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峯

他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不久即參加蘇聯著名林學家柯比可夫教授來華舉辦的林型研究班，赴南京及廣東鼎湖山等地調查研究。1957年“反右”運動後期，因為不願給一位老同學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被撤消黨籍，這對他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擊，但他共產主義的信念並未動搖。1979年得以恢復黨籍，黨齡從1956年算起。

1958-1959年，他參加實驗林場的建場勞動以及涼水林場“三萬立方米突擊任務”，雖然消耗了大量寶貴時間，也給身體留下了難愈的傷痛，但接觸了採種育苗、扶犁鏟趟、植苗造林、主伐更新、伐木集材和裝車等等林農業的各個勞動環節，磨鍊了耐勞精神和堅忍意志。使他對生產的每一環節都有了深切的體驗和認識，為他日後在教學和科研中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並取得顯著成效而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1965-1966年春，他參加林業部組織的三門主幹學科教材編寫。在大、小興安嶺及長白山的主要局（場）與工人實行三同，總結了當時採育矛盾及解決採育矛盾中採伐和更新技術上的經驗。他負責將新青、烏敏河、根河等局的經驗總結為“三採三集循回作業法”等一整套採伐育林工藝過程和技術並編入了《森林經營學》、《森林培育學》等教材中。這一套工藝過程和技術直至今日在確保採育結合方面仍具有明顯的先進性。

1973年，他插隊落户結束返回學校。為了追回被“文化大革命”奪走的寶貴時間，他立即投入到大量收集有關資料的工作中，並邀集一批教師將國外有關生態系統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編譯，並出版了專集。同時，組織力量開展定位研究。在既無經費又無設備，生活和交通條件都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白手起家，並逐步吸引了多個相關學科的教師參加。他們選定的課題既在基礎理論上有一定深度，又與生產有密切關係。1979年開始，定位研究得以在林業部立項，隨即轉入“六五”期間的重點課題，以後一直得以延續。這一正確研究途徑的確定及堅持實施，為他個人及生態學科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82年他發表了《紅松闊葉林的恢復途徑——栽針保闊》，從理論和方法上對這一途徑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1988年他與同事聯合國際林聯召開了國際北方森林經營管理學術討論會，使生態林業這一新興的經營途徑得以在國內外廣泛傳播。隨後幾年中，他作為黑龍江省科學顧問委員會林業組顧問，積極參與解決林業“兩危”問題的調查及解危方案制定的工作。他的“低投入、高產出”的思想和發展生態林業的專題報告被納入在上報國務院的報告中。

1986年開始，他受邀參加了《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1989年出版）及《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1990年出版）的編寫工作，負責撰寫《森林生態系統》、《針闊葉混交林》等7個條目及參與林業學科全部條目的改稿、定稿工作。翌年，他與陳大珂共同主持的“天然次生林經營技術的研究”獲得國家級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2年林業部科技司主持，由他負責組織，有全國11個站參加，在帽兒山林場召開了林業系統的定位研究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全國聯網及專家組，推舉他擔任組長。同時決定立即着手編寫《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方法》，為總結定位研究成果又編寫了《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這是使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走向網絡化、規範化的一次重要會議。

1993年，他分別擔任林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長白山生態系統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及國家教育委員會中山大學熱帶亞熱帶生態系統開放實驗中心等單位學術委員。1994 年由他主編或參加編著的《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現有林經營管理導論》、《中國生態林業的理論與實踐》等6本著作出版。

由於他在多篇論文中提出並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必然性，受到中國新興的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界的重視。他是黑龍江優秀專家，主持的“原始林次生林生態系統研究”獲林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的“森林公益效能的經濟評價”課題獲得黑龍江省教育委員會科技進步一等獎和省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三等獎。

1997年他受台灣大學邀請赴台北參加海峽兩岸生物技術與環境變遷對森林生態系影響研討會。1998年他申報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東部陸地生態系統與全球變化相互作用機理研究”被批准，他作為兩名主持人之一，又投入緊張的研究中。

