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昆

1901年出生於廣西桂林一箇中學教員家庭。早年曾參加五四運動。 ^[2] 

1955年6月，遺骸移葬於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園。 ^[1-2] 

在中央蘇區期間，他工作頻繁變動，几上幾下，但他一切聽從黨安排，體現了共產黨員的組織性和忠誠於革命事業的高貴品德。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推行“禦敵於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等錯誤方針，紅軍接連受挫。1934年4月，周子昆臨危受命，調任粵贛軍區獨立二十二師師長。他和師政委方強等認真總結部隊作戰失利的教訓，指出：敵強我弱，“叫化子豈能和龍王爺比寶”，決不能跟敵人死打硬拼。他按照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採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組織精幹部隊，抓準戰機，向敵軍的側翼突然出擊，快打快撤，乾淨利落地吃掉了敵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隊。接着，親率師主力五個營夜襲周田，殲滅敵正規軍一個營和大批地方武裝，初步扭轉了贛南戰事的被動局面。

1934年10月上旬，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二十二師編入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縱隊的左翼掩護任務。中旬，紅軍進入粵贛邊界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遭到敵軍的截擊。周子昆奉命率六十四團迎戰，連續打退敵人的多次衝鋒，使敵軍難越雷池一步。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讚揚説：“二十二師完成任務很好，特別是六十四團打得勇敢，打得堅決，保證了中央、軍委縱隊的安全。”

1934年11月底，紅一方面軍抵達桂北，蔣介石調集25個師進行圍追堵截，妄圖把紅軍殲滅於湘江以東地區。為突破敵人的最後一道封鎖線，紅軍與敵軍展開血戰。紅九軍團掩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後，敵人的五路追剿軍蜂擁而至，二十二師左衝右突，傷亡慘重。周子昆負傷後，率餘部突出重圍，追上了主力。“太上皇”李德為推卸責任，竟拿周子昆開刀，斥責他“臨陣脱逃”，命令警衞班把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毛澤東得知自己的愛將面臨噩運，便出面干預：“把周子昆交給我處理好了。”便保住了周子昆。毛澤東的“處理”是將周子昆送往附屬醫院，叮囑他沉着氣，養好傷，日後再“執掌兵符”。

遵義會議後不久，周子昆復出，任紅五軍團副參謀長。他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在二佔遵義、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等戰役中，積極協助軍團首長指揮部隊完成作戰任務。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部隊進行整編，周子昆先後擔任紅軍大學高級指揮科科長、紅軍總司令部一局（作戰局）局長，隨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左路軍行動。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頑固對抗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反對紅軍北上西北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並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會議，公開攻擊北上方針是“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堅持其全軍南下的錯誤主張，並迫令紅一方面軍的幹部表態。周子昆堅定地説：“北上的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才有勝利的希望，南下肯定沒有出路。即使戰死、凍死、餓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由於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周子昆隨紅四方面軍三次過草地。他在10年的征戰中曾三次負傷，當時又患肺結核病，身體羸弱。他以頑強的毅力，帶領部隊戰勝種種困難，一次次走出連鳥獸也難以穿越的草地。

1936年9月中旬，中共西北局在甘肅岷州舉行會議。會議否決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決定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和紅一方面軍會合。會後，張國燾公然推翻這一決議，堅持部隊渡過黃河西進。周子昆和朱德總司令等堅持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方針，並耐心地對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做説服工作。朱德於9月2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説：“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寧]會[寧]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有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子昆、朱德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不能負此責任。”由於朱德、周子昆等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抵制，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10月上旬，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勝利會師，三大主力紅軍匯成一股無堅不摧的鐵流。從此，中國革命不斷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後來，朱德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説：“周子昆原則性強，剛柔並濟，有勇有謀，是個難得的將才。”

南昌起義時，二十五師駐江西九江馬回嶺。黨的前敵委員會派聶榮臻到該師部署起義。1927年8月1日下午，七十三、七十五團和七十四團一部以“打野外”（軍事演習）為名，經德安向南昌進發，七十三團擔任後衞，負責阻擊尾追之敵。已投入汪精衞懷抱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和第四軍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聞訊，親率衞隊營自九江乘火車追來，妄圖利用他們的權力和聲望（張、李過去以國民黨左派面目出現），將所轄部隊拉回他們的營壘。周子昆斬釘截鐵地對全營指戰員説：“張發奎、李漢魂以前是我們的上司，也曾為革命出過力。但他們現在已叛變革命，成了人民的敵人。在革命轉變的緊急關頭，我們不能有半點猶豫，要把槍口對準他們！”他帶領全營和兄弟部隊一起實行“兵諫”，以猛烈的火力迫使衞隊營繳械。頓時，“發奎發憒，漢魂失魂”，倉惶跳車，落荒而逃。張發奎破壞南昌起義的企圖被粉碎，其所轄的第二十軍，第十一軍第十師、第二十四師和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的大部參加起義，他的方面軍基本上成了空架子。

