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鑑

周其鑑，1893年4月出生在廣東省廣寧縣一個秀才家庭。他從小生活在窮困的農村，熟知農民的苦難，併發誓要為解除農民的苦難而奮鬥。家讀了幾年私塾後，15歲才開始在高等小學讀書。1918年春，他考上廣州的廣東省甲種工業學校染織班，由於他思想進步，關心同學，不久就被選為該校的學生會會長，後來又當選為“廣東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副會長，朝氣蓬勃的周其鑑對學生運動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他的帶動下，廣大學生紛紛投入到運動中，周其鑑也很好地發揮了學生運動領袖的作用。1921年夏，他成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積極投身於工人運動，領導廣州榨油工人卓有成效地開展罷工鬥爭。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使革命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也使工農運動又開始逐漸活躍起來，中共中央為加強對工農運動的領導，派遣大批黨員到工農羣眾中去，積極開展工農羣眾運動。曾受過五四運動鍛鍊、正從事工人運動的周其鑑，遵照黨的指示，率領由共產黨員和覺悟工人、革命知識青年30多人組成的隊伍，從廣州奔赴粵西山區廣寧縣開闢農民運動。他一到廣寧，就充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衝破地主豪紳的阻撓、破壞和拉攏，深入農户和田間，向農民羣眾做宣傳工作，揭露地主豪紳壓榨農民的罪惡，啓發農民的政治覺悟，組織農民協會，創建農民自衞軍，建立地方共產黨組織。不到半年時間，在中共廣東區委的領導以及彭湃、阮嘯仙等農運領袖的幫助下，在廣寧建立起了有5萬多農民參加的縣農民協會，周其鑑被選為縣農民協會委員長。縣農民自衞軍也很快組建起來了，使原來沉寂的廣寧山區開始沸騰起來。

周其鑑指導農會抓緊編練農軍，實行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税，推動農民運動迅猛發展。1924年11月，周其鑑吸收了8名工農積極分子入黨，組建了中共廣寧支部。這些革命行動，遭到地主豪紳的忌恨。地主豪紳與國民黨右派縣長、駐防軍相互勾結，陰謀撲滅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他們一方面用重金收買兇手，企圖暗殺周其鑑等人；另一方面，竭力擴大反動組織和武裝力量，與農會作對，形勢頓時緊張起來。

面對敵人的兇險圖謀，周其鑑臨危不懼，堅定地表示：“地主豪紳縱使殺了一個周其鑑，也殺不盡千千萬萬個周其鑑!”他繼續走村串户，夜以繼日地領導農民開展減租鬥爭，為了對付地主豪紳的陰謀破壞，周其鑑組織成立了縣軍事委員會，由他任主席，在及時進行戰鬥部署的同時，要求中共廣東區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援助，準備迎擊反動勢力的進攻。

12月初，廣寧縣的地主豪紳果然動手了，他們勾結當地的部分駐軍，瘋狂搗毀農會，襲擊農軍。農會對他們的反動暴行發出了嚴厲警告，可是他們非但不聽縣農會的警告，反而認為農會是軟弱可欺，更加為所欲為。中旬，中共廣東區委和廣州革命政府派出由彭湃以及廖乾五、周士第、趙自選等指揮的鐵甲軍隊到了廣寧。周其鑑率領農軍1000多人，積極配合鐵甲車隊，給了地主武裝以英勇反擊。地主豪紳見大勢不好，倉皇退縮到堅固的炮樓裏，再也不出來。

由於農軍的武器裝備較差，難以對龜縮在炮樓裏的敵人施行有效的打擊，農軍戰士們心癢難撓。敵人在炮樓裏有了喘息之機，就玩弄起了“停戰議和”的花招，企圖麻痹農軍。又在駐防軍的支持下，在縣內各地糾集地主武裝襲擊農軍，慘殺農民。

周其鑑面對敵人的兩面派手法，採取了有力的措施，加緊對農軍宣傳教育，鼓舞士氣，整頓農會，鞏固內部；加強農軍訓練，聯絡以農民羣眾為主體的大刀會，孤立敵人；在抓緊訓練的間隙，還瞅準時機，圍繳了不法地主武裝，並沒收豪紳糧食600多石，充實了軍需，使農軍士氣大增。彭湃與周其鑑還抓住時機，有效地爭取了駐防軍士兵的支持，使他們棄暗投明，站在貧苦農民一邊。一天，敵人忽然派人送來帖子，邀他們赴宴進行“停戰談判”，周其鑑研究了敵情後，認為這正是打敗敵人的天賜良機，於是他精心挑選了幾個隨行人員，帶上短槍就去赴宴了，在宴席上，他們機智地捉拿了反動縣民團總局局長，把他遊街示眾，大快人心。這次智取敵團總還收繳了民團總局的槍40餘支，壯大了農民武裝。