東北林區的地帶性頂極紅松闊葉林的主伐更新問題，一直受到中國林學界的關注，50年代後期曾有過集中的熱烈討論。由於當時盛行的“人定勝天”思潮的影響和片面學習蘇聯大面積皆伐經驗，使“皆伐-人工更新”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主流，生產中甚至號召“砍掉楊樺，大造紅松”。周曉峯在參加1960、1961 年的“主伐更新科研大會戰”中，對數百塊各類林型和採伐跡地的調查分析後，與陳大珂教授合作在黑龍江日報上發表了《對東北紅松林更新的初步意見》。文中，他針對當時“砍掉楊樺，大造紅松”的錯誤做法，提出“應該尊重森林演替等自然規律”、“應充分運用自然生產潛力——天然更新的闊葉樹”以及“留闊栽紅的更新途徑”。1982年他又在彙集一些試驗結果的基礎上，發表了《紅松闊葉林的恢復途徑——栽針保闊》一文，全面地論述了尊重與運用自然規律的重要性、地帶性頂極與非地帶性頂極的相互關係、地帶性頂極的彈性極限以及栽針保闊幾種實驗方式的經濟效益和穩定性。在以後他們課題組發表的多篇論文及《天然次生林——結構、動態、功能與經營》一書又對此途徑作了進一步闡述。80年代中，他通過林業系統的會議、講習班以及東北地區營林工作現場會議，宣傳推廣栽針保闊途徑，使之成為東北林區恢復紅松林的主要途徑，還進一步影響到南方林區（栽杉保闊）和西南林區。

1985年開始，他依據生態系統基本原則，通過優化結構提高功能，以生物自肥、系統自給為主線，設計了食物鏈加環的林-鵝-魚-稻的生物循環系統和林藥多層結構，在定位站實施並在林業部幹部培訓班每期設立生態系統與生態林業課程，他親自進行講授和現場實習，1986年發表了《生態林業中的適應與邊緣效應》一文，1990年在全國生態林業研討會上作了“適應、多樣性、邊緣效應——生態林業的重要原則”的報告，並參與組織林業部的全國生態林業試驗聯網，擔任東北片的聯絡員。

在研究栽針保闊途徑及生態林業的過程中，他將核心論點之一的“適應的前提”，從建立人類生態倫理觀念的角度，上升到“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哲學基礎，並逐步形成一套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現代森林生態系統經營理論。從1994年開始，他在研究生課程中系統講授，他的論點還受到我國新興的生態哲學與生態倫理學界的重視。他應邀參加了全國第二次生態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研討會，在大會上做了“適應是人與自然協調進化的關鍵”的報告，翌年，發表在該次會議的論文集中。他還參加了《中國生態林業的理論與實踐》和《中國農林複合經營》兩書的編寫。

森林生態系統的結構複雜、功能多樣，但生育週期長而且效應滯後，在研究時，如果僅僅採用一般短期的或涉及因子較單一的方法，往往難以確切揭示其規律和機理。周曉峯參加工作後，初期的10餘年中，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實驗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通過這些實踐，使他深切感受到當時的研究方法難以與研究對象的複雜性和長期性相適應，在野外調查中常為尋找有足夠可比性的對照樣地而為難，這種感受驅使他在1973年插隊落户結束返校後，立即開展定位研究，並着力於設計可比性儘可能強的試驗，包括沿梯度線的對比，同時力求“長期連續”，以便掌握整個生態過程。

當時定位站的條件極其困難，只有一間破房子，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自己動手解決野外觀測設施，包括幾座近10米高的觀測架，還要自己打柴、擔水、做飯，有時一個月吃不上一滴油，有時春節期間一個人在山上堅守。他們頂住了政治壓力，用自己正確的研究方向和艱苦的創業行動終於爭取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和支持，逐步吸引了多個相關學科的師生參與，促使了定位研究的不斷深入。1979年定位研究得以在林業部立項，以後又轉入“六五”重點課題。從此獲得了比較穩定的經費支撐，使“長期連續”得到一定的保證。

