高端訪談》欄目；

2002年01月，經濟日報社新聞發展中心；

2003年08月，經濟日報社《經濟決策》欄目；

2006年06月，經濟日報社經濟雜誌《高端訪談》欄目； ^[3] 

2010年04月，經濟日報社經濟雜誌經濟調研部； ^[4] 

2011年07月，新華社《財經國家週刊》參加中國海事調研。 ^{[5]  [7]} 

2018年09月，全國聯合誠信服務平台、全國聯合誠信數據庫工作。 ^[1] 

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 文麗 周澤天

全面加強和提高黨執政能力建設對黨政領導幹部提出了新考驗和挑戰。如何加強和提高黨執政能力已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熱點話題。本刊2004年在原有時政話題欄目中曾經陸續刊出了部分省部級領導幹部對加強和提高黨執政能力建設看法和觀點，將欄目調整為高端訪談，將繼續就加強黨執政能力問題與廣大讀者一起進行廣泛深入探討。

要把實踐法律職能作為提高執法能力建設的結合點;要把轉變執法作風和形象作為提高全部執法能力建設的着力點。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全面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進一步提高黨執政水平的重要舉措，同時也對紀檢檢察工作提出了新的嚴峻考驗。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邱學強———這個曾經榮立過四次一等功、在青海省玉樹州艱苦的基層工作多年的檢察戰線老兵深有感觸。多年來，他始終把“忠誠、務實、廉潔、學習”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通過對四中全會精神的深入細緻地學習，並結合檢察系統的工作特性，在不久前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提出了自己的幾點看法。

這次四中全會意義非同尋常，黨中央站在時代發展的前沿和歷史的高度，第一次把執政能力建設作為一個大的戰略概念鄭重提到全黨面前。這個命題， 既集中體現了黨對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體現了對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的正確把握和對國際上其它政黨失敗教訓的深刻反思。同時，作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導方針，它也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司法工作如何更好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提出了新的重大實踐課題。在學習貫徹中，一定要貼近實際，抓住關鍵，堅持用加強執法能力建設總攬司法工作的全局。

第一，要把樹立正確、先進的執法觀作為切入點，擺到執法能力建設的首要位置，作為能力建設的第一要責。因為，樹立正確的執法觀，對於一個執法者來説，都是首要的問題。執法觀之所以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首先就在於它集中體現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執法使命、執法宗旨、執法原則、執法規律、執法觀念的根本看法。其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一種最偉大的科學，為觀察和處理執法問題提供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全部執法觀的本質和源頭，是建設中國特色的靈魂、基石和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指引正確執法的偉大法寶，事關方向、事關根本、事關大局，一定要加強武裝、抓住精髓、悉心領悟。堅持這一點，在實踐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方針上，就既能“鑽進去”，做到潛心學習，武裝頭腦，堅定清醒，同時又能“走出來”，做到聯繫實際，指導實踐，把握規律，總攬全局。在執法觀這個重大問題上，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要自覺增強黨的意識，把維護法律和維護黨的利益、執行法律和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機統一起來，並把講政治的要求貫穿和體現到觀察、分析和處理執法問題的全過程，切實防止和克服政治上的自由化傾向，堅決貫徹黨的基本方針、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增強人民意識，堅持公正執法、執法為民的根本宗旨，帶着對人民的深厚感情執法，本着對人民利益和法律高度負責的精神辦案，切實把人民的利益維護好、保護好；要增強大局意識，要有縱觀大局的眼界、把握大局的能力、服從大局的覺悟，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部署和開展工作，切實增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應性和主動性，努力提高為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保駕護航”的能力和水平；要增強法律意識，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做到公正執法，依法辦案，不徇私利，剛正不阿；要增強責任意識，以改革的精神推動司法工作與時俱進，加快推進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歷史進程。

第二，要把實踐法律職能作為提高執法能力建設的結合點，做到背靠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緊扣執法活動加強執法能力建設，這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又是一個再提高、再創造和再發展的過程，歸根到底，能力的提高是具體的、歷史的，一切執法能力建設最終都要結合司法職能來部署，放在司法實踐中去提高，放在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公平正義中去檢驗。對於檢察機關來説，認為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以高度的自覺堅持憲法對檢察制度的科學定位，以“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為主題，着眼於馬克思主義法律監督理論的實際運用，着眼於對法律監督工作的理論思考，着眼於法律監督職能的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重點提升這樣幾個方面的能力。即圍繞確保社會主義檢察事業沿着正確的政治方向向前發展，進一步提高科學分析和判斷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大勢、正確理解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捍衞國家憲法精神、全面把握新時期司法工作的執法本質和歷史使命的能力，確保檢察隊伍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和堅定；圍繞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進一步提高發現犯罪、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打擊刑事犯罪的能力；圍繞懲治職務犯罪、開展反腐敗鬥爭，進一步提高追蹤犯罪趨勢、把握犯罪規律、堅持“打、防”結合戰略遏制腐敗和貫徹“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準”的黨和國家刑事政策和策略的能力；圍繞加強法律監督，進一步提高強化監督意識、轉變監督方式、完善監督體制、增強監督實效的能力，努力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捍衞公平與正義；圍繞應對腐蝕與反腐蝕鬥爭，進一步提高檢察隊伍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廉潔執法、高效執法的整體能力，確保隊伍在腐蝕與反腐蝕的鬥爭中“打得贏、不變質”；圍繞實施建設中國特色檢察制度的發展戰略，進一步提高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的能力，積極推進司法體制和機制改革，對隊伍的知識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切實克服影響和制約法律監督的機制性、體制性障礙，為全面提升執法能力、加強新形勢下的法律監督工作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推動檢察事業與時俱進。這幾個方面，大體反映了檢察機關執法能力建設要素的主要方面，把這幾條抓住了、抓好了，就能在能力建設上真正有所作為。

