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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偉

(經濟學家、思想家,哈耶克親傳弟子)

鎖定
周德偉(1902-1986年),男,字子若,長沙人。經濟學家、思想家,哈耶克親傳弟子。北大肄業 [1]  ,1933年赴英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繼又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所進修。1937年回國任湖南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1940年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先後在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任教授,曾任中國台灣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逝世於美國洛杉磯。譯有哈耶克鉅著《自由憲章》,其經濟理論熔法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研究於一爐,以維新改革、憲政法治為指向。一生思想與實踐皆力求以中國傳統文化道統融貫自由主義傳統。出版有周德偉論哈耶克 [2] 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3]  等。
中文名
周德偉
生卒年
1902-1986
子若
籍    貫
長沙
性    別
主要成就
經濟學家、思想家,哈耶克親傳弟子

周德偉人物簡介

周德偉(1902-1986),字子若,晚號尊德性齋主人,湖南長沙人。從小就唸經書,儒家根底非常深。 [4]  周氏為書香世家,其曾祖母為康熙時嶽麓書院山長李文炤之妹,文炤又為周氏所出。周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胡適先生,後轉經濟系。後在國民政府鐵道部任秘書。他很早就加入了國民黨,跟從汪精衞,是改組派。汪精衞的軍師顧孟餘,是周德偉的北大老師,他一直跟着顧孟餘,後來拿到鐵道部的錢,30歲出國留學, [4]  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當時英國最有名的教授,一個是哈耶克,一個是凱恩斯。凱恩斯比較偏向於發揮政府的功能,而哈耶克始終認為政府只是起調節作用,社會有自然的力量去平衡。二者最大的分歧是在金融的管理上,凱恩斯認為政府可以多印鈔票解決現實問題,哈耶克認為金融應該保持相當平衡穩定的狀態。周德偉當時寫的德文論文就叫《中立貨幣論》,認為應該維持貨幣的量跟現實社會的生產量一比一相配。 [4] 
周德偉在五四以前已經接觸很多新思潮,包括嚴復翻譯的書,章士釗編的《甲寅》雜誌等。《甲寅》雜誌介紹英的是英美系的自由主義系統,推崇個人和自由,有了《甲寅》的基礎,他沒有受《新青年》這個系統的影響。 [4] 

周德偉人物生平

周德偉北大預科

周德偉進北大的時候預科修的哲學,漸漸覺得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哲學觀念必須與西方進步的哲學、經濟學結合起來,不懂經濟學是無法治國平天下的。所以後來轉了經濟系,受顧孟餘陶孟和兩個教授的影響深刻。到他30歲的時候,顧孟餘發現鐵道部有一個獎學金,用以送學生到英國去學鐵路建造。他就聯繫顧孟餘,主動要求去英國留學。 [4] 

周德偉留學英倫

周德偉先生 周德偉先生
1932年,他去歐洲留學,先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投入經濟系主任羅賓斯教授門下。此時,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正在此任教,周先生參加了哈耶克主持的經濟學討論班,仔細研讀哈耶克的經濟學論述。兩年後,周先生轉學到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進修,哈耶克繼續以書信方式指導他撰寫完成了研究貨幣理論的論文。 [5] 

周德偉回國任教

1937年夏,抗戰軍興,公費停發,周先生遞交論文後匆匆回國。剛過而立之年的他應皮宗石校長之邀,到湖南大學任教授兼經濟系主任,並與時任文法學院院長的李壽雍創辦了《中國之路》半月刊,闡揚民主法治人權市場經濟等學理與主張,成為當時一份頗具影響的學術性政論刊物。他的學説得到湖大學生們的支持,在他的影響下,在當時特殊的時代氛圍中,湖大文法學院的學生顯得特立獨行。1944年,他移席中央大學。1946年,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關務署長,致力於消除帝國主義在海關事務中的特權和影響,恢復中國主權。 [5] 

