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

周永年家貧，百無嗜好，獨嗜書。有感於明代曹學佺之論，作《儒藏説》。此説一出，羅有高、劉音為之張目，劉作《廣儒藏説》以和之。論者謂清修《四庫全書》，分儲七閣，實受《儒藏説》之啓發，永年倡始之功誠不可沒。（詳見王紹曾、沙嘉孫着《山東藏書家史略》）今迻錄其文，以供參考。（僅據《山東藏書家史略》所附《儒藏説》輸錄，未校原書。）

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乾隆四十年被徵修《四庫全書》。乾隆四十四年出任貴州鄉試副考官。四庫館散，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五十六年乞病歸裏，是年秋七月卒，享年六十二歲。周永年是我國十八世紀著名的藏書家，人稱其藏書“甲于山左”，也是著名的學者，在校勘學、目錄學和圖書館事業上成績卓著，尤其對《四庫全書》的撰修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年輕時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裝着普天下的讀書人和利在萬世的藏書事業，醖釀着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力倡“儒藏説”以存天下之書，主建“借書園”欲使一家之藏廣之於天下。儒藏之説源於明末曹學佺，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論層面加以闡述，並作《儒藏説》以明其意，在文後的《儒藏條約三則》中，制訂了周到的實施細則，便於實施。為建儒藏，大聲疾呼，且身體力行建起了“借書園”。借書園是周永年的藏書處，更是其《儒藏説》理論的自我實踐，具備近現代圖書館的兩大功能——保存文獻和傳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圖書館之濫觴。可惜這只是周永年天真的夢想，在那個時代，藏書家們的宋槧元抄往往藏之深閣，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賴周永年個人之力是不行的。但是，儒藏説一出，便得到士林諸同志的響應，而《四庫全書》的編纂思想和擇棄原則，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説》中力倡的。因此有人説纂修《四庫全書》“倡導之功，歸諸永年”，是有道理的。《四庫全書》的纂修，周永年不僅有倡導之功，而且為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為大學士劉統勳所推薦，被徵為纂修官，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當時學界引以為榮，海內學人投刺踵門，皆欲納交。四庫館開設於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的纂修是從《永樂大典》的校勘輯佚工作開始的，周永年在這件事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據章學誠在《周書昌別傳》中記載，館臣們不肯費力搜尋，多選擇易為功者，就説再無可輯之書，可因為周永年固執以爭，認為其中還有許多可做的工作，拿他無可奈何的同事只好“盡舉而委之書昌”，周永年不畏艱辛，“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巨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輯出永新劉敞兄弟《公是》、《公非》等十餘家佚書，皆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據《永樂大典》葺補殘缺、校讎錯訛脱倒。在這次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成果最豐的一次輯佚校勘活動中，周永年不計名利只是“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他默默無聞埋頭苦幹的精神和所輯宋元遺籍永垂史冊！

李慈銘認為，《四庫全書》雖紀昀、陸錫熊總其成，但是經部提要由戴震主筆，史部提要由邵晉涵主筆，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筆，這種分工是依據了各人的學術專長。

《清史稿》評價周永年：“四部兵農天算術數諸家，鈎稽精義，褒譏悉當，為同館所推重。”桂馥在《周先生傳》中也説：“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視其大義，不讎章句。”凡從《大典》中輯出的佚書，誰輯錄即由誰撰寫提要，考察《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還可知，《彭城集》、《浮溪集》等集部提要亦出於周永年之手。另外，據陳垣先生考證，《四庫提要》中釋家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錯誤極少，亦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輕始即篤嗜內典，對佛家著作頗為精通。

周永年為時碩儒，文章冠絕一時，但他眼光過高，又過分謙虛，自謂文拙，不留存稿，故今天可見著述極少，致使許多人竟不知道他在《四庫全書》的撰修過程中做過這麼多的工作，這是十分遺憾的事。古人重實，不求虛名，也給學術專家漫天飛，學術專著氾濫成災的當今社會一個警示。

清學者、藏書家。字書昌，一字書愚，別號林汲山人。祖籍浙江餘姚，遷居山東歷城。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與邵晉涵、程晉芳、戴震等人同修《四庫全書》，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四十四年（1779）任貴州鄉試副考官。在四庫館時，對四部、兵、農、天、算、術數諸家，鈎稽精義，為館中同仁所推重。見宋元遺書多收入《永樂大典》中，於是摘編得10餘家，均為前人所未見者，加以著錄。家藏圖書極富，有感於“曹氏書倉”及“釋道藏”，建“林汲山房”、“水西書屋”，聚書其中，集古今書籍10萬卷，供人閲覽傳抄，以廣流傳。又約桂馥買田設“藉書園”，其中設台祭祀漢代經學大師伏生。“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温飽槖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籍書名園。藉者，借也”。桂馥亦有《周先生永年傳》，稱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沈起元記其“百無嗜好，獨嗜書。編撰《水西書屋藏書目錄》、《藉書園目錄》、《藉書園藏書目》，著錄圖書3 000餘種。章學誠和邵晉涵二人曾慕名參觀其藏書。章學誠《周書昌先生別傳》，對其在四庫館編校古籍有詳盡的記述。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為資助李調元刊刻《函海》，借出抄本書30種，索要多次未還。鑑於明代曹學佺欲仿道藏、佛藏，更著為《儒藏》未成，“曹能始《儒藏》之議，自古藏書家所未及，當亦天下萬世有心目者之公願”；遂著《儒藏説》，集中闡述了他的學術思想，是藏書觀念的一大改變。他認為，“書籍者，所以載道記事，益人神智者也。”所以他積極提倡書籍的流通與傳借。指出過去公私藏書，未能長久保存，感嘆道：“藏之一地，不能藏之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也。”因而他提出公共儒藏思想，奔波四方，鼓動師友，宣傳儒藏的好處，士大夫文儒響應者頗多。他的公共儒藏思想，對豐富和發展古典圖書館學有重要貢獻。他自稱手拙，除《儒藏説》18篇外，不存稿，亦不著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