第三，要把轉變執法作風和形象作為提高全部執法能力建設的着力點，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過硬、紀律嚴明，黨和人民信賴的司法隊伍。作風問題至關重要，它既具有鮮明的黨性和直觀性，又是全部執法水平的綜合反映和集中體現，是人民羣眾認識司法機關最重要、最直接、最簡單的環節和途徑。因此，抓好作風和形象，就抓住了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和關鍵，就可以帶動和促進能力建設的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而加強執法作風和形象建設，首要的是要以堅持執法為民為最高原則，在指導思想上切實解決好“為誰掌權、為誰執法、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思想上樹立起為民、愛民、親民的旗幟；關鍵問題是要在弘揚正氣的前提下，着力解決好實際存在的“特權思想、霸道作風，利益驅動、違法辦案，以及極少數執法人員頂風作案、貪贓枉法”等突出問題，代之以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進一步增強人民羣眾對司法工作的信心和認同感，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按照公正司法的要求，大力進行管理機制改革，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司法權力長效運作機制，切實把作風和形象建設納入制度化、規範化、正規化軌道，從而有效推動和解決提高執法能力和拒腐防變能力“兩大”歷史性課題。對於這一點，充滿信心。

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 文麗 周澤天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檢察機關應如何提高執法能力預防和懲治腐敗。帶着這個問題，採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中紀委常委王振川。

在回答提問前，王振川副檢察長介紹説，他曾長期在基層工作，做過黨務工作，也從事過經濟和社會工作，文革期間還在祖國的邊遠地區工作過6年。從地方到中央，從一般國家工作人員到紀檢和司法領導，他深深地感受到腐敗對黨、國家和民族的嚴重危害。尤其面對國家公務員職務犯罪和利用職權侵犯人權犯罪的現象，作為分管反貪和瀆職侵權檢察工作的副檢察長更感責任重大。

王副檢察長強調指出，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黨在發展中的又一戰略決策。要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從源頭上、根本上預防和懲治腐敗，這是提高執政能力的關鍵性問題。

關於檢察機關應如何提高執法能力預防和懲治腐敗問題，王振川副檢察長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是先介紹了檢察機關的職能。他指出，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主要有三項業務：一是代表國家公訴﹔二是負責查處職務犯罪﹔三是實施訴訟監督，對案件的法律訴訟過程實行監督，監督是否依法辦事，在具體實踐中，檢察機關要對公安機關、海關等經濟犯罪、走私活動進行監督。只有檢察機關才能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其它機關沒有決定權。如果人民法院的判決有問題，檢察院可以抗訴。檢察機關對司法進行監督，主要是對司法部門刑事判決後的執法過程進行監督，如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是否合法等等。

王振川説，國家相當重視對人權的保護，保障人權已經被寫入憲法。公務員利用職權侵犯人權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非法拘禁、暴力取證、破壞選舉、任意侵犯政治和民主權利、虐待被監管人員等侵權行為受到高度重視。為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在保障人權中的職能作用，最高人民檢察院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嚴肅查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人權犯罪專項活動。這也是提高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突破點在哪。這給不同的行業提出了挑戰。王振川認為，檢察機關在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肩負着重要的使命。四中全會提出的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問題，也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檢察機關應積極貫徹落實。

王振川指出，腐敗問題、廉政建設問題是與執政能力緊密聯繫的大問題，一個黨要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關鍵是保證和人民羣眾的密切聯繫。如何保持這種聯繫，有兩個方面的問題要注意，一是黨的作風問題，一是廉潔問題。這兩個問題應該説是有區別的，作風問題，如一個黨是紮紮實實為人民辦實事還是浮誇、造假、欺上瞞下等。作風問題相當重要，不能脱離羣眾。腐敗問題相當嚴重，如交通、土地管理、教育等方面查出的腐敗案件令人觸目驚心。王振川認為，這種腐敗腐蝕黨的集體，嚴重使黨脱離羣眾，阻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所以，要保證黨長期執政不反腐不行，要高度重視反腐，堅持把反腐敗的事情做好。反腐敗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關係到黨能否長期執政，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央提出了要建立一種反腐敗體系，即教育、制度和監督三者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王振川説，反腐敗要懲防並舉，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重在預防。要加大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的力度。這個提法過去提過，要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高度建立這種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教育是基礎，制度是根本，監督是保證，監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檢察機關在懲治職務犯罪、查辦貪污賄賂的實踐中肩負着重要的使命，檢察機關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充分發揮法律監督的職責，為這種反腐敗體系的建立，為中央反腐敗總的重大決策努力和貢獻。