周德偉奔赴台灣

1949年去中國台灣,任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推動外匯貿易改革,引導台灣順利融入世界經濟,建立市場經濟架構,為台灣經濟的騰飛立下了汗馬功勞。赴台後,周先生還兼任台灣大學教授。 [5] 
去了台灣的周德偉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紹給殷海光胡適,由殷海光翻譯並在《自由中國》上連載,此舉引起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反思,胡適就曾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説起》,公開懺悔自己從前的一些主張。 [6] 

周德偉一生秉持自由主義

1969年退休,1975年赴美定居。雖然晚年常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夫人辛勤的扶持下,翻譯完成了哈耶克八十萬字的鉅著《自由憲章》,並撰寫了許多將西方自由哲學、法治思想、功效哲學與中國儒學作深度對話與討論的文章。
周先生一生秉持自由主義立場,在台灣官場並不得意,也時常受到特務監視。他在台灣的寓所紫藤廬,是當年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聚會的大本營,殷海光徐道鄰李敖是這裏的常客。他的兒子周渝曾回憶父親在紫藤廬的客廳裏或飯桌上用熱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對前來探訪的朋友、教授或大學生們縱論國家大事、歷史教訓或是艱深的學術哲理,並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官僚。紫藤廬已經成為台灣第一處市定古蹟和一處極具歷史意義的文化地標。 [5] 

周德偉愛護學生

周先生嫉惡如仇,對青年學生卻倍加愛護。湖南省當局某次“清共”,逮捕了不少湖大的左派學生。已兼任國民參政員的周先生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出面保釋這些素不相識的學生。主管當局對他説,這些都是共產黨!周先生卻對他們説:“這些都是年輕無知的孩子啊,那裏是什麼共產黨!”由此可看出周先生秉持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愛護年輕人的寬宏胸懷。他家中懸掛的字畫經常更換,但有一幅字絕不換下,那是他請吳稚暉先生書寫的中庸名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他的道德學問贏得了學界同仁的尊敬。1944年,湖大校內有人不慊於他,設計傾陷。中文系教授楊樹達先生首發其謀,且攘袂而起曰:“周君國之珍寶,若遭陷害,餘必與之共死生。”以名學人而為俠烈之行,益為時人所推重。 [5] 

周德偉眷戀湖大

周先生十分眷戀在湖大任教的那一段經歷,不僅因為那是他開始以在外國鍛鍊成功的思想系統來教授學生的開端,也是他寫出返國初期最精悍最有光輝的文章的時期。後來,台灣組織編撰《中國大學志》,周先生撰寫了《國立湖南大學志》一文,系統介紹了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時務學堂衍緒而來的歷史,他動情的寫道:“人稱大學歷史悠久者,動曰牛津,曰劍橋。牛津可徵之史實,當自西曆1133年巴黎神學家卜倫來牛津講學始,再歷一百年方由宗教及神學擴及於文哲各科;劍橋則自十三世紀方具大學雛形。迄1800年,西方各大學入學資格仍低,凡略諳本國文史者即可入學,經濟學鼻祖亞丹斯蜜以1737年入格拉斯哥大學,習道德哲學,時年僅十四。蓋當時大學不過由若干書院(College)組成,尚無現代之分科也。西方人士既競以中古之書院比附於大學,其大學構成之要素,不過超越宗教及神學之範圍進入一般學問之研究而已。以彼例此,則國立湖南大學既由嶽麓書院遞嬗而來,其校史當起自嶽麓書院成立之時無疑,而為世界歷史最悠久之大學。”其拳拳愛校之情溢於言表。 [5] 

周德偉自擬名聯

晚年周德偉先生 晚年周德偉先生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周德偉先生自撰的名聯,既有對知識分子以啓蒙天下自任的警惕,更有對統治者以功業自傲而荼毒百姓的批判。這幅由湖南耆舊、1951年後在台灣任“總統府資政”的趙恆惕書寫的對聯,高懸於台北紫藤廬樓下客廳,在海峽兩岸知識界傳誦多年。無論賞嘆還是反思,“文章”與“功業”自是觸着百年中國人最為痛苦的情結。
對“豈有文章覺天下”,尉天驄先生認為指胡適一派自由知識分子以文章救世自居,而李敖則説周德偉自言此句是指他自己。以周先生的思想與襟懷論,應該包括他與胡適在內曾以思想啓蒙為己任、服膺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內心的自我反思。 [7] 