通過幾年的實踐探索，他於1991年正式提出了以“個體、種羣、羣落、系統四個水平同步進行”為中心的一套定位研究途徑（《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第一集，1991），成為他們開展定位研究的指導原則。這一套途徑的提出，要比國際著名的LTER （美國長期生態學研究計劃）早3年。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和他領導的課題組，對不同尺度的生態過程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斷獲得成果，包括一批新的數據和新的結論。他們通過7條梯度線路的3年連續測定，發現三大硬闊（東北林區珍貴硬闊葉樹水曲柳、胡桃楸、黃菠蘿的通稱）的適應立地條件是在山坡中部，而並非國內、外文獻中所記載的“河谷兩岸、山麓緩坡”，從而糾正了生產實踐中依據傳統文獻誤導而屢遭失敗的做法；關於邊緣效應，國內外有關論述全是屬於正效應的。他通過東北林區的大量混交林調查，特別是定位站中專門設置的超過30年生的可比性很強的混交林固定樣地所提供的數據證實，邊緣效應有正、負之分，樹種搭配不當的混交林會產生負效應，使生產力下降，而搭配合理的則產生正效應。這正是系統的合理結構導致“系統自給”、“生物自肥”的機理所在，從而為“低耗高效”又找到了一條可行的途徑。通過多次連續測定，他們發現蒙古櫟不僅具有較高的養分轉換效率，特別是具有很高的富含養分的樹幹徑流量，超過其他森林類型的數倍至十幾倍，不僅揭示了蒙古櫟耐旱耐瘠薄的機理，而且為東北林區增加了一個極具培育價值的優質用材樹種。他領導的課題組在森林水分循環的研究中，不僅大量收集不同面積的大小流域的水文資料進行較長時間跨度的比較分析，而且自行設計了對比集水區和不同類型、不同採伐方式的徑流平衡場和封閉徑流樣方的試驗測定，從而獲得了水分循環各個環節上一系列可比性很強的數據，在森林對徑流的增或減和消洪補枯問題上得出了比較明確的結論。在此基礎上，他聯合中國林學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7年8月共同主持了國際森林水文研究方法學術會議，分別在中國和美國出版了論文集，其中一些測定方法得到國內外同行專家的讚賞，並在一些定位研究站得到推廣。

在1992年林業部科技司主持的全國11個定位研究站工作會議上，他被推選為專家組組長，從此投入了為全國聯網的規範化、網絡化的努力中。為調整和增設站點赴海南、四川、新疆等地實地考察；為總結研究成果、統一研究方法，組織出版有關的專著文集；為改善、提高測試手段向有關部門宣傳、説服，爭取經費等等。從而使站網的研究工作和水平有了顯著的進展。所獲得的數據、結論，許多成為所在區域以至全國性的環境建設、森林經營和國土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依據。他多次組織和接待國內外學術會議和經常性的學術交流活動；培養了大量博士、碩士研究生；各個定位研究站均已成為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良好基地。1995年以來，他又在初步實現了“長期連續”研究的基礎上，將定位研究向全球氣候變化的更大尺度範圍擴展，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並與國際聯網IGBP項目建立了固定聯繫。他們所具備的研究基礎和努力的方向已為建立林業系統的創新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33年3月 出生於浙江省諸暨市。

1951-1952年 在南京大學森林系學習。

1952-1953年 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二部俄語培訓學習。

1953-1956年 在東北林學院林學專業學習。

1956-1985年 東北林學院助教、副教授，曾任室主任。

1985年東北林業大學教授、系副主任（1989年止）、生態站站長（1994年止）。

1986年 黑龍江省科技經濟顧問委員會林業組顧問。

1989年中國林學會森林生態專業委員會理事、森林水文專業委員會理事。

1992年 林業部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全國聯網專家組組長。

1993年 中國科學院長白山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

1993年 國家教育委員會中山大學熱帶亞熱帶生態系統開放實驗中心學術委員。

1993年 林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 ^[1] 

1 陳大珂，周曉峯.對東北紅松林更新的初步意見.黑龍江日報，1961-12-05.

2 周曉峯，王義弘，趙惠勳.關於三大硬闊的適生立地條件.東北林學院學報，1980，（4）：1～10.

3 周曉峯，王義弘，趙惠勳.十個主要用材樹種的生長規律.東北林學院學報，1981，（2）：49～59.

4 周曉峯.紅松闊葉林的恢復途徑——栽針保闊.東北林學院學報，1982，（增刊）：18～28.

5 陳大珂，周曉峯.黑龍江省天然次生林的研究（Ⅰ）、（Ⅱ）.東北林業大學學報，1984，（4）：1～11；1985，（1）：1～18.

6 周曉峯.生態林業中的適應與邊緣效應.東北林業大學學報，198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