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懲治腐敗的力度很大，從總體趨勢上看，腐敗高發的勢頭初步得到扼制，但是從根本上扼制，使政府清廉，民風、黨風、政風純樸還有一定的差距，因為腐敗在某些行業和方面還在繼續滋生，還要從根本上加大扼制腐敗的力度。

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呢，王振川強調，要搞好黨的建設和政風建設，切實密切黨和人民羣眾的魚水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上根治腐敗。王振川説，反腐敗光憑打擊還不行，從長遠上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靠教育、制度和監督三者的預防作用。多年來摸索出了一些經驗，中紀委注意從源頭上治理腐敗問題，比如實施財政體系、投資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減少行政審批也就減少了腐敗的空間，避免權錢交易。此外，還抓了幾個重要的環節和制度建設，如經營型土地必須掛牌出讓，讓大家公開競標，防止暗箱操作。這些改革和整頓，起到了預防職務犯罪的作用。

王振川説，在預防腐敗問題上，檢察機關通過查處腐敗案件對職務犯罪取得了一些規律性認識，利用這個優勢深入到一些部門、行業進行預防職務犯罪，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是系統預防﹔二是個案預防﹔三是專項預防。對重大工程項目，如三峽項目和高速公路等容易出問題的項目，事先深入研究哪個環節易發生腐敗，在財務管理、投融資和招投標上，事先預防腐敗問題，形成合力來治理腐敗和預防腐敗，這是一項很受歡迎的工作。

這些年來，檢察機關既注重辦案懲治貪污腐敗，又注重從源頭、根本上治理腐敗。王振川強調，執政主體要充分利用這種規律性認識，把懲治和預防結合起來，更好地治理腐敗，這也是加強和提高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重點問題。

經濟日報社 文麗 周澤天

國家開發銀行是最大的政策性銀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開發銀行認真貫徹中央提出的“既要防範金融風險，又要支持經濟增長”的方針，不斷適應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環境的變化，為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以及國家重點建設具有重要貢獻。經過多年改革實踐，國家開發銀行探索出了在“市場環境下、銀行框架內”辦好金融的模式。面對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WTO，國家開發銀行提出了建設世界的現代化銀行的發展思路。辦好金融，支持經濟發展，開發銀行已走在金融改革的前列，其發展也引起國內外業內人士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記者專程採訪了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請他剖析開行現象的成因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陳元行長介紹説，國家開發銀行自1994年成立至l997年是打基礎的階段。為了緩解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開發銀行建立了以發行金融債券為主的資金來源渠道，保證了重點項目建設的資金需要，大力支持國家“兩基一支”建設。在此期間，開發銀行的項目靠計劃部門推薦，資金靠人民銀行攤派發債，管理靠委託商業銀行代理。管理方式落後及計劃經濟時期盲目重複建設遺留的不良資產，使開發銀行面臨很大的經營風險。政策性銀行怎麼走，各界人士都很關注。

1998年開始，國家開發銀行解放思想，大膽實踐，經過三次信貸改革，提高了全行的風險意識，調整完善了信貸管理機構和職能，構築了信用結構，實現了三次飛躍，初步建立了向現代化政策性銀行邁進的基本框架，使開行呈現蓬勃發展的強勁勢頭。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防範金融風險成為開發銀行全局性的任務。開發銀行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明確了市場定位，增強銀行功能，完善經營機制，促進了改革發展，開創了廣闊的發展前景。

那麼在辦好銀行，支持經濟發展方面，開發銀行有哪些值得借鑑的經驗和模式呢。

陳元認為，在中國辦好金融的關鍵，是要認清信用缺損帶來的危害，提高對金融的認識，遵循財政融資、信貸融資、證券融資三種融資類別的發展規律，明確辦好金融的目標。辦好銀行既是一個經濟目標，又是一個政治任務，內涵豐富，意義重大而深遠。風物長宜放眼量，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開行把目光瞄準了大洋彼岸，要在世界的舞台上大顯身手。開行提出的要建設“世界銀行的現代化銀行”的藍圖，就是要向世人證明，中國的銀行完全能夠辦好。

現階段，開行在積極發揮財政融資作用和推進資本市場發展的同時，逐步完善信貸融資，形成了以信貸融資為基礎、跨越信貸和證券兩種融資領域的格局。陳元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當今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質上也是金融業的競爭，經濟大國和政治強國無一不是金融強國。經濟不發達，金融和信用落後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建設一個強大、穩健、高效的金融體系，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它不僅關係一國的經濟金融的安全穩定，更關係發展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實踐證明，一個好的金融體系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不健全和落後的金融體系對經濟的破壞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明確了以發達的金融體系支持經濟發展的目標，構建一個完善的信用體系對辦好銀行、搞好金融至關重要。陳元認為，完整的信用體系第一要以法律框架為基礎；其次要有市場懲罰和政府約束機制；第三是道德約束。創建和維護信用體系，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而政府的作用尤為重要。陳元強調，國內外的經驗證明，只有政府才能促成良好的信用環境和規範市場機制，政府與銀行、企業是互相支持、合作和共同發展的關係，沒有政府的培育和完善，信用環境不會自然形成，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過程中，市場辦不到的只能靠政府來彌補，最終依靠法律框架，靠人們的文化、道德和共識。開行在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動員一切力量構築起信用結構，包括政府的、法律的、市場的和企業的信用，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其次，杜絕財政融資觀念和方法對信貸融資的侵蝕。陳元指出，財政融資方法侵蝕信貸融資的實質，是以犧牲銀行資產質量為代價，不相信信貸融資和證券融資能更高效地分配資源，總想無償地拿到資金，不承擔風險。銀行是奉命貸款；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是短期經濟目標；企業為自身利益，把信貸融資作為圈錢的目標，賭博的籌碼。其結果是帶來金融風險，破壞社會金融體系的發展。