彭湃、周其鑑乘勝出擊，指揮農軍和鐵甲車隊的士兵，猛烈攻擊炮樓裏的地主武裝，阻擊前來援助之敵。在農軍的攻擊下，敵樓外牆頃刻倒塌。龜縮在炮樓裏的地主武裝眼看守不住跑不掉了，膽顫心驚，只好打起白旗向農軍繳械投降，並答應農會提出的解除地主武裝、賠償農民損失和按農會規定減租等項條件。

這次圍攻戰鬥，歷時3個月，殲敵800多人，繳獲大量槍支彈藥，取得了重大勝利。各區、鄉的地主豪紳因懾於農軍的威力，紛紛表示願意接受農會提出的條件。在勝利的鼓舞下，農會得以迅速發展，農軍在戰鬥中得到鍛鍊。減租運動在農運區全面展開，婦女會、供銷社和農民學校相繼出現，共產黨組織和青年團也迅速發展壯大。廣寧成了廣東農民運動最發達的縣份之一，並且創造了農民武裝鬥爭勝利的範例。

中共中央和中共廣東區委充分肯定周其鑑領導農民運動的功績。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上著文介紹蓬勃發展的廣寧農民運動時，熱情地讚揚它是“歷史的大事變”。

1925年夏，周其鑑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農委委員和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駐西江辦事處主任。他先是主持改選了廣寧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使運動中湧現的優秀分子參加到了各級農會領導機關中，緊接着又調出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幹部到西江各縣和廣西梧州等地開闢工作，發動農民援助省港工人大罷工，指揮農軍截擊軍閥劉(震寰)、楊(希閔)敗軍西竄，率領農軍鎮壓伺機反撲的地主武裝，等等。僅僅半年時間，西江地區的農民運動就進入了全盛時期。

地主豪紳狗急跳牆，1926年1月初，高(要)德(慶)廣(寧)三縣的地主豪紳為了鎮壓西江農民運動，又糾集了民團、土匪和大刀會成員1000多人，偷襲高要縣嶺村第二區農會，殺人放火，搶劫財物，搗毀農會，製造了震驚全省的“高要慘案”。

“高要慘案”激起了周其鑑的無比憤慨，他一方面遵照中共廣東區委指示，在肇慶向各界人士宣傳、揭露地主豪紳製造慘案的罪行，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並以農民運動特派員的身份率領幹部趕到嶺村，慰問傷員和被害人家屬，為流離失所的農民解決食品和寒衣，做好善後工作；另一方面，抓緊時間訓練當地農軍，發展農會組織，並派人到大刀會內部做爭取教育羣眾的工作，以防他們被地主所利用。就在這時，敵人卻退出了嶺村。

周其鑑與各級農會幹部一起，分析了敵人動向，他提醒大家認清敵人的陰謀詭計，加緊進行應付更大事變的準備。此時正值寒冬臘月，周其鑑不顧辛勞冒着嚴寒奔忙於肇慶、高要、廣寧之間，組織農軍加強戰備。為了給高要人民報仇雪恨，他多次向中共廣東區委和廣東省農協執委會呈上報告，陳述“高要慘案”的經過，分析當前鬥爭形勢，提出如下建議：設立高要綏靖委員會，全權處理此案；在省城提出嚴懲禍首，解除當地反動武裝交給農民，罷取禍首以外參加此次殘殺農民之地主豪紳罰金，設置有益農民事業；撫卹死難家屬及補助受傷農民醫藥和生活費；賠償被燒房屋及擄掠一切損失；解散高要第二區三都聯防團局；派出葉挺獨立團兩營官兵協助綏靖委員會執行任務。廣東區委採納了周其鑑這些建議，2月中旬，由葉挺、周其鑑等7人組成了高要綏靖委員會，帶領獨立團的276名官兵奔赴高要執行任務。

不料，地主豪紳非但不接受綏靖委員會的決定，反而糾集民團、土匪、大刀會數千人圍困伍村，揚言與綏靖委員會決一死戰。葉挺、周其鑑指揮早有戒備的獨立團官兵和農軍奮起抵抗，擊敗了來勢洶洶的敵人，乘勝直搗民團巢穴羅村。經過一晝夜激戰，斃敵150餘人，傷者無數，拿獲禍首4人。其餘地主豪紳懾於獨立團和農軍的威力，被迫交出槍300多支；賠款5萬多元，並用以對“高要慘案”的賠償。此舉沉重地打擊了地主豪紳，鼓舞了農軍的鬥志，有力地促進了西江農民運動的發展。至1926年4月，西江地區的農會會員已達十多萬人。

在北伐戰爭前夕，為了加強北江地區的工作，支援北伐軍勝利進軍，中共廣東區委調派周其鑑擔任廣東省農協執委會常委兼駐北江辦事處主任。他到任後，緊密依靠羣眾，改組和整頓了組織不純的曲江縣農會，參與創辦了北江農軍學校，為各級農會和農軍培養了近300名骨幹分子，從而加速了該區農民運動和農軍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