周德偉出版回憶錄

2011年,周德偉先生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在台灣正式出版,凡二十章,寫至任國立湖南大學經濟系教授為止,為研究湖大經濟學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寶貴的史料。 [5] 
周德偉認為:“成功的自由社會在一甚大的範圍內,乃接受傳統、尊重傳統並導傳統於發展之途的社會。” [8]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周德偉六十歲時的自度聯。 [9] 

周德偉生平年表

1902年 出生,為湖南長沙人。
1915年春 插班進長沙縣立第六高等小學三年級,是年冬季畢業。
1916年秋 考入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亦名長郡中學),就讀。
1919年 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四年級肄業。
1920年秋 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4年 離開北大。(據周先生自雲,“沒有讀完就離開”了北大)
1924-1933年 “流浪了九年”。(周先生自雲)
1933年夏 以公費赴英留學,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所;參加哈耶克主持的“貨幣理論及經濟循環”研究班。
1935年 轉到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攻讀。
1937年7月 中日戰爭爆發,公費停止,論文交社會科學院學報發表,即行返國。
1937年夏 回國,任國立湖南大學教授兼政治經濟系主任,講授奧地利學派,並與李壽雍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
1940年 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2年 轉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
1946年 奉派,擔任中華民國出席國際貿易會議代表團代表。
1950年冬 隨國民政府搬遷來台。
1951年冬 在寓所紫藤廬發起學術聚會,每兩星期一次,參加人士有張佛泉徐道鄰殷海光,及台大若干研究生。
1954年 致信胡適,談哈耶克到奴役之路》。3月5日,胡適在《自由中國》酒會上作《從<到奴役之路>説起》的談話。
3月21日晚,宴請胡適,並深談。
1954年 作《人文現象的理解》。
1954-1967年 與屢次來台訪學的哈耶克交流。
1974年 譯完哈耶克著作《自由的憲章》。
1975年 作《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學説綜述》。
1986年 逝世於美國洛杉磯。

周德偉個人生活

周渝先生 周渝先生
兒子:周渝 [5] 

周德偉出版著作

《 周德偉論哈耶克》 《 周德偉論哈耶克》
周德偉論哈耶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2] 
《達尊堂記學》
《哈耶克學説綜述》
《金融平衡論》
《中立貨幣》
《人文現象的理解》
《紙本位下的國防支付理論》
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10] 

周德偉人物自傳

《落筆驚風雨》 《落筆驚風雨》
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周德偉 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3] 

周德偉人物故事

周德偉中學讀《甲寅》

中學時的周德偉喜歡讀章士釗編輯的《甲寅》雜誌,《甲寅》上的文章多文言,但雜誌上對法治憲政人權的討論在當時則是第一流的。周德偉曾回憶道:“自讀了《甲寅》之後,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權利的觀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憲法上的主張,又得了人民授權政府的觀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狀的辦法。” [6] 

周德偉不讀《新青年》

《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是邵建寫周德偉的第一篇文字。他之不喜歡《新青年》,乃是邵建個人欣賞他的觸點。 [11]  該文2009年在台北《傳記文學》發表時,已逝的前主編成露茜女士在“編輯室手記”裏説:“提起‘五四運動’就不得不講到《新青年》這本雜誌”,因此在接到文章時,“的確愣了一下:居然當時還有不讀《新青年》的‘五四’人!”這“一愣”一“居然”,頗可玩味。一份雜誌讀與不讀本兩可,然而輪到《新青年》就“居然”起來,潛台詞莫非是怎麼可以不讀。然而,這正可見周德偉在當時乃至今天的殊與異。“《新青年》給時代影響甚大,但我不大喜愛,我嫌《新青年》的文筆太潑辣……”讀過周氏自傳,可以發現,周德偉不喜愛《新青年》,委實還有他沒有説出的緣由。 [8] 