第三，認清存款銀行和債券銀行的本質區別。陳元認為，按資金來源不同，中國的銀行主要有商業銀行和債券銀行兩類。它們同屬信貸融資，但業務領域和功能不同。商業銀行主要從事櫃枱存款、短期資金、流動資金、消費貸款、結算等零售業務；債券銀行是從事長期融資的批發銀行，通過發債，把短期的零散資金轉化為長期的大額資金，彌補商業銀行在長期融資領域的缺陷，在基礎設施等長期融資領域發揮主力銀行的作用，開發銀行就屬於這種債券銀行的典型。這種市場分工，也是國際上一種成熟機制。

第四，縮短風險控制半徑。在管理上，開發銀行通過加快改革完善機制，重點解決管理半徑過大，責任鏈太長、監管和風險控制難以到位的問題。在風險控制上，加強資產負債管理，重點解決短期資金過多進入長期貸款領域的問題，避免落入“流動性陷阱”而導致系統性風險。陳元認為，與資本市場相比，銀行信息不對稱，風險控制能力有限，需要引進一些資本市場的原理和方法，加快開拓投資銀行業務，建立風險分散機制以控制風險。幾年來，開行堅持以本息回收和提高資產質量為中心，實行本息回收與項目貸款、評審、受理“三掛鈎”，杜絕人情貸款和奉命貸款。

發展是硬道理。開行的改革與發展是辦好金融的重大實踐，也是支持經濟發展的實踐。據陳元介紹，截至2001年三季度末，開行按五級分類的不良資產率已降到7.63%，不良貸款率只有5.05%。其中不良貸款率低於3%有12家分行，低於1%的有5家分行；累計本息回收率92.84%，當期本息回收率99.79%；主要經營指標和業績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辦好金融的同時，開行對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力顯著增強。陳元説，開行每年新增貸款1500億元以上，其中支持電力、鐵路、公路、石油石化、城建、電信等六大行業，有力地促進了投資拉動，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主要支持國家的重點建設；支持國家產業結構調整；通過發債籌資，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執行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支持西部地區建設；促進國有企業改革。據陳元介紹，1994年至2000年，開行累計發行金融債券8272億元，存量總額6382億元，外債發行總額11.18億美元。截至2000年底，開行累計發放的貸款總額中，列入國家投資計劃的佔89%，發放貸款3495億元；承諾國債項目貸款2072億元，已發放貸款1381億元，佔國債項目配套貸款的37.8%。這些成就的取得與企業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陳元認為，政府是最大的信用，銀行的改革與發展需要與地方政府進一步合作，需要地方參與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管理，從而使它更高效的運轉。銀行和地方政府共同構築信用基礎，達成共識，才能既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又支持經濟發展。陳元重申，開行在貸款支持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把金融意識帶到了各地政府和企業，對觀念的轉變、信用體系的建立、金融制度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助於克服開行在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專業屏障、交流屏障和信用屏障，以金融的高效率來支持經濟發展。這也是開行對金融建設的貢獻。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應對WTO挑戰，加快與國際接軌，開行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八條國際標準，把開發銀行辦成專業化的銀行、學習的銀行和開放的銀行，並在經營管理上儘快達到“五個世界級銀行”，進而在整體上達到國際銀行的水平。對此陳元表示，“十五”期間，開發銀行將發揮批發銀行的優勢，着力加強與商業銀行合作，把資本市場的原理用於信貸，推動銀團貸款，發揮信貸融資的整體合力，擴大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防範和降低風險，進一步提高資產質量，加速趕超國際先進水平，為經濟發展貢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幾年來，國家開發銀行在“辦好金融、支持經濟”的改革發展歷程中，不僅總結出了辦好政策性銀行的寶貴經驗，也用事實證明了中國的國有銀行完全能夠辦好。作為資深的金融管理者，陳元行長大膽實踐，從政治高度、全球範圍和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出發，洞悉世界金融動態，關注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可以説，在開行身上體現出中國金融界勇爭世界的勇氣和精神。

經濟日報社《經濟》 文麗 周澤天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就全國人大相關工作、全國人大如何監督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保障和改善民生、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經濟》記者採訪了大會副秘書長、大會新聞發言人李肇星。