為了適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於1926年5月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周其鑑和彭湃、阮嘯仙等作為有實際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人，應邀兼任該所教員。周其鑑結合自己的經驗和體會，生動而深刻地講授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受到學員的歡迎。

周其鑑在從事農民運動和在農講所任教期間，先後撰寫了《廣寧農民反抗地主始末記》、《廣寧高要曲江農運狀況》、《西江辦事處會務報告》和《陳伯忠烈士傳略》等論著，總結了農民運動的經驗精闢地論述了關於農民運動的發生發展、農軍的建軍治軍戰鬥等一系列原則問題。他強調“農民運動，實在就是被壓迫階級——農民對於一切壓迫階級鬥爭行為”，必須充分地發動廣大貧苦農民，組織和發展農民協會，建立和壯大農軍，實行工農大聯合，用政治和軍事手段堅決反抗地主豪紳；到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必須十分關心農民的疾苦，艱苦奮鬥，不怕犧牲。這樣，才能取得廣大農民的擁護，不斷壯大農村革命力量，勝利進行農民運動。周其鑑的這些論述，對黨的農民運動理論和綱領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正當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1927年4月，蔣介石集團在上海和廣州等地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周其鑑滿懷悲憤，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他接受黨的重託，冒着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到清遠縣等地傳達中共廣東區委關於武裝暴動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指示，加緊訓練農軍，率領清遠和英德兩縣農軍聯合攻取英德縣城，成立了英德縣工農兵政府。同時在鐵路沿線伏擊敵軍，破壞敵人交通。

4月下旬，周其鑑率領清遠、英德的農軍到韶關，準備尋找合適時機南下奪取廣州。可是，由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一時無法動手，使計劃擱淺了。後來，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決定，他們把韶關的農軍和工軍共1200多人集中起來，組編成廣東北江工農軍，周其鑑任副總指揮。經過短時間集訓後，周其鑑等率領工農軍於5月初開始北上湖南，幾經周折，於6月中旬到達武漢。

隨着蔣介石集團的叛變，武漢地區的反動勢力也日益猖獗，周其鑑等率領工農軍戰士，多次參加武漢地區革命團體召開的“討蔣集會”和其他革命活動，憤怒聲討蔣介石集團，堅決支持湖北工農運動。他在湖北省農協擴大會議上致詞時曾指出：我們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生路，一條是死路。革命就是生路，不革命就是死路。他呼籲農民要不分地域界限，全國一致團結起來革命。但是，由於黨內右傾投降主義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致使革命一再受到挫折。不久，汪精衞集團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使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倒在血泊之中，生氣勃勃的大革命失敗了。周其鑑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領工農軍600多人到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他堅決執行起義總指揮部下達的攻打守備新營房附近敵軍的戰鬥任務，巧妙地化裝偵察敵情，有力地配合起義軍迅速殲滅敵人。

南昌起義軍在潮汕地區失敗後，周其鑑在羣眾掩護下轉移到香港，參與安排停留在香港的革命同志潛回廣州和其他縣，重整旗鼓，堅持鬥爭。10月中旬，周其鑑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委員。隨後，他秘密回到廣州，積極參與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他還到清遠等縣恢復黨的組織，發動羣眾重建農會和農軍，舉行暴動，攻佔縣城，以配合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周其鑑和阮嘯仙等在北江地區堅持工作，組織農軍在英德縣潭洞等地舉行武裝暴動，打擊反動勢力。

1928年1月23日，周其鑑在清遠不幸被捕。在獄中，敵人對他施以慘無人道的毒刑。他始終立場堅定，忠貞不屈，當敵人送上紙筆要他招供時，周其鑑大義凜然，斥罵敵人並把紙筆掃落在地，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反動派秘密地將周其鑑殺害。革命羣眾聞此噩耗，悲憤萬分，冒着生命危險，安葬了他的遺體。

周其鑑，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的著名領袖和農民武裝鬥爭的優秀領導人，他崇高的革命品質和功績，得到黨的肯定和羣眾的讚揚。早在毛澤東請周其鑑任農講所教員時，就將他的《廣寧農民反抗地主始末記》、《廣寧高要曲江農民運動狀況》等論著，編入《農民問題叢刊》，指出這些是叢刊中“最精粹部分，它給了我們做農民運動的方法”，要求全國農運幹部仔細地去閲讀，更好地開展農民運動。40年代周恩來在延安談起中國革命的經歷時，曾指出：廣東農民運動掌握領導者是彭湃，在農民武裝鬥爭方面，開始領導人是周其鑑。廣寧人民為了紀念他，在家鄉建立了“周其鑑紀念中學校”，豎起了周其鑑雕像，永志紀念。 ^[1]