起義勝利後，由於中共中央還不懂得中國革命要走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命令起義部隊南下廣東，佔領潮州、汕頭，控制出海口，以便取得國際援助，奪取廣州，再進行第二次北伐。南征期間，第二十五師在師長周士第、政委李碩勳率領下，擔任全軍的後衞。周子昆率部在酷暑季節一路苦戰，擊退尾追之敵。同時利用行軍、作戰的間隙，開展思想工作，整頓、鞏固部隊。

1927年10月初，起義軍主力在汕頭、普寧一帶被敵重兵打散，留守後方基地大埔三河壩的第二十五師等部在第九軍副軍長朱德指揮下與強敵血戰三晝夜，傷亡慘重，僅剩1500人，被迫向粵、閩、贛邊山區轉移。這時，部隊疲憊不堪，彈盡糧絕，傷病員日益增多，失敗情緒的烏雲籠罩着部隊，不少人不辭而別，一些師團幹部也黯然出走，部隊瀕臨潰散。1927年10月23日晚，朱德和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在贛南安遠縣天心圩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朱德語重心長地説：大革命是失敗了，南昌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經過暫時的黑暗，到1917年10月，革命便成功了。中國革命也會有1917年的。當時，周子昆左臂受傷，完全可以以治傷為由離隊。但他堅信寒冬過後綻春蕾，中國的十月革命不久就會來臨，堅定地説：“我們二營全體指戰員願跟朱軍長戰鬥到底，革命不成功，決不回家！”在起義倖存部隊中，二營建制比較完整，人數也較多，周子昆的表態對穩定軍心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著名進步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所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對此事作了這樣的記述：南昌起義軍失敗後，“朱將軍未能説服失敗者，他們還在進行渙散軍心的遊説；不過朱德得到多數青年軍官的支持，這些人在其後二十年裏創造中國的歷史，其中有林彪、陳毅、周子昆和王爾琢”。天心圩會議後，一部分人公開“合法”離隊。10月底，部隊抵達大痍後，僅剩800多人，整編為一個縱隊（團），朱德任縱隊長，陳毅任政治指導員，周子昆仍任營長。他滿懷革命豪情，對戰友們説：目前我們的隊伍雖小，但這800“羅漢”都是歷經磨難，志堅意篤的強人，日後必定“修成正果”。他跟隨朱德、陳毅發動湘南起義，1928年4月進軍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其後，歷任團長、師長、軍長、軍團副參謀長、紅軍總司令部作戰局局長、新四軍副參謀長等職。

新四軍經過七晝夜的激烈戰鬥，損失慘重，處於十分危急之中。1941年1月13日下午，國民黨軍第40師向東流發動第三次總攻，新四軍5團和特務團的陣地相繼失守，設在石井大院的軍指揮所被衝散。從東流山後撤的餘部，一齊擁向石井坑，原來的建制已經打亂，無法實行統一的指揮，陷於一片混亂之中。

1941年1月13日晚上，葉挺軍長下令，要求大家想辦法突圍出去，三、五個人一起都行。他親自率領大家翻過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卻。經過一夜，於第二天拂曉到達大康王，出坑口處已被國民黨軍108師堵擊，封鎖了新四軍出路。軍部領導人為了擺脱困境，保存力量，決定由葉挺軍長出面，下山去同國民黨軍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談判。1941年14日下午4時，葉挺在鹿角山以西山衝中，被國民黨軍52師扣押。葉挺被扣後，上官雲相隨即給所屬部隊下達了分區清剿新四軍餘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細密打掃戰場，須注意遺棄械彈及化裝潛匿之匪軍要員，勿使得逃。”連續幾天，國民黨軍的搜查圍剿是很細的。

新四軍的餘部三三兩兩地分散隱蔽在各山村和叢林中，軍部的一些領導人也都已失散。項英同警衞人員李德和、鄭德勝、夏冬青等五六人在一起。周子昆同警衞員黃誠在一起。軍部作戰科長李志高、偵察科長謝忠良同張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人在一起。幾天過後，項英等同李志高、謝忠良以及劉厚總等先後相遇。又過了幾天，項英一行十多人，又與周子昆、黃誠等相遇。項、周見面時，兩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動，面對新四軍遭到的慘重損失，一邊講一邊都哭了。項英説：“部隊受到這麼大的損失，責任在我。突圍出去回到中央後，我要作檢討。”

項、週會面後，在石井坑的一個小茅棚裏住了幾天，準備同地方黨取得聯繫。隨後，又向激坑方向轉移。在轉移過程中，項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裏，烤衣服時，他們隨身攜帶的經費，大家都看到了。

在激坑，又零散地遇到了一些指戰員，其中有軍部代理協理員楊漢林、5團3營營長陳仁洪、副營長（教導員）馬長炎、軍部參謀劉查、老一團的營長李元、營教導員敖箔勝等。他們都是在事變中由當地羣眾掩護下來的。這些同志和當地羣眾、地方黨的同志都有了聯繫。他們零零散散地遇到的新四軍指戰員，一共有好幾十人，因此建立了臨時黨支部，由楊漢林任支部書記。由於和羣眾及地方黨有了聯繫，突圍去江北的計劃，也有了一些眉目。