房價問題已經引起政府高度重視 關於房地產政策問題，李肇星説，中國人傳統生活中有三件事最重要：吃飯、穿衣、住房子。住房、房地產業很重要。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比前一年增長16.1%、商品房銷售面積增加42.1%、商品房銷售額增加75.5%、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增加44.2%、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新開工面積增加12.5%。國家一系列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李肇星表示，有的城市房價過高，上漲過快，已經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出台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要求大力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供給，繼續鼓勵居民自住和改善性需求，抑制投機性需求，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完善房地產市場制度，綜合運用土地、金融、税收等市場調整手段，來穩定房地產的價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 李肇星説，十一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前幾屆工作的基礎上，確保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方面抓緊制定了在法律體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另一方面着手清理現行法律，基本解決了現行法律中存在的明顯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的突出問題，為法律體系的形成提供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制定法律調整一些新的社會現象，一些法律需要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修改、完善。

3T問題實屬杞人憂天 針對境外媒體提出的關於“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似乎有誤解加深的現象，主要是涉及所謂的三個“T”的問題，也就是貿易問題、台灣問題和涉藏問題”，李肇星認為，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國家，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個人老是擔心“天要塌下來”，所以睡不好覺也吃不好飯，顧慮重重，這就是中國成語“杞人憂天”的來源。認為三個“T”的問題，不值得擔憂，也沒有任何理由擔憂。需要做的是，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原則，主權國家之間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則，在貿易方面堅持公平、合理、平等、互利。所以，這些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是不值得擔憂的。

無法理解西方政客見政治和尚李肇星説，早在13世紀，西藏就在行政上成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個別政客忽視西藏的歷史，忽視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忽視從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他們對問題缺乏瞭解或者學習西藏的歷史和現狀不夠的問題。達賴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和尚。西方個別領導人儘管工作很忙，自己國家的人民有那麼多事要幹，但是他們還是抽出時間去見達賴喇嘛，無法理解，中國人民聽到這些消息也非常氣憤。

對台軍售像兄弟擁抱有人遞刀 李肇星説，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涉及包括海峽兩岸中國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利用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干擾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堅決不能接受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情同手足、血濃於水，正在進行友好交流，擴大和加強友好交往的時候，個別國家向台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於兄弟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監督重點是調整結構保障民生 李肇星在談到2010年全國人大監督工作時説，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繼續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職權。監督工作的重點是推動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特別是在加強和改進預算監督、專題調研和綜合運用監督方式上，將邁出新的步伐。

選舉法修改將擴大民主權利 李肇星在回答記者有關選舉法修改的提問時説，自1953年制定的選舉法實施以來，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選舉人大代表的不同比例規定，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完全平等的。但在當時只有這樣才能真實反映現實生活。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在人民代表大會當中有與其地位相適應的代表，這是合理的，是過渡到更為平等的選舉所必需的。城鄉按相同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選舉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以更好地實現人人平等、地區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則。相信這次選舉法修改將擴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製度保障。

國防預算增幅有所下降 李肇星説，按國務院提請審查的預算報告，2010年中國國防費預算為5321.15億元，比上年預算執行數增加371.16億元，增長7.5%。國防預算佔當年全國財政支出預算的6.3%，與前幾年相比，國防費增幅有所下降。增加的國防費主要用於支持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提高軍隊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保障軍隊各項改革需要。中國有限的軍事力量完全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他強調，中國政府按照預算法和國防法，不斷提高軍費透明度。

最後，李肇星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要圍繞經濟建設中心任務和民生問題展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繼續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職權，特別是在加強和改進預算監督、專題調研和綜合運用監督方式上，邁出新的步伐。全國人大常委會重點監督推動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促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改善和保障民生，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提高監督水平。 ^[4] 

經濟日報社《經濟》 文麗 周澤天

廣東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對於廣東實現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轉變起到了助推作用。那麼，廣東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究竟是怎麼做的呢。有哪些創新思維呢。在全國“兩會”期間，《經濟》記者採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副省長宋海。

宋海強調，廣東省從推動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廣東的高度發展知識產權事業。大力推進國家和廣東省《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努力深化省部知識產權高層次戰略合作，知識產權工作成績斐然，為促進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作出了積極貢獻。2008年，全省專利申請量為90984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量為24950件。專利授權量為56377件，連續14年保持全國第一。2009年1～9月份，廣東省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為22162件和8233件，雙雙位居全國第一位。廣東獲第十一屆中國專利獎金獎數、優秀獎數及獲獎項目總數均居全國第一，並創歷史新高。

宋海説，廣東與時俱進，服務大局，緊緊圍繞中心任務開展知識產權工作。堅持把推進《知識產權戰略》與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把促進廣東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作為知識產權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積極落實珠三角規劃綱要中的知識產權工作。 全面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區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是推動由“廣東製造”向“廣東創造”轉變的關鍵。穩步推進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實施。

推動和規範專利申請資助工作，提高自主創新的質量。廣東省政府召開了促進專利申請工作協調會，明確提出了推動全省專利申請工作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措施和工作責任制。在省部(院)合作、科技計劃項目、專業鎮、特色產業基地、技術企業等環節上下大力氣，強化知識產權政策導向，突出知識產權要求，努力推動知識產權的創造和運用。

加大專利獎勵工作力度，為自主創新加油鼓勁。在重獎全省獲國家專利獎項目的基礎上，順利完成了2009年廣東專利獎評選與表彰工作。在全省知識產權工作座談會暨2009年廣東專利獎表彰大會上，聯合省人事廳對獲得2009年廣東專利獎金獎13項、優秀獎55項的68家單位和PCT專利申請量名列前茅的企業進行獎勵。積極組織和推薦專利項目申報中國專利獎。

