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壽愷

周壽愷，1906～1970，1925年考入福州協和大學讀書，次年轉學至，1928年醫學預科畢業，獲理學士學位。接着又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攻讀，1933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廣州嶺南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副院長，院長，併兼博濟醫學院院長。1953年中山大學醫學院、嶺南大學醫學院和光華醫學院合併，改名華南醫學院，周壽愷任內科教授兼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改名中山醫學院後，周壽愷任副院長兼第二附屬醫院院長，系統內科教研室主任、內科教授。曾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屆廣東省人大代表，第二屆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1970年受迫害致死。

周壽愷熱愛祖國，是個民族尊嚴感很強的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個熱血青年毅然離開協和醫學院，以滿腔熱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先後擔任過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內科指導員、戰時衞生人員訓練所內科主任。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國防醫學院內科主任、教授兼教育長。1949年人民解放軍席捲大江南北，由於嚮往新中國，他隨上海國防醫學院到台灣後，藉口處理搬遷的善後事情，又返回大陸，同人民一起迎接祖國的解放。這段時間，在台灣的國防醫學院多次派人找他要他回去。一次，派來的人找到了他，還買好了他全家飛往台灣的飛機票。可是周壽愷決心已定，他不但表示自己不回去，還勸説來人也不要回去，在他的動員下，結果送機票的人也沒有回台灣。他的言行表現了一個愛國的專家學者的崇高風範。

在長期從事醫學事業的生涯中，周壽愷十分重視臨牀實踐，用他厚實的理論知識，指導臨牀工作，解決臨牀實踐中發現的具體問題，又從臨牀病例去提高實踐工作的能力，因而他臨牀經驗豐富，蜚聲醫壇，曾擔負過許多重要的醫療任務。五十年代中期，內分泌學還是我們國家一門新興的學科，周壽愷和他的同事們在物質條件困難、設備簡陋的情況下一起創建了內分泌實驗室，並迅速開展對糖尿病糖代謝、植物神經功能狀態對糖代謝的影響，以及開展席漢氏病動物模型的製備等課題的研究。六十年代初，中山醫的內分泌學實驗室從無到有，逐步完善，開始進行對更深層課題的研究，如對胰島素放射免疫分析等。

解放後，周壽愷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放在教學和教學管理上。中山醫學院成立之初，周壽愷是學院裏8個最有名望的一級教授之一，為了搞好醫學院的管理工作，他放棄了幾乎全部專業工作的時間，出任副院長，主管教學工作。儘管已肩負了繁重的行政工作任務，他仍不辭勞苦，堅持抽時間給學生上課，堅持臨牀查房教學。在教學管理上，他經常下到課堂聽課，從中發現教學中的新人新事，加以總結和推廣。他常對行政管理人員説：你們應當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後才是一個管理者，鼓勵他們深入教學第一線，他自己則經常深入課堂。他幾乎聽過學校裏每一個教師的講課，每一門課程主要講什麼內容，誰的課上得好，他都心中有數，並能及時提出改進教學的指導性意見。

周壽愷在教學管理工作中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組織各有關教研室的教師，理順醫學教學中36門課程之間的關係。對各門課程間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銜接和配合、繼承和發展等作了平衡。同時對全部實驗、實習訓練課的要求和重點也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在這個基礎上組織制定了教學大綱，使中山醫學院的學能走上正規化、規範化，教學水平大大提高。中山醫學院的教學工作和教學質量受到全國同行的好評。周壽愷在教學管理工作中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協助柯麟院長聯繫校內的專家教授，建設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

周壽愷在教學管理工作中的第三個重要貢獻，是多次召開教學方法研討會，強調改進教學方法的重要性，引起教師的重視，提高教學質量。這一做法在五十年代是先進的，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教學方法。

周壽愷始終深入到教學實踐中去，對整個醫學教育有系統的深刻的認識，在醫學教育理論方面總結出一套有創造性和系統性的教學理論體系，提出根深才能葉茂的論點，強調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訓練三者結合。首先，他強調教師應該不斷地開展科研和教學法的研究，以利於深化認識和創造性地思維。其次，他重視臨牀實驗研究，指出這是提高教學和醫療質量的重要環節。他認為只有在實踐中摸索得來的經驗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得到的知識才能牢固。他提倡啓發式的教學方法，要求教師不囿於課本講課，目的是啓發學生的臨牀思維，更好地領會理論知識。他講課邏輯嚴密，富有創造性，以“有形的思維”見稱；臨牀查房教學中，則以思路開闊、推理深邃為學生所推崇。他還提倡不同學術見解的自由爭論，培養獨立思維能力和獨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