1941年2月底至3月初，他們又轉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塢村的一個山洞裏。這個山洞在蜜蜂桶附近，位處半山腰，地勢險要，又較隱蔽。人要進洞，一定得沿着山腰攀住凸起的石頭或枝丫才能上去。洞很小，只能容納四五個人。當時安排項英、周子昆住在這個洞裏。在這個洞裏的，還有黃誠、劉厚總等人。在這個洞下面約200米處，搭了一個茅棚，謝忠良、李德和、張益乎、鄭德勝等住在這裏擔任警衞。項英、周子昆在這個山洞裏大約隱蔽了十天、半個月時間。

1941年3月13日，在上面山洞裏的，除了項英、周子昆外，還有副官劉厚總，警衞員夏冬青、黃誠。這天白天，周子昆叫黃誠到山頭上去瞭望、守衞，傍晚回到洞裏。夏冬青到下面茅棚弄水洗澡，因下雨雪，被阻在山下。

1941年3月13日，李志高帶了一些人去偵察情況，購買糧食。還決定第二天（即3月14日）清早由劉厚總、李德和兩人下山去找旌、徑、太縣委書記洪林聯繫突圍過江的事。

夜晚，洞裏點着蠟燭，項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劃了個棋盤，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大約10點多鐘，黃誠對項、周説：“天很晚了，首長睡覺吧”周子昆答：“小黃，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這天晚上，項英、周子昆的心情比往日輕鬆，邊下棋邊談心，黃誠聽到他們説過這樣一些話；“找到了地方組織，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總會突圍出去的。”“這次我們吃了很大的虧，總有一天要把這個帳算回來。”

山洞裏的地勢外高內低，裏面石壁上不斷有水滴下來，地很潮濕，靠洞口則較乾燥。黃誠挨着石壁先睡下，過了一會兒，項、周以及劉厚總也都睡下。四個人睡的位置，從裏到外，依次是：黃誠、周子昆、項英、劉厚總。

深夜2、3點鐘（即3月14日凌晨），黃誠睡得正熟，突然被幾聲沉悶的槍聲驚醒。他當時是左側身睡的，一支快慢機枕在頭下。聽到槍聲後，便伸手去摸快慢機，突然一道電筒光射在他臉上，他的右臂捱了一搶，緊接着又是一槍，只覺得頭“轟”的一下就昏過去了。這一槍打在脖子上部腦殼下，子彈自右至左穿孔。劉厚總以為把三個人都打死了，抄走了他們的武器和經費，急急忙忙下山去了。

在下面茅棚裏，李德和聽到幾聲槍聲，因山區回聲大，弄不清打槍的方向，就問那裏槍響？有的説，可能是有人在打野豬。過了一會兒，劉厚總下來了。他穿了一件長袍子，説是要同李德和一道去執行預定的任務，去找洪林。那時天還沒有亮，路不好走。兩個人就到山下黨支部書記家，發現屋子裏亮着燈；正好張益平、鄭鎔勝執行偵察任務回來，路過這裏。大家在屋裏吸了一會煙。劉厚總、李德和又繼續趕路。走到通往銅山的山路上，天快亮了，劉厚總回過頭來對李德和説；前面穿蓑衣、戴鬥籤的，可能是探子。又説，敵人來了，我們趕快跑吧。説着，他就一個勁地往山上跑，李德和在後面沒有迫上。李德和看到劉厚總神色不對，懷疑夜裏打槍的，可能就是他。李即折回。到了半山上的茅棚裏．講了劉厚總的行蹤。謝忠良、李德和、張益平、鄭錫勝、夏冬青、劉空等一起上山到了洞裏，發現項英、周子昆、黃誠都例在血泊中，在項英胸前還放了現鈔100元。周子昆側身趴倒在地。黃誠血流滿身，撫摸他的胸部，發現心臟還在跳動。大家隨即把項英、周子昆烈士的遺體連同他們蓋的毛毯，埋藏在離洞約100米處的一個石壩裏，用石頭蓋住。由劉空把黃誠送到當地羣眾徐老三家養傷、隱蔽。他們幾個人立即轉移。黃誠傷愈後，一直留在皖南，隨同劉奎堅持游擊戰爭，直至中國解放。

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是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師的老戰士。他們生有一子一女，姐弟倆長大後繼承父志，參軍衞國。姐姐周民退休前是南京軍區總醫院的正師級幹部。弟弟周林眷戀祖籍，在桂林象鼻山腳下的181醫院工作，退休前是正團級主管技師。

12年後（1941年至1953年），即1953年7月，南京軍區派劉奎（當時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和項學成（項英的兒子）等一起到朗南，在當地羣眾的協助下，找到了項英、周子昆烈士的遺骨（那條毛毯仍在，但已破爛），又找到了在皖南事變中犧牲的袁國平烈士的遺骨。1955年6月，把三位烈士的遺骨移遷南京，在雨花台望江磯建造了項英、袁國平、周子昆三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