健全法規，疏堵並舉，積極規範廣東省市場經濟的發展秩序。從完善法規、加大保護力度入手，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維護市場的公平和有序競爭的作用，規範全省經濟社會秩序，努力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積極交流，充分展示，盡力為廣東樹立良好投資環境的新形象。加強知識產權宣傳，展示廣東省新形象；推進交流合作，提高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在國內外的認知度。繼續堅持“走出去”、“請進來”的方針，知識產權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取得新的進展。對外合作交流取得重大突破；粵港澳知識產權合作碩果累累。創新手段，暢通渠道，自覺為推動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效服務。

完善專利代辦“綠色通道”，為專利申請提供優質高效服務。通過規範流程、改進方法等舉措，保證了廣東省專利受理質量、收費質量保持零差錯的水平。開展專利信息數據分析研究，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決策依據。

抓思路，抓方向，積極探索知識產權事業科學發展的新路子。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結合全省知識產權工作實際，及時提出了“建設知識

產權強省”的奮鬥目標。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知識產權創造、應用、保護和管理，實現從知識產權大省向知識產權強省跨越。

抓重點，抓難點，突出破解制約知識產權事業科學發展的難題。宋海指出，針對廣東省知識產權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及時提出並強調了開展知識產權工作的幾個重要方面：着力提高知識產權質量水平；着力推進知識產權有效運用；着力優化知識產權政策環境。

認真落實省部知識產權高層次合作項目，進一步破解廣東省知識產權事業科學發展的難題。加快推進省部知識產權高層次合作項目的落實，高效利用直接溝通、對話的便利渠道，在知識產權的體制創新、體系建設、人才培養、信息運用等方面取得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指導和支持。

大力鼓勵自主創新，繼續強化知識產權有效運用。進一步強化企業創造知識產權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繼續實施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及國(境)外專利資助政策，探索建立專利申請獎勵制度，加大專利申請資助資金投入力度，認真組織實施國家和省專利獎勵工作。

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維護公平有序市場秩序。加快《廣東省專利條例》立法進程。加強省、市、縣三級知識產權行政執法保護體系的建設，充實執法力量，規範執法行為，建立行政執法監管系統和重大事項通報制度。落實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工作機制，強化部門間的定期溝通和重大案件會商、通報制度，形成聯合執法協調機制和糾紛快速解決機制。

加強知識產權管理，強化服務支撐體系和能力建設。繼續組織實施《廣東省知識產權公共信息綜合服務平台建設方案》，全面建設集基礎數據與公共服務於一體的知識產權信息綜合服務體系。

進一步擴充渠道，促進知識產權交流合作深入開展。繼續實施“請進來”、“走出去”戰略，開展知識產權國際合作交流，加強與外國有關機構和組織的溝通交流，加強國外知識產權制度及發展動向的研究，促進知識產權對外合作深入開展。強化宣傳教育力度，推進知識產權文化建設。

宋海最後表示，深入貫徹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破解廣東省知識產權工作發展難題、實現向知識產權強省跨越的根本途徑。堅信，在廣東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領導下，在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廣東省的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和推進將不斷邁上新台階。 ^[3] 

——深圳、福建、浙江、江蘇試點情況調研

新華社《財經國家週刊》調研組文麗、周澤天、 張之清、尹紹平、熊學慧。

構築現代物流新格局是中國物流實現新一輪發展的關鍵。其中，道路貨運零散、粗放的運輸組織模式已成為制約道路貨運市場高效運行最為突出的矛盾。那麼，突破該從哪裏切入。

甩掛運輸，以提高貨物運達時效、降低平均運輸成本、降低勞動強度、降低平均油耗而成為當前最先進、最科學的貨運組織方式，自誕生以來迅速為貨運物流企業所接受。而甩掛運輸最大的優勢就是組織化程度高。2009年國務院發佈《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甩掛運輸組織方式。就道路運輸業自身發展而言，發展甩掛運輸恰恰就是促進傳統道路貨運業向現代物流業轉型的重要切入點。

為此，交通運輸部把推進公路甩掛運輸列入道路運輸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2010年交通運輸部和國家發改委在福建聯合召開甩掛運輸試點工作現場會，並在2011年開始正式推行甩掛運輸試點，國家也在車購税資金中予以專項資金支持，甩掛運輸進入“中國式試驗”階段，由此成為促進道路貨運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一 成效：市場共識 形成對接動力

自2010年始，甩掛運輸第一批、第二批試點項目已啓動實施，第三批試點申報工作2013年也已展開。交通運輸部已在全國28個省（區、市）開展了95個試點項目。

經調研組對各地試點開展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研與研究，開展甩掛運輸以來所帶來的主要功效是對市場培育和行業規範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種變革將會帶來巨大的生產力。

作為提高道路貨運和物流效率的重要手段，甩掛運輸在理論依據和實踐基礎上都不缺乏，它早已成為歐美髮達國家地區的主流運輸方式。在中國，甩掛運輸能夠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則為行業市場的建立奠定了政策依據。業內專家認為，發展甩掛運輸不僅是一種組織模式和單個企業組織模式的創新，而是以發展甩掛運輸為契機，從而帶動整個貨運發展方式的變革，推進道路貨運的現代化。