周德偉不入馬會

1921年,鄧中夏羅章龍邀餘加入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餘思入會研究也未嘗不可。一日,鄧中夏來訪,請餘每週去長辛店講課,餘曰:“餘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去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餘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餘隻知個人方有意義,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遂退出。
後來周德偉借孔子的話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沒有我自己,一切都沒有了。”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選擇中,他選擇了個人主義。而這正是自由主義者的價值判斷。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個人是關於自身事務的最好的裁判者。” [6] 

周德偉尊崇法治

已讀了英國憲法及若干法理學、社會學、哲學的周德偉,知道民主必建基於法治之上,只有法高於一切(The Supremacy of Law),沒有領導人物高於一切之理。周德偉認為法的主旨是保障人權,人權就是“個人自由”,孫中山反説中國個人自由太多,而以公權(Civil Right)解釋為民權,將政府的政權(Political Power)解釋為“能”,政府萬能,人民為阿斗,此一主張何能達到民主法治? [6] 

周德偉師從哈耶克

1930年代,周德偉通過鐵道部公派留學,進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出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們大都是拉斯基的學生,但周德偉似乎對拉斯基不感興趣,他更青睞哈耶克。在回憶錄中,他寫道:“餘自入研究所後,選擇哈耶克為指導教授,對彼所主持之討論班從未間斷參加,仍每兩星期訪羅賓士一次,報告學業。對負盛名之拉斯基(H.J.Laski)、湯納(R.H.Tawney)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課業外各僅會談一次。” [6] 

周德偉主辦《中國之路》

任教湖南大學期間,周德偉還曾主辦刊物《中國之路》,系統論述自己的主張。他曾回憶道:“在《中國之路》上,餘每期均有文章數篇,憶第一篇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對獨裁政制,師英人休謨、析爾克、白芝浩等之説,重法治下之個人自由。第二篇為《自由之路》,本古典學派亞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哈耶克之説,力主自由企業發揮個人之創發力。時餘已熟知哈耶克之初期著作,對於其集體主義之經濟,凡反駁社會主義之論據尤為嫺熟。” [6] 

周德偉電話裏罵小蔣

周渝講過這樣一段,監聽周德偉家電話的特務聽久了,有一天見到周渝母親時,悄悄遞話:告訴你們家周先生,別再罵小蔣先生了(指蔣經國),尤其不要在電話裏罵。 [12] 

周德偉人物評價

周德偉在政治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經濟上是一個市場主義者,文化上卻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邵建 [8] 
周德偉先生 周德偉先生
在國家公共領域,周德偉一生奉持英美自由主義的法治制度;但在私人生活領域,他一生抱守的卻是傳統儒家的做人準則,包括侍奉父母的孝親。中西兩種文化,在周德偉身上體現出一種最優美的組合。(邵建 [1] 
如果追尋民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周德偉則是絕無僅有的一位。縱觀民國知識分子,如果我們找尋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似乎可以從嚴復梁啓超—《甲寅》時代的章士釗——周德偉找到一點依稀的思想脈絡。而這,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正途。(林建剛 [6] 
他很早就知道整個政治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為基礎展開的一套學問。中國儒家有很好的觀念,可是治國的方法已經完全落伍了,要治國一定要懂經濟學,很可惜民國以來沒有什麼人懂真正的經濟學。我父親早年在台灣寫的文章總是很孤獨,他的書搞哲學的人看不懂,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學,搞經濟學的人也看不懂,他們不懂哲學。而他的經濟學本身不止是經濟學,是一套很深刻的系統,它來自西方最精華的蘇格蘭自由主義傳統。(周渝) [4] 
在周德偉身上,兼有多種身份象徵:民國曆史風雲的親歷者和堅定的憲政自由主義者、老牌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長於慎思與精算的技術官僚、終其一生不改其志地服膺中華儒學道統的思想家與踐行者。 [7] 

周德偉自我評價

周德偉曾回憶説:“《新青年》給時代影響甚大,但我不大喜愛,我嫌《新青年》的文筆太潑辣,分析及陳述不如《甲寅》及嚴氏譯述之精密而有系統”。 [6] 
周德偉先生晚年撰自傳,並説:“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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