小結：市場共識是對甩掛運輸發展的一種強大推動力，各級政府如何充分利用好這一“社會認知”，把政府和市場的結合作用運用好，是促進甩掛運輸和現代物流發展的另一種職能創新。而企業尤其是骨幹型企業，要做的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甩掛運輸發展的要求，形成與市場的持續對接。

二 創新：主體多元 完善市場要素供給

面對甩掛“起步慢、市場散、環境亂”的現實情況，如何發揮政府引導、企業為主、行業組織的各自功效，需要在管理體系創新、運營組織模式創新、第三方服務創新等方面進行實踐探索。

1、管理體系創新

2010年10月，國家發改委和交通運輸部選定了10個省（區、市）作為甩掛運輸首批試點省份。2012年1月，交通運輸部公佈第一批公路甩掛運輸推薦車型。在此背景下，交通運輸部表示，將逐步建立甩掛運輸管理體系。調研組瞭解到，福建、深圳、廣東、上海等地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在局部創新成果上已有所突破。

2、運營組織模式創新

甩掛運輸的發展需要完善的站場設施網絡、現代化的運輸車輛裝備、信息化的技術手段等。調研組在調研時發現，部分試點企業從實踐探索到創新發展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和行業規律的新路子，形成了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甩掛運輸運營模式。

3、行業組織服務創新

在“行業組織、多方扶持”的指導原則下，如何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發揮好行業組織的作用，深圳市公路貨運與物流行業協會的探索成為一個新亮點。

小結：面對總量供給過剩、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甩掛市場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平台，通過這個平台對市場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不斷通過政府、企業、行業組織等各方市場主體創新，形成一種新要素供給合力。

三 趨勢：行業洗牌 發展聯盟

在發展甩掛運輸試點過程中，調研組發現，因為市場的競爭性需求，出現了兩大發展趨勢。

1、洗牌效應，有助行業規範發展。

很多試點企業認為，推行甩掛運輸，需要貨源、公路網絡、車輛和場地等諸多因素，只有大規模的物流公司，才能使甩掛成為可能。規模越大，網點越多，甩掛運輸的優勢越明顯。同時，對於企業的管理也提出了一個向精效化發展的挑戰課題。

小結：甩掛運輸如果深入發展，行業的洗牌整合趨勢只會遞增不會遞減，一方面對於企業的自身管理能力提出挑戰，一方面對於一個行業的規範發展將起着一種促進劑的作用。

2、發展聯盟，實現規模效應。

調研中，很多企業都提出組建企業聯盟的建議，部分地方已經開始成立區域聯盟，企業聯盟和區域聯盟的建立，開始成為下一階段甩掛運輸的一大發展特點。

小結：發展聯盟是企業對甩掛運輸市場的一種內在需求，具有天然的市場屬性。區域聯盟主要是減少政策障礙，提高運營效率，實現區域內經貿發展，對區域內的企業拉動作用較強；與區域聯盟不同，企業聯盟最主要是改變了市場主體結構。

四 問題與對策

作為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甩掛運輸是道路貨運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對國家管理政策、企業組織化程度、貨運站場功能、信息化水平、運輸設備配備等都有較高的要求。從試點開展以來的情況看，影響企業轉型升級的因素主要有內、外兩種因素，內部因素主要體現企業管理能力方面，外部因素主要體現政策法規、行業標準等軟環境方面。

與此同時，很多物流企業負責人表示，雖然物流企業在試點甩掛運輸的過程中遇到諸多難題，但同樣存在許多機遇，一旦突破政策和技術瓶頸，甩掛運輸便能出現市場聚合效應。

1、抓住發展契機，建立“新國標”體系。

調研中，很多地方交通運輸管理部門、企業負責人都指出，運輸部等職能部委應充分利用開展甩掛運輸這一新型物流業態的契機，在頂層設計上進行規劃，建立“新國標”體系。

2、加大政府引導功能，助力企業升級。

最關鍵的槓桿之一是政府的引導功能需要加大。福建等部分地方交通主管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甩掛運輸真正要大力發展的話，僅靠市場的自發行為遠遠不夠，前期還是要靠政府引導。

3、破除制度性障礙，營造發展新格局。

有專家認為，中國道路運輸是全球最貴的運輸，也是最散的運輸，發揮甩掛運輸的規模化優勢、提高集約化程度，首先需要在法規制度、扶持政策方面進行先行先試。

數據顯示，2011年登記在冊的牽引車約31.1萬輛，掛車約36.8萬輛，拖掛比為1：1.2，對於規模化運行和效率提升都十分不利，這涉及到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的修改問題。

另一方面，政策扶持需要有效落地。例如，國務院辦公廳此前曾下發《關於進一步促進道路運輸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通知》，明確要求落實甩掛運輸推薦車型車輛的有關通行費優惠政策。

小結：甩掛運輸從起步到上路，社會共識的形成、市場主體的參與、政府與市場的結合，都為下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和基礎。面對甩掛運輸這種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尤其需要行業管理部門站在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在行業規劃和政策法規上做好“軟設計”體系服務；地方職能部門可利用對所屬空間的突破創新，破解瓶頸障礙；前期通過對企業的引導與扶持，使得企業在理念、管理、信息、網絡建設上不斷地適應甩掛的發展要求，形成有利於行業規範發展的要素，通過三方的創新，形成供給合力，逐步構建行業發展的新格局。文/調研小組 文麗 熊學慧 周澤天 尹紹平 張之清 ^{[5]  [7]} 

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 文麗 周澤天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全面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給黨政領導幹部提出了

新的考驗和挑戰。如何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已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熱點話題。本刊上期已刊出了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關於“執政理念與執政實踐”的談話。本期又採訪了中紀委副部級巡視專員吳振鈞,聽他談了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強化對權力運行機制的監督”的論述。今後還將陸續刊出部分省部級領導幹部對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看法和觀點，以饗讀者。

十六屆四中全會把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黨在執政實踐中的重點來抓，這已在黨內形成共識，並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那麼，如何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呢，在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中如何提高領導幹部自身的素質建設呢。對此，長期在紀檢監察戰線上工作的吳振鈞有着深刻的認識和感受。

吳振鈞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過，在國家監察部也工作過，還曾在省紀檢當過負責人，在紀檢監察工作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他認為，提高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要素很多，既要有基礎，又要有條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關鍵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機制的制約和監督，或者説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機制的制約和監督，也可以説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在公共權力使用過程中的制約和監督，提高對領導幹部素質的建設。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從長遠的方面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意義重大而深遠。隨着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新一屆黨中央提出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關係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和小康社會的建設進程。“打江山不容易，坐江山難，長期執政更難。”

第二，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內容和任務來看，加強領導幹部素質建設非常重要，特別是對高層或中層領導更為重要，因為他們是黨在執政實踐中權力運行的主體。

第三，從當前黨在執政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來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刻不容緩。從總體上看，黨的執政能力是好的，但也有不符合和不適應的地方，存在一系列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對權力監督不到位的問題。從1998年開始，中紀委查處省部級幹部的案件每年都有一、二十個，廳局級幹部每年有好幾百個被立案調查，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因此，針對這些情況，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每年都在加大。

第四，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世界各國執政黨的執政情況看，腐敗是個“通病”，也叫“權力頑症”。世界各政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敗問題。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因此，如果不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不加強對權力主體素質的建設，就會出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呢，吳振鈞根據多年的紀檢和監察工作實踐經驗，談了自己的看法。

加強對權力腐敗的制約和監督，關鍵要從源頭治理。要加強各級領導幹部的廉政意識，在這個基礎上加強領導幹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中央為此陸續出台了一些措施，如2003年中央決定成立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加強了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監督。

另外，過去對省級領導幹部監督不到位，因此，“巡視組”的工作顯得尤為重要，其職能主要體現五個方面：一是監督地方黨委對中央政策路線的執行情況；二是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情況；三是貫徹黨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情況，特別是自身廉潔自律情況；四是中央選拔任用幹部的條例的貫徹執行情況；五是改革和經濟發展情況。反腐的另一個措施就是中央頒佈了黨內監督條例，明確規定了對黨員幹部的監督。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對黨內領導幹部要採取教育的、制度的、監督的三位一體的懲治和預防體系，採取全方位、立體式的監督措施，説明黨中央對反腐敗相當重視。此外，各級政府機關對審批制度、人事制度、財政制度、執法體制等的改革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吳振鈞説，必須加大懲治腐敗力度，查處大案要案，特別是對縣級以上領導幹部案件的查處，既要治標，又要治本。腐敗分子給社會和人民羣眾造成了很大負面影響，必須加大查處力度，對老百姓有個交待。

還有，由於黨內監督具有一定的侷限性，有些領導幹部不怕黨內監督，而害怕羣眾監督、輿論監督和新聞監督。因此，加強羣眾與輿論的監督尤為重要。事實證明，往往一個領導一個執政方式，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對領導幹部的監督法制化、制度化，而且必須在這方面真正下功夫，否則，黨多年的改革成果將毀於一旦。

吳振鈞最後強調，在加強和提高黨員幹部自身素質建設的同時，還要注意解決考察干部失真的問題，讓全社會都起到監督作用，這樣才能更好地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當前，經濟仍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宏觀調控將面臨更加複雜的環境,既有可能在經濟回升過程中因繼續“保增長”的政策力度過猛導致投資過快增長和通貨膨脹壓力明顯上升。也有可能因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力度減弱過快,經濟出現二次下滑。那麼，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有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呢，怎麼把握經濟宏觀調控的政策呢，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通過所謂救市，整個世界來看是處在全面復甦的過程中。但格林斯潘説到美國經濟馬上要“二次探底”。

那麼，中國有沒有“二次探底”可能性呢?賀鏗認為，看世界經濟主要看三大主體，即美國、日本、歐洲，因為他們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很大。從這三大經濟主體講，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通過這段所謂救市，認為從整個世界來看是處在全面復甦過程中，沒有有些人看那麼悲觀。認為是不可能“二次探底”的。奧巴馬所採取的基本措施認為還是恰當的，儘管有些數字有回落的情況，原因可能很多，但不可能促成“二次探底”。美國通過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它有幾個根本的理念認為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